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军旗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一）

献给中县干部

献诗

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飘满了蒲公英中县的天空

【内容摘要】

本研究在对改革开放30年来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大背景下，运用政治精英生涯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县干部1978年以来的变迁和晋升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并提供了中县干部的整体图像和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

从中县干部的构成来看，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从干部的家庭出身来看，60%来自于农家，20%来自于干部家庭。从性别结构来看，90%是男性，10%为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分布于35-55岁的年龄区间。从教育程度来看，全日制教育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在职学历教育则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从专业来看，全日制教育文科和理科都占一定比重，文理不分的比重最大。在职学历教育则以人文社科为主。从籍贯分布来看，基本都是地方精英，正科级以下基本都是中县人，副处级以上基本都是非中县的北山市人。在籍贯分布中，不均衡现象明显，某个地域集中产出干部的精英集群现象突出。

从中县干部的来源来看，主要是三个渠道: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吸收录用。从他们的初职获得来看，主要是贯彻学用一致，专业对口的原则，同时关系等社会资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获得初职后，大多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成长阶段，这其中，再筛选机制在他们的单位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教师从政则是比较鲜明的干部流动现象。同时在干部流动中，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突出。而单位流动的结果证明，干部资源的多少和单位的好坏往往成正比。

从中县干部的发展轨迹来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说明干部的流动和他们的晋升成正比。从干部轨迹可以看出，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约8年，副科到正科约3年，正科到副处约7年，副处到正处约7年。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一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在中县，关键机构主要有:党群系统的县委办、组织部、纪委和团县委等:政府系统的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等:公检法机构和重点镇等。关键岗位主要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等。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从政绩与干部的仕途来看，1978年以来，中县实行了一种以激励为主的干部政绩型体制。通过中心任务和目标考核，这种体制把干部引入为晋升而发展的竞赛中，从而形成了中县30年巨变的制度性因素。但凭政绩用干部必然导致政绩真伪问题，并导致假政绩的不断出现。政绩型体制在中县演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精英乡镇集团，产生了乡镇党委书记晋升的双强模型，这种双强模型以经济发展和绝对绩效为基础，使得绝对绩效而不是相对绩效，综合指标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经济发展和经济指标成为政绩型体制的基础。

从关系与干部的仕途来看，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并导致隐性台阶的强化和干部仕途“过度竞争”的格局。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有机结合，这其中非正式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干部构成，干部来源，干部摇篮，政绩，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

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卞之琳:《音尘》

200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来到河南省北山市中县挂职锻炼®，计划乡镇1年(挂职副乡长)，县政府1年(挂职县长助理)，主要任务是田野调查，写作博士论文。出发的时候，导师一再要求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就是睁大眼睛，多观察，多思考，在挂职实践中发现社会事实，发现论文主题。

中县位于河南省，全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80万人，设8镇5乡，2个街道办事处。中县境内，八水竞流，地势平坦，号称“百里平川”: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历史上自然灾害较少，中县人称自己家乡为“贵地”。

中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现正在向工业县转型。农业形成了蔬菜、畜牧、棉花三个支柱产业，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和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工业形成了棉纺织、食品加工、化工、建材等四个优势行业。截至2009年，中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30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个多亿，支出为8个多亿，农民人均收入5000多元。

在和中县领导干部的朝夕相处中，渐渐产生了研究这一群体的想法。在和导师多次交流沟通后，正式确定论文以中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历程为基础，以晋升机制为主题，时间跨度则主要限定为1978年以来。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党的执政基础、政权的稳固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同时，对县乡干部政治生涯的研究，是了解中国基层政治和社会变迁的钥匙和枢纽，因而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1978年以来中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现任的中县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重点是正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单位的一把手。具体来说，包括各乡镇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党委部门的常务副部长等，政府部门的委主任以及各局局长，垂直部门的各局局长: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武装部以及工会等机构的主要领导。

第二层次是199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和现任的领导干部一起，形成了中县10年来完整的领导干部更迭和变迁谱系。

第三层次是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离退休的老干部。这些老干部政治生涯长，经历的事件多，又是党的干部政策变迁的亲历者和体现者。同时，这些老干部阅尽沧桑，顾忌较少，往往能够坦率深刻地谈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他们增加了本研究的厚度和深度。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政治精英生涯分析为主要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政治精英生涯分析是政治精英研究的元模式和元方法，这正如美国政治精英研究大家拉斯韦尔所说:没有精英生涯的政治学只是动物标本(LiCheng,2001:51)。通过对微观的精英生涯的分析，可以贯通中观的政治机构生态和宏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因此，国内外的政治精英研究大多从精英生涯分析入手。

从微观层次来说，精英生涯分析主要关注精英的成长环境，精英政治生涯的转折，精英政治生涯的轨迹和流动，以及精英政治生涯的退出等等，往往需要构建完整的政治精英生涯历程。

从中观层次来说，政治精英生涯是在一定政治机构内的生涯，从而可以反映政治机构的组成、运转和生态，而不同的政治机构往往会在精英生涯留下不同的烙印。

从宏观层次来说，对政治精英生涯的分析，往往能够反映特定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比如政治精英的录用和流动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往往有不同的模式和特点。

围绕政治精英生涯分析，本研究运用了下面三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1.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是定性研究较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近些年，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深度访谈法通过面对面的交谈，获得深度事实和复杂细节。由于本研究主要围绕中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深度访谈是较好的研究方法，并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形成个案研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包括下列范畴和人员:

(1)乡镇领导。中县有15个乡镇，这样就有15个乡镇长和15个乡镇党委书记，笔者访谈了13个乡镇长和15个乡镇党委书记，形成了乡镇党政一把手的28个访谈个案。

(2)县直部委局以及垂直部门的局领导。中县一共有83个县直部委局，12个垂直部门局。这样就有83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和12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笔者访谈了45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和6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形成了县直部委局和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的51个访谈个案。

(3)县领导。中县把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统称为县领导，包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武装部以及工会等机构的领导共32人，全部进行了访谈,形成了32个访谈个案，这其中包括28名副处级领导和4名正处级领导。

(4)老干部。笔者共访谈1978年以来曾经在中县工作的老干部26人，形成了26个老干部访谈个案。

(5)副科级干部和正科级干部。笔者还根据论文需要访谈副科级干部16人和正科级干部8人，形成了24个访谈个案。

这样一共访谈了161个案。

而笔者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的1年中，曾经访谈了60多位西城乡政府的领导干部，同时还对16个乡直部门的一把手和16位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访谈，共形成近100个访谈个案，这些个案提供了丰富的乡村干部生涯材料，并对本研究起到了预调查的作用。

深度访谈的具体方式，主要采取了下列三种:

(1)圈定式访谈。就是研究者圈定必须访谈的对象，这包括县领导，县直重要部委局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等。

(2)推荐式访谈。就是让访谈对象推荐访谈对象，这一方面具有针对性，提高访谈效果和质量，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些领导干部的朋友圈和关系网。

(3)追溯式访谈。就是通过访谈了解到一些人或事件所涉及的人之后，顺藤摸瓜，沿着线索谈下去，同时注意收集当事人双方乃至第三方的意见。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客观公正地了解问题，获得第一手材料，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访谈效果。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挖到很深的东西。

