陶璐娜：我保持了21年的记录，去年被一个19岁印度女孩破掉了

随着8月5日中国选手李越宏获得男子25米手枪速射金牌，中国射击队也结束了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之战，总共收获5金2银2铜的好成绩。

在这些辉煌战绩的背后，是射击健儿们日复一日的汗水与泪水，更是中国射击运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传承。

作为中国射击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上海射击射箭中心主任，同时也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陶璐娜，也和观察者网分享了她在射击领域这么多年来的深刻感悟，以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期待和祝福。

观察者网对话陶璐娜，听她讲述“中国奥运首金队”背后的故事。

观察者网：陶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在奥运期间和您交流。我们知道您的师傅，射击冠军许海峰是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他带出了您，您现在又带出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像杨倩、姜冉馨这批00后的小将都已经脱颖而出。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射击运动的这种传承？在您眼中，每一代的射击奥运冠军在个性特点上有什么区别？

陶璐娜：中国射击的凝聚力和团结协作精神一直在传承。从许教练的时代到我做运动员的时代，再到今天的00后小将，射击项目整体的环境氛围，每一个运动员对这个项目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心中的目标和规划都非常清晰的。所以在大家眼中，似乎每一个射击运动员都比较类似，性格也比较相同。

不过我感觉我们师父这一代好像更加“霸气”——他们从来不会担心奥运会落选，有种知道自己“打遍全国无敌手”的自信。但是对我来说，即便平时成绩不错，遇到奥运会选拔也会焦虑和担忧。现在国家队竞争就更加激烈了，都说现在是一个“内卷”的时代，竞技体育界也是如此，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比如10米气步枪项目，原来我做运动员的时候，女子气步枪40发的成绩在392左右，已经是发挥比较好了，后来我们赵颖慧达到了400满环的成绩，现在的气步枪成绩已经到了感觉是在校枪一样——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的装备手段、选才手段、培养手段、心理手段等等都突飞猛进，运动员也变得越来越优秀。所以现在的运动员普遍感觉自己能够被周围人分分钟超越，会有一定危机感，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不自信”。

2000悉尼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陶璐娜夺得冠军。这是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首金。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您获得了女子10米气手枪金牌，这也是那一届奥运会中国队的首金。当时的细节您现在是否还记得，面对压力您和您的教练许海峰是如何调节和克服的？

陶璐娜：我现在还记得比赛之前的两个月，我就已经明显感觉到了紧张，感觉胸口哇凉哇凉的，就算准备再充分，也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把人团团围住，感觉整个氛围都是沉重和压抑的。到了悉尼之后，当时的奥运村和赛场也是非常简陋的，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管住自己的思想，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为了让我不分心，当时许海峰教练在训练时经常给我编故事，比如对我说今天俄罗斯某位运动员打得很好，保加利亚运动员打得也挺好等等，目的就是泼凉水，让我不要得意忘形。就算我的成绩全是10环这样的成绩，他也会把屏幕清掉，把后面的纸撕掉，让我们不要去过多地考虑成绩。在奥运会参加比赛前一天，我觉得许教练可能是给了我一句暗示，他说，你看我们（中国队）先拿了一块铜牌，后来又拿了块银牌……当时我就看着教练的脸，想着接下去肯定要拿金牌了。

就像我们的心理老师在出发之前对我们说的，“要以瓦伦达心态走向奥运赛场”——瓦伦达是一个走钢丝的人，他在走钢丝的时候，只看好脚下的每一步，不会去看前面的目的地，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就是打好每一枪，不要去想结果，因为我有这个实力，然后奥运金牌自然来临了。

其实比赛那天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决赛开打之前我吃了一张黄牌，实际上当时这是比赛规则允许的——这个项目之前是欧洲的强项，没想到1996-2004年以后就变成中国的强项了，所以意大利裁判故意盯着我们中国队，不过我没有受到影响，资格赛打完最后一组100环以后，破了奥运会资格赛纪录，我当时就感到冠军离我越来越近了。最终的结果出来以后，我感到很幸福，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梦想，原来奥运会也就这样，我也能平稳地走过来，也能够扛住压力。

观察者网：悉尼奥运会距离现在也差不多24年了，从24年前的悉尼到今天的巴黎，您感受到奥运发展了这么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陶璐娜：我感觉变化非常大。比如说训练的要求和理念，我们做运动员的时候，硬件条件非常差，而今天我们的枪支、电子靶等各种装备，还有靶场、宿舍、赞助商、国家队的保障、训科医一体化的团队，包括出国训练比赛的机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比之下感觉我们小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现在全部都有了。