笔者在访谈过程中，明显感觉到老干部和副科级干部更坦率一些，更能谈出县乡领导干部政治生涯中的一些实情，而一些一把手特别是正在追求进步的一把手，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顾忌，对于这些，笔者一般通过访谈他们的上级或者下属来获得一些对比材料，比如对于关系网，当事人不愿过多谈及，就可以通过一些老干部或者任职较长的干部获得。中县不大，官场有其独特的信息传播系统，比如酒桌上，牌场上，相互之间，很难保存什么秘密。对于每个领导干部的具体情况，通过其本人和其上级下属的相互印证补充，往往能够形成完整全面的生涯材料。

2.文献分析法

对于本研究，中县县委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大致分为下列类别:

(1)中县县情类。包括《中县县志》、《中县年鉴》、《中县乡村志》、《中县统计年鉴》等等，这些主要是通过县政府办、史志办等部门获得。

(2)简历类。包括15个乡镇党委书记和15个乡镇长的简历:83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的简历:12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的简历:32名现任县领导的简历:199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52个县领导的简历，这些主要通过组织部门以及相关部门办公室和《中县年鉴》等渠道获得。

(3)组织人事类。包括各级组织部门的《组织工作文件选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策法规文件选编》、《干部工作文件选编》、《干部人事工作实用手册》、《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中县组织史资料》、《北山干部任免名录1949-2000》等等。各级人事部门的《人事工作文件选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等等。这些主要通过组织人事部门获得。

(4)档案类。包括中县制定的干部政策文件档案，干部任免文件，违纪档案，编制文件，机构改革文件等等。这些主要通过县纪委、档案局、编制办、机要局等机构获得。

这些文献材料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对这些文献材料的分析和统计，补充了通过访谈不能获得的资料和信息，同时，通过这些文献和访谈资料的相互印证，既能够判断访谈资料的可靠性，也可以为访谈资料提供政策框架和制度变迁脉络。

3.参与观察法

在中县挂职锻炼近2年的时间中，通过工作、开会、交谈以及喝酒等各种方式，我得以和中县的很多领导干部近距离接触，有很多都成为朋友。中县官风纯朴，没有排外思想。中县领导干部对于我这个下来挂职锻炼做社会调研的博士相待甚厚，我和他们也是“和谐社会”，相处甚宜，这些都为参与观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近距离的交往和接触中，我得以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交往:他们的发言、心声、思考:他们的酸甜苦辣、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感性基础和地方知识。

本论文对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就是提出并采用了“履历和访谈二重法”，一方面收集了中县重要干部的全部简历，从而构建了中县干部的简历体系。另一方面，对重要干部全部进行深入访谈，这样简历上无法体现的重要方面，就可以通过访谈得到。比如工作的具体变动以及每一次晋升的过程,特别是重要晋升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出现于简历，也就是简历只是提供干部的生涯框架，很多重要的细节资料必须通过访谈获得，这样简历和访谈就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从而得以构建干部完整而翔实的政治生涯历程，这就是精英生涯分析的“履历和访谈二重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我的内部人身份显然大大有助于这一方法的运用和实施，这是很多研究者无法具备的优势。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本研究中,领导干部和政治精英是同义词，文献主要对194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进行梳理。中国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上下同构，上层和下层的政治有很多的类似性。二是政治的精英性，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精英治国”，革命无非是新的精英打倒旧的精英。这使得在中国，精英政治和政治精英是一颗硬币的两面，息息相关。而本章希望把对中县干部的研究放在1949年以来整个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历史脉络中。从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来看，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也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从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现实来看，有两大特点:一是形成了欧美、港台和大陆三大学术研究重镇，特别是形成美、台和大陆学术研究三极，这其中，大陆的政治精英研究正在崛起。二是大陆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县以下，特别是乡村，境外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省部级以上，这使得县一级政治精英的研究成为大有可为的领域，也是本研究的缘起所在。根据本研究的主题，本节从政治精英特征，机构、职位与晋升，政绩与晋升，关系与晋升以及县乡政治精英研究等五个方面,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文献进行考察。

一、政治精英特征

早在1969年，Kautsky(1969)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的研究中，提出随着这些国家向工业化的转型，必将会伴随政治精英从革命精英向管理精英(技术官僚)的转型，并详细考察了两种类型精英在背景、经历、培养、态度和政策方面的不同。

1988年，LiCheng等(1988)在对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共高层政治精英从革命老干部一一革命动员者和意识形态者向新的精英类型一一管理者和技术官僚的转变。李成等还对技术官僚这一术语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考察。

此后对中共政治精英类型的研究不断出现，ChiangChiahsiung(1990)对1949-1987年期间中共172位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轨迹进行考察，从理性一技术的官僚模式出发，认为专业技能和技术技能将成为精英录用的决定因素，虽然从1949到1987年，省委第一书记中只有16%的技术官僚，但iangChiahsiung观察到，1977-1987年，省委第一书记中技术官僚比例显著增加，这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势。

Lee Hongyung(1991)在对中共政治精英变迁的研究中，提出1978年以来，中共政治精英出现了革命干部向党的技术官僚的转变。徐湘林(2001)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转换提供了精英更迭的新范例，与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导致的政治精英更迭不同，内在政治动力是中国政治精英更迭的主要原因，精英更换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精英更换的结果是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崛起。LiCheng(2001)在对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高层政治精英的研究中，提出改革年代精英转型的显著特征就是技术官僚的崛起，技术官僚有三个特征:接受过技术教育，从事过专业工作，拥有领导干部职位。李成认为技术官僚的崛起，主要应归因于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针，而专业化方针实际上就是选拔接受过技术教育的理工科背景干部。Zang Xiaowei(2004)在二元精英路径视角下和对技术官僚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中共政治精英的政治一技术官僚特征，认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代表了中共的两种官僚类型和晋升路径，组织宣传等政治官僚对于政治体系的管理和稳定至关重要，但他们需要技术官僚来分享权力，需要技术官僚的建议和专业能力，特别在经济领域。李成认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区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中国，一个技术官僚一定是政治技术官僚，他们几乎都是党的官员，一些甚至是组织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因而所有的技术官僚同时也是政治官僚。黄信豪(2008)对1978年以来中共高层政治精英流动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精英录用并无外在于党务部门的单独通道，政府部门来自于党职出身的比例增加，党务部门精英具有科技专长的比例也显著增加，从而出现精英融合趋势，但党务部门对政治标准的要求要高于政府部门。

二、机构、职位与晋升

政治精英的晋升是个复杂过程，是多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选拔任用标准和程序以及政治机构都对流动影响很大，同时精英个人的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下面的文献主要是考察政治机构和职位等因素对晋升的影响。

Chiang Chiahsiung(1990)在对省委第一书记的研究中，发现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毛时代的清洗在邓时代基本不再出现。省委第一书记能否进入政治局与省的地位关联很大，这些关键省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在进入政治局的23名省委第一书记中，17名来自于关键省份。省委第一书记的政治机会已经结构化:他们大部分具有本省工作经历，43%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从省委书记位置上晋升，省委第一书记的平均任期是55个月等。

Bo Zhiyue(2002)对1949-1998年之间2534名中共省级领导进行了翔实的量化分析，发现省的地位不同对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影响很大。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代表席位，薄智跃建立了各省的权力指数，并称产出政治局委员的省份为“精英省”，主要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四川、山东、江苏和河南等省。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薄建立了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整体图像，发现:在时间序列下，省级领导人具有很大的稳定性，84%的会保持原位，3%得以晋升，3%水平流动，6%向下流动，4%会退休。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1967、1983和1993年，是省级领导人变动幅度较大的年份。薄还就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特征和政治流动之间建立了模型，发现:大学文凭并无助于省级领导人的晋升，而具有大学文凭的省委领导的晋升几率竟小于没有大学文凭的省级领导。年龄和晋升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年龄大的省委领导流动率更大。从党员影响来看，非中共省级领导人晋升几率非常小，但降职和退休的几率也小。从籍贯来看，本省籍的省级领导人的流动形态和外省籍的并无大的差别，但他们的流动率要小一些。从民族和性别来看，少数民族省级领导人流动率要小一些，降职的几率也小一些，女性省级领导人晋升的几率小一些，不到男性省级领导人的50%。从工作的层次来看，来自于中央的省级领导人晋升几率大，水平流动和降职的几率也大，但退休的几率小。省级领导人政治流动也受政治形势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是最好的时期，晋升的几率大，降职的几率很小，能够体面地退休。从职务上看，省长的晋升几率最大，流动率也大，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则退休的几率更大。

Zang Xiaowei(2004)通过1988年和1994年《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中的1588名中国副省部级以上政治精英数据库，在二元精英路径的视角下，对中国高层政治精英的选拔任用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和晋升标准，党委系统晋升更强调政治标准，晋升中特殊主义更大一些:政府系统晋升更强调教育资格，晋升中普遍主义更大一些。同时具有重点大学理工学历的官员更易晋升。从流动率来看，大学文凭增加了党政官员晋升的几率，特别是在政府系统中，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政府系统的流动率比党委系统的要大。

黄信豪(2008)以1978至2008年之间739位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层政治精英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共在发展和专政的目标考量下，以及“调整为了生存，调整幅度也必须限制在生存目的下”的组织逻辑下，中共高层政治精英流动呈现“有限活化”的整体图景，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部门优先于党务部门的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党务部门精英的政治性要求始终高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来自于党职出身的比例增加，党务部门精英具有科技专长的比例显著增加，中共通过党职经历，有意识培养专业精英:党职经历和政党赞助对精英仕途影响很大，年龄越轻和越快取得党职经历的精英，越快晋升为党领导人，而无党职经历，不具备政党赞助的专业精英流动率则较高:同时，党务部门流动率小于政府部门。不论晋升离退，任职正部级5-7年决定精英仕途发展结果，学历、专长能降低离退风险。

马敏镐(1997)通过对陕西Y县、江西G市、福建C市232名县乡干部的个人背景资料的分析，辅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研究。马敏镐建立了县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预备阶段、人选产生阶段、考核阶段、人选确定阶段和任命阶段等。并具体考察政策性因素、素养因素、人口学特征、环境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在对Y县10个县直职位竞争的研究中，发现年轻者和学历高者更易胜出，而具有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和乡镇一把手经历的干部更具竞争力。从晋升路径来看，县级干部同一系统和部门的内部晋升占了相当比例，还出现了机关一基层一机关等的晋升路径。

Landry(2000)通过对江苏4个县市243名县领导和县直领导的深度访谈，从组织人事和干部的角度考察分权改革下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Landry把江苏4县干部的仕途经历分为:党委、政府、军队、群团、乡镇和企业等五个类型，并构建了这些政治机构经历和干部晋升关系的数量模型，发现，党委经历是干部晋升的重要通道，对干部的晋升具有很强的推力:政府经历效应不如党委经历:军队经历对干部晋升的效应也显著:群团经历在1980年代显著，此后逐渐衰弱:企业经历和乡镇经历对干部晋升并无多大助益，虽然乡镇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很大:从各级组织部门的作用来看，对科级干部来说，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对于县领导来说，则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这和组织部门下管一级的制度设计相符。Landry还发现，党龄和教育程度都有助于干部的晋升，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晋升较快。

以下文献考察了政治机构和特殊职位对于干部仕途的影响。

Li Wei & Pye(1992)指出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秘书群体的普遍存在，并考察了秘书的职责，秘书的权力以及秘书和首长的共生关系等。LiCheng(2001)则注重研究秘书生涯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以及秘书在首长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政治联盟，政治权力基础的巩固以及协调作用等。李成的研究表明，在其界定的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中，具有秘书经历的都分别占据两成的比例，加上具有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长经历也分别约占两成，共约有四成的领导人具有秘书经历(Cheng Li,2001:151)，从而证明了秘书岗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这一命题。

寇健文(2001)通过对1978-2000年之间121位共青团中央常委的仕途考察，发现七成转业后担任党政干部，五成晋升为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从而实证了共青团为干部的摇篮，具有干部输送的组织使命。但团干部多半在组织、宣传、统战、外联和政法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和科技部门的主管，显示中共干部输送管道出现区隔分化现象。

李博柏、魏昂德(2008)对中国行政管理精英职位升迁中的政党庇护机制进行考察，认为党员在职业升迁和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分层秩序的核心。党员身份对职业生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入党早的人身上，党把成人教育作为提升干部培养对象的教育程度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得成人教育成为中共政党庇护的名副其实的方式。党员身份和精英职位具有强相关关系，这是政党庇护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

三、政绩与晋升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精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义也。中共建制前，武装斗争需要和造就了大量革命精英，文革则造就了大量造反精英。1978年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行，必然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精英和技术官僚。同时，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对政治精英的评价标准也必然变化，这是中共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而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不仅考察政绩与精英仕途的关系，还考察组织人事制度变革以及精英仕途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荣敬本等人(1998)在对河南新密市等地县乡政治体制运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县乡压力型的政治运行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下级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关键是指标任务的层层分解和完成评价。这个体制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和跑官卖官、寻租等腐败的发生，所以荣敬本等人提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的时代课题。

杨雪冬(2002)以河北涞源县的调查为基础，考察了政绩考核从“忠诚一命令”式向“忠诚一政绩”式的转变。新的政绩考核通过政治承包制，围绕指标任务的分解、完成和评价来进行，形成了过渡性的激励机制，但也带来了软约束和高成本等弊端。

Bo Zhiyue(2002)构建了省级领导人仕途的政绩型模式，认为派系和地方主义均不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而政绩则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变动。薄智跃发现，人口大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经济绩效不是省级领导人流动的决定因素，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晋升:富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财政收入有助于晋升，多向中央上缴财政有助于职位稳定:直辖市的领导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总的来看，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保持位置，但与晋升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向中央多上缴财政和税收有助于晋升。

周黎安(2008)提出了中国官员仕途的政治锦标赛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多层次、逐级淘汰的锦标赛，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中，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一种解释。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的关键是把政府官员的激励搞对了，通过行政任务逐级发包(责任状和数字目管理)、财政分权、属地管理和晋升竞争，从而形成了官员治理的整体性框架，使得官员为晋升而竟争，为竞争而发展。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周黎安(2008)等还运用1979-2002年的省级水平的数据验证官员晋升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们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区GDP实际增长率越高，省级领导干部升迁的概率越大，而权力终止的概率越低。周黎安等还发现，相对经济绩效也就是任内平均经济绩效和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对官员的晋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支持了中央运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观点。