这次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保障团队也是做足了功夫，比方说在姜冉馨出发之前，国家队中心主任、副主任、领队教练亲自带头，一起审定参赛计划——我们那个时候有些运动员可能连参赛方案都没有，现在方方面面是非常细致的，这就是训练理念、竞赛理念的转变，从硬件到软件到人的思想，再到整个团队的意识和保障，三维立体地保障运动员备战，最终为国争光。

另外还有奥运会的竞赛方案。奥委会和国际射联为了项目更加精彩，改了一稿又一稿的竞赛方案，现在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这种可视化的视觉效果，包括赛制的精彩程度和观众的现场感受都大大地提升了。

训练现场，观众手里拿着鼓掌器在赛场上制造噪音是一种抗干扰训练。观察者网拍摄

观察者网：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原先的射击赛场是非常安静的，但是现在允许观众欢呼加油，所以现在射击队在比赛和训练时会专门安排观众制造声音，包括现场放一些音乐来帮助选手排除干扰、适应环境。

陶璐娜：对，这就是一种竞赛的改革，能够让大家更加欢乐地感受到射击的魅力，同时因为受到干扰，赛场上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我们之前的资格赛成绩是带到决赛当中去的，现在都是清零。从零开始意味着每个人的机会又在增加，再加上射击这个项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相差0.1、0.2甚至0.5，从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而最终的胜负就在这非常微小的毫厘之间。

除此以外，整个社会对于运动员的关注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小时候去参加比赛，受到的关注度没有这么大，也没有媒体和社交网络铺天盖地地宣传和推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运动员很难做到以前那种严格的“信息回避”，再加上“饭圈文化”也会影响体育界，对于运动员的心态、专注力、心理承受力都会有更大的挑战。

还有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卷”——不是我们中国一家卷，世界范围内的射击选手都在卷，比如印度射击。印度特意聘请了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的教练员和管理人员带教，全面系统地包装策划整个队伍的备战，他们为此拼尽全力。我的射击纪录保持了21年，去年就是被一个19岁的印度女孩子破掉了。

我觉得未来很多项目都是可以“封顶”的，也就是说原来不敢想象的满环实际上是存在的，会有优秀运动员不断涌现出来，去打破纪录，这就是竞技体育的精彩。

观察者网：刚才我们回顾了您的巅峰时刻，但是我们知道您的运动生涯也不是一直一帆风顺的，您在运动生涯中经历了哪些“坎”，又是如何突破的？

陶璐娜：就像前两天东京奥运会冠军杨倩说的，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失败。

1999年悉尼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经历了一段低谷。那个时候打手枪速射，打到最后总是会脱靶，控制不了自己，比赛又在眼前，我又必须入选。我找了很多教练员、运动员、领队，还去找心理老师，花了很多功夫，大方展示自己的漏洞，这个很难，因为谁都爱面子，不愿意轻易展示脆弱的一面。但是我需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放下包袱。

所以射击射箭是对心理考验是特别大的一个项目。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碰到困难，解决问题，进步后再碰到困难再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悉尼奥运后我又参加了雅典奥运，当时的心态没调整好，比赛发挥不佳，然后我就真正进入了一个低谷。后面我用了两年时间去克服，最终在亚运会又获得三金一银，并且打出了历史最好的资格赛成绩，391环。

那两年对于我整个人生都是有指导意义，射击项目每一发都从零开始，走下冠军领奖台的那一刻就是重新开始，这是我们射击人一直在说的，但是真正做到其实特别艰难，我们需要扛住压力，不断寻找问题超越自己。

你看杨倩，她实际上每一次选拔赛都是正常发挥，只不过可能她的同伴打得比她更好，所以没能入选奥运会，有很多人会说“奥运冠军不行了”如何如何……作为曾经的奥运冠军，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压力。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是奥运冠军我要打好，但事实上当我突破冠军光环，对于任何人的超越我都能坦然处之，我才是真正进步了。

观察者网：在运动生涯结束之后，您的社会身份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原来您是征战沙场的运动员，现在一方面您是上海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的领导，另外一方面您也是政协委员，还有参政议政的职责，您是如何处理和适应这样的转变的？