张军(2005)等认为，为增长而竟争，这是中国增长之谜的一个解释，让地方官员树立为增长而竟争的政绩观，这是最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各级官员增长共识的达成，对中国的发展作用甚巨，如果没有增长，那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张军等(2008)还通过1978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 U型特征，任期定为5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通过1978-2005年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书记)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王贤彬、徐现祥等(2008)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从来源的角度看，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调任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徐现祥、王贤彬等(2008)还通过1978-2005年间京官交流数据，发现京官交流是以培养为主，培养代价是辖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了1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任期的培养锻炼结束后，无论是从政治晋升还是经济增长角度看，培养后的绩效显著提高。

Guo Gang (2007)通过1995-2002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数据，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更替的关系。发现在时间序列下，中国县级领导流动频繁，一个平均年，29%的县委书记变动，32%的县长变动，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变动。从数据模型来看，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当作用。

Landry (2003)通过1990-2000年中国市长的数据，考察中共对市级政治精英的政治控制。 Landry 认为经济分权和人事分权并没有削弱中共实施组织人事政策的能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组织人事权力，这和其对江苏四县政治精英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构建官员晋升的有序probit 模型，Landry发现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机制。

四、关系与晋升

关系在中国政治精英仕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精英政治中的关系的类型，关系运作，关系网的编织和作用等。

Dittmer(1978)通过对四人帮垮台的考察，认为仅靠毛的恩宠而晋升是站不住的，必须权力和势力(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结合，建立深厚的背景和政治基础，才能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 Lampton(1986) 通过对纪登奎、彭冲、谷牧、余秋里、许世友和陈锡联仕途的研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彭怀恩(1986)以1950-1985年台湾行政院96位内阁精英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精英的背景、录用、结构和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建立了内阁精英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其研究在探讨内阁精英晋升和领袖的关系时，认为领袖充当了把门人的作用，其提名对于内阁精英的晋升至关重要。彭把关系主要限定在:血缘与姻亲:同乡，同学，同事:师生或部属关系:秘书等，统计结果发现,52%的内阁精英与领袖有直接关系。

Guo Xuezhi(1999)构建了中共高层政治精英中的关系理论框架，在对关系的历史和演变梳理的基础上，郭学志提出主要有四种类型:工具型、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工具型主要是得失算计和利益获得:礼节型主要是人情考虑与和谐的关系:道义型主要是忠和义:感情型主要是感情和恩情。郭学志认为在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中，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关系的重要性远高于获利性的工具型关系。

Li Cheng(2001)以清华大学为例，考察了学校网络在中共政治精英仕途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清华大学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摇篮主要得益于蒋南翔校长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又红又专的双肩挑制度以及中共干部四化方针中的知识化、专业化政策。李成还考察了政治家族子弟的家庭网络、学校网络、企业网络和姻亲网络，认为政治家族子弟在仕途占据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制度化和舆论的双重约束。Tanner等(1993)把政治家族子弟的优势归因于教育、技术技能的获得以及政治经验、政治可靠性的考量，同时认为政治家族子弟现象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儒家政治传统中。

Opper&Brehm(2007)对中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政绩模式提出质疑，通过1987-2005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数据，构建了精英晋升的关系模型，证明关系而不是政绩在精英晋升中起重要作用。 Opper & Brehm认为在中国的M型社会结构中，省的自主性有限以及需要与中央的密切合作，这些都使得关系起到了基础性的筛选作用。但他们构建的关系模型中，以省领导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省籍贯、同校和同省工作经历作为关系指数，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马敏镐(1997)考察关系因素在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作用，认为正式关系是非正式关系运作的基础。马敏镐从与上级的关系、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与直接主管领导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与同级竞争者的关系、与组织部门的关系以及小圈子等面向，分别动态考察它们的作用。

樊红敏(2008)通过在河南黄市挂职锻炼的实地调查，考察关系在黄市日常政治权力运作的表现和作用。樊认为关系是黄市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主要表现为三种景况:跑项目、跑资金和招商引资:个人地位获得中的打点: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效运用等。关系主要分为纵的庇护关系网络和横的地方精英关系网络，它们相互交织，统一于日常政治生态和权力运行中。

实际上，与“关系”相关的派系争论早就开始了。

Nathan (1973)提出中共政治精英的派系模式，认为派系是以领导为中心的垂直性依附关系，这种庇护性主从关系形成了架构式的关系网络。裴鲁恂(1989)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共政治精英的派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中共政治充满了共识和派系的张力，派系的形成与政治精英的不安全感息息相关。Dittmer(199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共精英政治的非正式政治模式，认为关系在中共政治中起重要作用，关系可分为价值面向的关系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政治精英的仕途中起决定作用，构成了政治精英的政治基础。Pye(1995)对Dittmer(罗德明)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分类以及价值面向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分类提出质疑，提出关系政治的悖论:表面否认，实际却存在。认为中国政治很重要的就是区分荣誉性的关系和不荣誉的关系，合法化或者制度化荣誉性的关系，承认政治领城中派系的存在，而不是对关系和派系不加区分，表面一概否定，实际却大行其道。

邹谠(2002)在对上述争论综合的基础上，认为:“非正式政治系由具有各种不同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的人们之间的政治互动所构成，这些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在因重大政策问题或人事变迁而展开的斗争、冲突或争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充当‘政治行动集团’(political action groups)的核心。”“正式政治最好由等级制金字塔来代表，而非正式政治则由蜘蛛网来代表……为了制度化及长期稳定的目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应该得到蜘蛛网的补充而不是支配。”(邹谠，2002:173-177)因此，邹谠认为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需要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关系起补充和支持作用。

五、县乡政治精英研究

对中国县一级政治精英的研究，无论大陆和美国，都比较薄弱，而中国台湾则一枝独秀，特别是台湾县级政治精英的派系和流动，积累了相当的文献。大陆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研究，则较为丰富，特别是乡村治理和乡村自治以及乡村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都有较多的文献。

Barnett(1967)通过对香港一些大陆移民的深入访谈，考察共产中国政治体系的组织和运行。通过福建X县、C公社的个案，Barnett详细描述了县、公社两级党政机构的组成和运行，以及干部的背景、构成和流动。比如当时X县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基本都是出身北方的南下军事干部，文化水平不高，比较年轻等等。通过其研究可以发现，中共的地方组织架构很多一直延续到现在。 Barnett 的研究虽然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提供了详细的机构组成和运行信息，是美国学者对中共治理下县、公社机构的开拓性研究之一，也是较早利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平台进行的研究。其采用的个案研究和深入访谈研究方法，被很多后来研究者采用。

Zhong Yang(2003)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通过对江西、江苏、福建和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历史变迁，县乡党政机构设置，县乡干部的行为和县乡政策执行等。钟扬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和Barnett的研究进行对话和比较。钟认为县乡干部作为理性行动者，具有自利行为，但也要受环境、政策、制度以及条条块块机构设置的制约。钟把县乡干部分为晋升型干部(乡镇干部)和中止型干部(县直干部)，并考察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从政策执行来看，地方干部具有倾向性，重要的和亮点型的政策执行较好，指导性和例行化的政策执行较差，同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较为突出。

Shen Mingning (1994)考察了政策驱动下华北Z县的干部更替，通过对76名县乡干部的深度访谈®，聚焦于干部构成的变化以及更替后干部的价值倾向、角色意识和施政行为。沈明明认为，于部年轻化政策造就了新一代的地方精英，他们更乐意于改革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以及地方面貌的改变，因此，年轻化政策的实施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地方干部基础，而政策驱动下的短时期大规模和平式的精英更替也为精英变迁提供了新的类型。

马敏镐(1997)以三个县的个案调查为例，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研究，在对选拔任用体系、结构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并动态考察政策因素、素养因素、关系因素等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马认为，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受中国传统政治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双重影响。

Landry(2000)对苏南和苏北四县干部的研究，通过对组织人事系统变迁，组织部门的权力，以及不同机构经历对干部仕途的影响的考察，发现在分权政策下，党对地方的政治控制仍然完整而坚固，这表现在党的组织人事政策在地方得到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地方党组织牢牢控制着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标准没有降低等，表明中共的地方控制能力没有削弱，而是得到延续和加强。

荣敬本等(1998)考察了中国县乡从集中的动员体制到分权的压力型体制的变迁。压力型运行体制的提出，符合了中国县乡的部分现实，因此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认同和反响。荣敬本等人认为这种目标任务层层下达和分解，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并以此来考核选拔干部的运行体制，在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弊端，因此，需要向民主合作的运行体制转变。

杨雪冬(2002)以县为分析单位，考察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的关系。认为1978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有效率的官员队伍、稳定的财政来源、合法性的构建以及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国家建设成就巨大，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指出理性和民主是中国国家构建未来的方向。杨雪冬还具体考察了压力型体制、政绩考核、地方精英再生等重要问题。

周庆智(2004)以内蒙古县为例，考察了县级行政结构、过程及其运行。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视角下，对县级行政机构的组成、干部的来源和晋升、行政的具体实施、县级财政和行政制约机制等进行具体考察。周认为县级行政机构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具有追求并强化其权威地位、资源和利益的倾向，县级机构的很多问题都根源于这些倾向以及一系列的制度规则缺陷等。

樊红敏(2008)以河南黄市为例，在日常政治视角下，考察县城政治生态和日常权力运作。其体包括:干部职业地位的获得，地方领导的权力实践，关系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等。樊红敏研究的亮点是提供了县乡政治的真实实践图景以及县乡政治精英的仕途历程个案，并探讨了实践性权力、政党魅力型权威、关系网的编织及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的具体表达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涉及县乡政治精英。

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通过对河南一些乡村的实地调查，提供了中原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纪录，完整而又真实地提供了一段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干部晋升以及政绩工程等主题，可以和本研究相互印证补充。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通过重庆平县大河移民因土地被电站冲刷而长达20多年的上访及政府摆平故事的的描述，揭示了地方权力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双向的实践和运作。书中通过对地方政府摆平技术的刻画: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等，真实再现了地方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孙立平等(2001)通过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运用过程一事件研究视角，考察了地方政治精英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过程，研究中提出的“软硬兼施”手段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政治精英处理问题的基本模式之一。于建嵘(2005)《岳村政治》通过湖南衡阳白果镇绍庄村(岳村)的实地调查，考察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政治机构的变迁考察，于建嵘认为，国家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其标志就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这种变迁过程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机构以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逐步退场以及乡村自治的实施，乡村社会将迎来大的转型。而作为研究附录的《衡山调查记事》，则提供了乡村社会的真实运行以及地方政治精英行为和心态的真实记录。吴毅(2007)《小镇喧嚣》通过对2003-2004年湖北H市大江区某镇的实地调查，真实再现了乡域政治的实态和运行。在国家一社会理论视角下，运用叙事的表达方法，通过检察、开发、征收、信访等故事的讲述，细致刻画了乡村政治精英和农民的互动、博弈和共生，以探求乡村底层社会治理的答案。

这些研究虽然大多采用叙事的表达方法，但背后其实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论关怀。这些研究在提供了县乡政治精英真实实践画卷的同时，也表明，县乡政治精英一方面作为能动者，不断丰富创新基层的政治实践: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被动者，他们的行为和心态深深嵌入在国家的政治体系结构、政策制度规则以及地方的社会文化传统中。

以上有关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中，呈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境外学者主要是研究省部级以上的高层政治精英，往往采用大规模的简历分析和统计分析，但由于条件限制，对精英的深入访谈很少。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提供高层政治精英的总体特征和仕途轨迹，但却无法提供更深层次的个体政治精英的生涯过程，因为很多东西是简历无法提供的，比如每一次的工作调动如何实现等等，同时对影响政治精英仕途的很多深层次因素也无法实证研究。大陆学者主要是研究乡村政治精英，往往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但很难获得完整的官员档案资料，因此研究往往不完整，同时对很多深层次的因素也涉及不深或者无法涉及。同时，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对一个县全体干部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并且一些相关研究往往抓不着重要问题，浮在表面，进入不了实质领域。而本研究则把这两者结合，一方面获得了完整的官方精英资料和很多内部文件档案，另一方面则对全体重要干部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得以构建中县干部整体图像以及干部的完整仕途历程，更关键的是，得以进入很多深层次的领域，并对之进行实证研究。

第三节研究问题和意义

本研究力图提供1978年以来中县干部的整体图景，并建立中县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同时对影响干部仕途的很多深层次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来说，主要是研究下面一些问题:

1.中县县乡领导干部的基本特征

2.中县领导干部的来源，他们进入党政机关的方式和机制

3.领导干部的政治轨迹和生涯模式

4.多出干部的机构和岗位

5.政绩和领导干部的仕途

6.关系和领导干部的仕途

作为政治学的经典问题，“谁统治”一直是政治精英研究的中心。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内部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这一群体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本研究的重要主题。

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县乡社会的转型，县乡干部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面对着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他们是如何治理基层社会的?这一代的县乡干部能否承担社会转型的重任?本研究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全面而又深入的剖析。

在海内外对于中国的政治研究中，政治精英的研究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中国精英治国的传统，使得政治精英研究成为了解中国政治运行以及政策实施的重要管道，更是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政治精英的变迁也是整个中国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县乡政治精英的变迁，更是县乡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缩影。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政治精英群体的比较研究向来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领域。本研究通过对中县地方政治精英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威权政体下的地方政治精英的完整样本，这就为将来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研究的更大意义在于，中国的干部和组织向来被认为不透明，缺乏制度和规则。而地方政治精英的研究，由于缺乏资料和进入的困难，向来是海外研究者的难题。而本研究不仅提供了中县干部的完整样本，更提供详实全面的中县干部仕途历程，这些基本事实超越了很多猜想和分析。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县干部的档案简历，另一方面也在于研究者的体制内优势和个人的长时间努力。本研究等于提供了中国地方政治精英研究的一个完整翔实而又有相当深度和厚度的县乡样本。

第二章构成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本章的主题是中县干部的层级及其人口学特征。中县干部体系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每一层级都分布不同的职位，并呈现政府序列职位多，党委序列职务少的党政分立格局。中县干部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家庭出身、性别、年龄、教育和籍贯分布等，这是关于中县干部的基本事实，也是他们的群体特征。这些人口学特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县乡的政治制度和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县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四级金字塔