陶璐娜：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国家输送更多优秀的运动员，助力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为上海市、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金牌选手。作为政协委员，就是要关心国家大事，再结合自己本职工作为我们体育大国成为体育强国，包括民生、教育、医疗方方面面，给国家建言献策。

同时也要学很多新的东西，比方说我作为运动员或许不善言辞，但作为政协委员、作为射击中心领导我必须发言。退役以后，我在好几个岗位锻炼过，必须学会给领导写发言稿、策划活动方案、汇报等等。一开始我也做不好，也会紧张焦虑，但我作为曾经的运动员就是不怕失败不怕丢脸，勇于尝试。

可能运动员普遍都有一种“永远争第一”的心态吧，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就抱着锻炼的心态，讲得不好、写得不好又怎么样？那两年低谷期的经历就像给我打下底了一样，我当时七环八环满靶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一个三线的区级小运动员。当这种心态带入到工作当中去的时候，我就会想做得不好就从头再来，查漏补缺。

所以我也经常鼓励我们团队，鼓励我们运动员要积极思考。我们运动员的生活常常就是三点一线——食堂、宿舍、靶场，到了国外也是宾馆、靶场、机场。所以我们射击射箭运动员虽然可能专注度很强，但是另外一方面发散性思维、深度思考可能还不够。

上海射击射箭中心，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运动员们正在专注比赛。观察者网拍摄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运动员在长期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是和社会接触不多，是比较封闭的。奥运期间，大家在欢呼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运动员如何在退役后实现转型。您刚才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现实中我们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去克服其中的困难？

陶璐娜：运动员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为了为国争光，他们需要进行长期的系统化的训练。在系统化的训练过程当中，国家队会把运动员管得比较严：三点一线的管理方式，封闭的训练环境，让运动员很少有接触社会的机会，更别提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各行各业的精英在一起去头脑风暴，去向别人学习。

我曾经在国家队看到我们运动员练到晚上8点多还在练，还有夜训的，再加上还有很多规定的动作要去学习，留给他们自己思考、学习、娱乐的时间确实是非常少的。长期这样有可能养成一些不利于今后发展的习惯和思路，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提醒运动员要去多接触社会。

我们上海队对于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还是抓得很紧，小运动员们一周能够回家一次。这一天的时间里是可以去娱乐、看展、学习交友、体验新鲜的东西。但是和普通人相比，时间也是不太充分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从体育大国发展到体育强国的过程中，这样的机制体制、包括运动员的管理一定要改革和创新。

很多运动员在退役以后会去选择大学再去读书，在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目前对于优秀运动员，国家给予的关照和出路还是比较好的。对于全国前三名以上的运动员，我们上海的分配政策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这样运动员服役期间一门心思把竞技体育做到最好，等到退役以后想办法去把文化学习去补一补，然后在社会上历练也好，实习也好，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安排，而不是一刀切管得那么死。

观察者网：近年来，中国的全民体育发展得非常好，包括射击在内，很多原本我们只在专业运动会上才能看到的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大家在运动中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提升。尤其是孩子的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体育兴趣爱好，射击项目是如何选拔人才的，什么样的人适合从事射击这项运动呢？

陶璐娜：我认为射击运动是最“不挑人”的运动，无论男女老幼高矮胖瘦，都可以参加这个项目。1米9的人和1米5的人也可以成为高手，我们队里有200多斤的运动员，也有很瘦的运动员，黄雨婷的体重就只有90斤左右。射击不需要耐力，不需要速度，不需要力量，不需要柔韧，不需要灵敏，纠正视力1.0就可以了，只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紧张没关系，心理素质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你还缺什么？

我觉得每个学生都应该从事一到两项，甚至更多的体育运动。多尝试就会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如果其他运动的硬性条件，比如身高体重不具备，我建议可以去练练射击，你将收获一个强健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品质，还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在青少年的选拔方面，我们上海射击射箭运动中心把各个项目做了一套完整的选材方案，我们上海十七个区都有“少体校”给孩子们训练——可以自己报名，我们也会有海选，比如我们经常会走进学校，给孩子们上一堂普及课，学生们用非常安全的激光枪打几枪，在高科技的时代，跟轨迹分析，击发的力量、速度、时间等等，“苗子”自然而然就选出来了。

至于普通的成年人如果想开始这项运动，可以用点评类软件搜一下社会上的俱乐部进行实弹体验，国外玩真枪的场所还是比较多，国内相对来讲少一点。作为运动员我曾经和北京的武警比赛过实弹射击，事实证明射击运动练得好，真枪上手一样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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