中县的领导干部按照级别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在中县，只有进入副科级才算是领导干部，而副科级之下人员庞大的股级干部只是中层，不算领导干部序列。

副科级一般包括乡镇领导班子副职，比如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人大副主席、工会主席、综治办主任等:县直部委局、垂直部门副职，比如副局长、副书记、纪检组长、党组成员等，还包括公检法中层和部分副职以及纪委的室主任等。副科级又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也就是俗称的实职和虚职。副科级非领导职务按公务员法一般指副主任科员或副科级干部。中县副科级领导干部一共680人，其中领导职务为475人，非领导职务为205人。

正科级干部一般包括乡镇领导班子正职，比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人大主席等:县直部委局、垂直部门正职，比如局长、书记以及公检法的部分副职和纪委的副书记、常委等。正科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一般指主任科员或者正科级干部。中县正科级干部一共280人，其中领导职务233人，非领导职务47人。

副处级领导干部一般包括四大家领导副职，也就是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的副职，比如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县委办主任、统战部长、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等:还包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武装部以及工会的正职，比如公安局长、政委，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武装部长以及工会主席等等。副处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包括副调研员、副处级干部等。中县副处级干部一共40人，其中领导职务28人，非领导职务12人。

正处级干部一般包括四大家的正职，也就是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正处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包括调研员和正处级干部等。中县正处级干部一共5人，领导职务4人，非领导职务1人®。

汇总来看，中县共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013人，按全县80万人口算，基本是800人产生一名领导干部。

下面是中县干部四级金字塔结构示意图

中县领导干部按照管理权限分为三类:县管干部、市管干部和垂直管理干部。县管干部一般包括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也就是乡镇领导干部和县直部委局领导干部，它们由县委选拔任用，其管理和档案归县委组织部。市管干部一般包括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也就是惯称的县领导，它们由市委选拔任用，其管理和档案归市委组织部。其中县党政正职也就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免调整要征得省委组织部的同意和把关。垂直管理干部一般包括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也就是惯称的条条干部，其管理和档案归市垂直部门。所谓垂直管理，也就是条条管理，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和机构。垂直管理是“相对于分级管理(即属地管理或双重管理)而言，在行政机关之间的纵向关系方面，下级机关一般只接受上级机关直接领导，并由上级机关统筹管理人、财、物、事，不直接受地方政府任免约束的行政管理体制。”(谈宜彦，2008)在中县，垂直管理的部门和机构包括:国税局、地税局、电业局、药监局、烟草局、邮政局、气象局、工商局、质监局、国土局、盐业局等。

中县领导干部按照行业分为8大系统，俗称口。党群口，包括县委、县委办、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纪委、监察局、组织部、统战部、县直工委、老干部局、人武部、总工会、群工部、信访局、党校、团县委、妇联、工商联、科协等等。政府口，包括县政府、政府办、发改委、计生委、教育局、民政局、人劳局、卫生局、统计局、建设局、交通局、民宗局、残联、房管局等等。政法口，包括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等。宣传口，包括宣传部、广电局、文化局等等。财税金融口，包括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审计局等等。工业商贸口，包括企业发展服务局、商务局、安监局、电业局、粮食局、质监局、工商局、药监局、烟草局、盐业局、航运局等等。农业口，包括农综办，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农机局、气象局等等。乡镇街道，包括团结乡，六月镇、李庄镇等13个乡镇和解放、新华2个街道办事处。

下面根据干部简历和访谈，从五个方面对中县现任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作统计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纳入统计分析的正科级干部为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党委部门的常务副部长、公检法的常务副职，政府部门的局长、主任等，垂直部门的局长等，基本为一把手，有125人。纳入统计分析的副处级干部和正处级干部，包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人武部、工会等机构的领导干部，统称为县领导，有32人。

第二节出身

在政治精英研究中，家庭出身一般反映了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政治精英录用管道的开放程度。本研究采用政治精英研究的惯例，根据中县领导干部父亲的职业和地位来反映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

中县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按照大的分类为农业和非农业，农业一般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也就是农民家庭。非农业一般指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即干部、工人或者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家庭。家庭出身按照身份和职业又可以分为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商人、农民等等，本研究采用身份和职业混合分类法。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32名中县县领导有19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59%。但是，在19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县领导中，有7名来自村组干部家庭，1名来自于村医生家庭，所以他们有相当部分来自农民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6名来自干部家庭，占19%，其中5名来自正科级干部家庭，包括乡镇党委书记2名，乡镇长1名，文委副主任1名，组织部副部长1名，1名来自教育局股级干部家庭，基本来自干部家庭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4名来自工人家庭，占13%，其中1名为企业厂长，1名为剧团副团长，1名为运输公司中层管理人员，1名为火车司机，也基本来自工人家庭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3名来自教师家庭，占9%，其中1名为中学校长，2名为小学校长，也是来自教师家庭的精英家庭。

从统计中来看，中县县领导全部是家庭代际上升流动。而且分类统计，会发现6名人大领导有5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83%，而6名县政府领导有2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33%，也就是随着县领导的年龄更替，来自于农民家庭的有减少的趋势。

从统计来看，正科级一把手家庭出身和县领导家庭出身基本一致，也是主要来自农民家庭，其次依次来自干部家庭、工人家庭和教师家庭。

如果把正科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和县领导家庭出身合并统计，则有下面的结果:

从统计来看，中县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农民和干部家庭。这既和中县农业县的性质相符，也说明中县领导干部队伍体系具有相当大的开放程度，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运行体系。而从精英更替的观点来看，则是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并存，但以精英循环为主，占了85%以上。

对于中县为什么有六成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民家庭，中县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要干，要革命。穷则思变，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改变自己的命运，啥法啊，好好学习。你想想，就咱们政府办的主任(副主任)，除了陶泉是干部家庭，其它都是考学出来的，都是好好学，革自己的命，改变自己的命运出来的。”(邢浩中访谈，2009)

对于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有二成多来自于干部家庭，邢浩中说:

“这些都是来自于领导干部家庭的优秀分子，你看干部家庭招工、转干的很多，但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少，因为他们被淘汰了。但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成长有优势，你看这一回，四大家领导的子女竞争乡镇长，一般人你都别想，有特权，所以县领导没有办法，就搞公选，谁也不得罪。”(邢浩中访谈，2009)

中县157名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现在还有9名是在文革后期推荐上的大学，他们除了一名来自于干部家庭外，其它都是来自于农民家庭的贫农家庭。家庭出身对于他们起到了上升流动中的推进作用，他们受惠于文革中对于工农家庭和干部家庭的庇护性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好的家庭出身，在上学和参军等流动中，上升性闸门就开启了，从而得以顺利实现流动。

相对于家庭出身好的庇护式流动，不好的家庭出身对于上升流动则起到了阻隔作用。1976年文革的结束以及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以及出身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这一点，现任中县县长张国华说:

“我父亲在刚要解放时考取了河南大学，在当时是很少的大学生，但那时兵荒马乱，所以就中断了学业，回到北山市工作，刚开始在银行系统，后来就转到教育上。50年代初，又回河大读书，培训之类的，回来就遇到了他的出身问题(地主)了，我们就被迫从北山市回到农村老家，我爸就继续教书，这个过程中两次被打成右派，我家的处境就非常艰难。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恢复政策，这对于我们家是一个历史性转变，我们第二次回城，回北山市。”(张国华访谈，2009)

而现任中县财政局长的陈庆林说:

“说实话，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最感谢的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因为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在我们那上学的时候，包括上高中那时候，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通过上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是城乡差别太大了，要彻底改变农村户口这个户籍关系。说个实在话，和我出身相同，经历相同的，90%都是这个想法。”(陈庆林访谈，2009)

农业劳动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苦，城乡差别的刺激，这些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不竭动力。他们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改变命运的动机，加上学校开放的大门，这就是中县近六成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村家庭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性别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干部的性别问题实质是女性的参政问题，女干部的比例问题。女性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不仅是两性平权理想的体现，也是政治民主和文明的体现。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近些年，随着各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以及女性权力的崛起，女性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定期发布的各国性别权力测量(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GEM)排名即其明证"。

中县女干部在各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中所占比重如下：

可以看出，中县副科级以上男女干部比例严重不对等，特别是女正科级一把手和女县领导，总数只有10人，比例只有6%。对于这种女干部任职高层少，正职少，实权少的状况，相关研究者形象地称之为“权力尖端缺损”现象（王凡，2002：64）。那么，为什么这10名女干部能够脱颖而出？她们每个人的具体状况怎样？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10名女干部除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之外，她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与她们的家庭背景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息息相关。这其中有父辈的庇护，有丈夫的援助，也有组织部门的较早发现和刻意培养；或者几种因素兼而有之。而且，如果进行职位分析的话，会发现这10名女干部基本都有职位倾斜和政策倾斜的因素，也就是多少沾了女干部政策的光。从张亚楠和曹岩的情况来说，在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2006年1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县（市、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要至少各配备1名女干部。张亚楠和曹岩分别是县委、县政府至少要配备的1名女干部。张亚楠公选为副县长后，从正县宣传部长进步一个隐形台阶，调动而来。曹岩的情况，按照当年和她一起提拔的一位县领导的话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她是女干部，当年不可能提拔，因为民主推荐只得了10多票，远远落后于其它几名男干部的后面。而李书平、陈玉香和王杨柳的成长则有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后，各级提拔女干部的因素，以及乡镇党政正职要有适当数量女干部的政策因素。江绿叶的质监局局长则有垂直部门竞争小的因素，因为在中县，副局长提拔为局长寥寥无几，而垂直部门由于竞争小，则不断有副职提拔为正职的情况发生。而江绿叶在访谈时明确表示，如果是在县直，基本不可能提拔为局长。刘艺美的妇联主席则是职位因素。刘惠芳、钱方如和张淑惠则再次印证“权力尖端缺损”现象，都是不重要的位置。县乡女干部成长为什么这么难？组织部部长张亚楠说：‚女干部成长难，这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传统习惯、男权社会，还有各种约束女同志，不适合女同志的岗位。主观原因，比如封闭、狭隘和不思进取，受社会和家庭羁绊等等，主要就这些，只不过哪些方面占主要方面就不一定了。我给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张亚楠访谈，2009）女同志“不宜从政”，这话从管干部的组织部长口中说出，令人震惊。

副县长曹岩说：‚女干部在选拔任用方面，在竞争方面，远远不是男同志的对手，比如拉票啊，喝酒啊，平时交往啊，这些方面，女同志根本不行。‛（曹岩访谈，2009）对于女干部成长难的问题，男领导干部怎么看？县委办主任李宇说：“女干部上来的少，首先她们在党政机关的就不多，基数就少。另外你比如这次选拔，讲资历，讲条件，这样一比，一些女干部就拼不过男干部。还有就是对女干部也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李宇访谈，2009）

复旦大学毕业的中县法院院长魏光庆说：‚我们那有40多个女同志，副科级以上女领导干部有3-4人。女干部成长难，我认为主要是她们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以个人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要照看孩子，要做家务等等，这样她们花在工作的时间上就少一些。所以如果单位不考虑她们的社会责任，而仅仅从工作方面考虑，女干部肯定不如男干部。另外在投票的时候，女干部也明显处于劣势。‛（魏光庆访谈，2009）还有一些男领导干部认为女领导少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美国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女总统。男女还是有别，而这种差别最终反映在了能力上。同时，女性比较感性，往往从个人方面考虑太多，这也影响了她们的成长。更有一些男干部认为现在不存在女干部成长难的问题，这是个伪命题，相反干部政策已经给她们倾斜不少，女干部少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在中县男领导干部的丛林中，能明显感觉一些女领导干部，特别是正科级一把手以上的女干部，精明、果断、干练，同时也大大咧咧、泼泼辣辣、风风火火，和男领导干部拼酒、拼语言，不同程度具有男性化气质，而这样的形象和气质，也往往更受男领导干部的认同和接纳。忘掉性别，成为男性丛林的一部分，这既是一些女干部的成长经验，也是一些女干部的成长之忧。中县女干部成长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绯闻和谣言。人言可畏，唾沫如钉，很多女干部的谣言和绯闻，往往在添枝加叶之后，发酵沉淀，在如流的政治生涯之中，不断泛起，不时侵蚀一些女干部的政治生命，直至女干部退出政治舞台，这些谣言和绯闻才会成为历史陈迹。“县乡干部难，县乡女干部更难”，一些女干部往往不经意间就成为舆论中心，成为男干部兴奋的谈资。一些女领导干部坦言很多时候睡不着觉，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这也是令很多女性对从政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从中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各种对女干部倾斜的政策中，硬性规定领导班子和党政正职的女性“最低名额”和“最低比例”，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2006年1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对没有按要求配备女干部的人事安排方案，上级党委原则上不予审批。”“正确评价女干部对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贡献，不求全责备，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在建立地厅级、县处级后备干部队伍时，保证女干部比例分别不少于15%和20%。”从中县的实践来看，硬性规定的女干部政策基本都执行了，但对于柔性规定的倾斜政策，则没有很好的落实。比如上述文件规定：“县人大、政协领导班子也应按有关要求配备女干部”，这在中县就没有落实。

第四节 年 龄

县乡领导干部的年龄规范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制度累积和例行化的过程，是中共干部规范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对县级领导干部的年龄要求是：‚县委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一般由50岁以下、40岁上下、30岁上下的干部组成，平均年龄掌握在45岁左右；县委的二、三把手，要有一名45岁以下的；县政府领导班子的年龄还应当更年轻一些；县长一般不要超过50岁(少数身体很好、德才条件也好、工作又需要的，50岁出头的也可以)。‛这之后，中共组织部门也多次发文对县级领导干部年龄进行规范，河南省委和北山市委组织部门也根据中央的精神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细则，具体要求就是：50岁以下，平均45岁左右，35岁以下的干部党政至少各有1名，党政正职中，35岁左右的干部应有一定数量，从而形成合理的梯形年龄结构。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也要形成由不同年龄段干部构成的梯次配备，具体要求是以30—40岁为主体，党委、政府领导班子30岁左右的干部要有1—2名。

中县领导干部的年龄状况如下：

从年龄结构来看，中县党政领导班子和人武部、公检法一把手基本以41—55岁之间的干部为主，也就是他们很多都是1961年—1964年之间出生的①。平均年龄都是45岁，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年龄结构。从年龄梯次上看，党政领导班子没有1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最年轻的也３９岁了，存在一定程度的阶段性老化问题，离中央要求的必须有2名35岁以下的同志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从初职年龄来看，县委、政府各有一位领导33岁时就出任副县长。年龄梯次的另一个问题是县政府领导年龄偏大，和县委领导没有形成梯次。因为，在党政分工中,是县委决策，务虚多一些；政府执行，做具体事多一些，所以一般政府领导年龄要比县委领导年轻一些。同时，中国的党政系统流动模式是政—党晋升式，即下一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往往先进入上一级政府班子，历练后再晋升入党委班子。这样也使得县委领导一般比政府领导年龄大，也就是 Bo Zhiyue 在《中国的省级领导人》中所说的“The older,the more powerful(年龄越大越有权)”，从中县党政领导班子来看，除了县委书记53岁，县长40岁体现这一点之外，政府领导基本没有年龄优势。从县委、政府领导班子初职平均年龄来看，县委领导是37岁，政府领导是41岁，人武部、公检法一把手也是41岁，这说明县委领导是晋升锦标赛的优胜者，他们在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县领导行列。

从年龄结构来看，人大、政协充分体现了其二线领导岗位性质，基本都是以50岁以上领导干部为主，无论是年龄区间还是平均年龄，人大领导都比政协领导要更大一些，这也和中县部分政协领导出任人大领导的惯例相符。从年龄规范来看，县委、政府领导和人武部、公检法一把手的初职年龄区域基本是30—45岁，也就是，他们一般要历练一定的时间，30岁以后才可能被提拔为县领导；同时，如果到了45岁还

没有被提拔为县领导，那么仕途基本要中止了，也就是提拔为县领导的年龄上限为45岁左右，超过45岁基本不再提拔②。人大、政协领导的初职年龄区域是40—55，也就是40多岁之后，人们才考虑到人大、政协就职，而人大、政协的提拔年龄上限为55岁左右，超过55岁也基本不再提拔。从他们的年龄区间，以及中县的惯例来看，县委书记任职一般不超过55岁，县长升任书记一般不超过50岁，县委、政府副职一般不超过50岁，也就是50岁之前一般都要调整到别的领导岗位。

下面是正科级一把手的年龄状况：

从年龄结构上看，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 41—50 岁为主体，占了 60%以上。具体来说，乡镇长以

36—40 为主，平均年龄 40 岁，乡镇党委书记以 41—45 岁为主，平均年龄 43 岁，形成了较好的梯

形配备，这和乡镇长一般要历练几年才能升任书记的惯例相符，也符合党政机关政—党晋升式的流

动模式。从初职平均年龄来看，乡镇长为 37 岁，乡镇党委书记为 35 岁，这说明能升任乡镇党委书

记的是晋升锦标赛的优胜者，他们在较年轻时就出任乡镇长或者其它正科级岗位了。

县直部门和垂直部门一把手则以 40—55 岁为主，明显比乡镇一把手年龄大一些，这和乡镇领

导如果升迁无望，一般转任县直部门一把手的惯例相符。

从年龄规范来看，乡镇长的年龄区间为 30—47 岁，乡镇党委书记的年龄区间为 37—48 岁，这

说明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年龄上限一般是 50 岁 ②，超过 50 岁则要转任其它领导岗位。他们

的初职年龄区间分别是 28—43 岁和 32—39 岁，这说明，除了 28 岁的乡长是县团委书记转任之外，

一般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要 30 岁之后才逐渐被提拔，同时他们的提拔年龄上限一般为 45 岁，超

过 45 岁则一般不再提拔。

县直部门和垂直部门一把手的年龄区间分别是 29—57 岁和 40—54 岁，平均年龄分别是 49 岁

和 47 岁。按照中县惯例，副科级和正科级分别要在 52 岁和 53 岁时被一刀切，垂直管理一把手则

是 55 岁一刀切。年龄区间说明中县领导干部年龄一刀切还没有形成规范和动态运行，也就是遇到

调整干部则执行一刀切，遇不到则可以多干几年，所以出现了 53 岁以上的县直一把手，但是，在

中县这次干部调整时，他们全部被切了下来，转任非领导岗位（转非）。这说明县直一把手的任职

年龄上限是 53 岁，垂直管理一把手则是 55 岁。他们的初职年龄区间分别是 29—50 岁和 35—49 岁，

初职平均年龄分别是 42 岁和 41 岁。从区间分布来看，一般要 35 岁以后才逐渐提拔为一把手，提

拔年龄上限则为 50 岁，超过 50 岁则一般不再提拔。

年龄对于中县领导干部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在选拔任用方面对年龄的限制。2009 年 1 月份，

中县发布《公开选拔团县委书记、副科级青年干部》的公告，其中对年龄要求是：团县委书记，要

求“年龄在 30 周岁（含 30 周岁）以下（1978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副科级青年干部，要求“年

龄在 28 周岁（含 28 周岁）以下(1980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这就使得不符合年龄要求的干部，

不管能力素质如何，先被排除在外，对此，曾经任过团县委副书记，现任李庄镇镇长的郭易声说：

‚当时说要公选（团县委书记），我就开始复习，都准备半年了，可以说我都胸有成竹了。但

是年龄一卡，把我划到圈外了，定的 30 岁以内。我 70 年出生，等于那年 32 岁，连参加资格都没

有了。‛（郭易声访谈，2009）

郭易声也许不太清楚的是，1982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团中央《关于各级团委领

导干部年龄问题的意见》，其中要求：“团县委：书记一般不超过 30 岁，副书记一般不超过 28

岁。”而 2008 年 11 月 8 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共青团河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团干部队伍

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新任团县（市、区）委书记及相应级别的团委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周

岁，副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28 周岁，书记、副书记在岗年龄一般不超过 33 周岁。”所以从这些年

龄规范来看，郭易声确实是年龄不太适宜了。

而现在中县正在进行的公选乡镇长则明确要求年龄资格是：“196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也就

是 40 岁以下。从北山市近几年公选副县长的年龄要求来看，一般也要求 35 岁以下。应该说，这些

公选是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举措，因为如果按照台阶一步一步晋升，往往导致领导干部阶段性老化，

同时年轻干部也不易脱颖而出，而公选则为年轻干部的进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年龄规范对于干部的新陈代谢，对于干部的循环更替，以及干部的退出机制的建立，都厥功甚

伟，但也对各级干部都造成了压力，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年轻者希望进步越快越好，因为一

步落后，步步落后。年龄大的则容易丧失进步的动力，当我问一位 50 岁的县领导提拔问题时，他

笑说：“我这都老球了，提拔啥。”同时，在一些干部调整时，当领导无法平衡或摆布时，往往也在

年龄上做文章。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标准，而其它因素比如能力和政绩则往往主观性大，不好评判，

所以年龄框框一划，往往能使操盘的领导脱身，使被调整对象即使有怨气也无可奈何。

年龄规范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干部的年龄造假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无法统计，存在却是不争

的事实。当我问个别干部的年龄时，他们常笑说是档案年龄还是实际年龄，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

存在。年龄造假问题直接关系到权力的得失和各种待遇的有无。因为年龄一旦到站，带来的就是权

力和待遇的丧失，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而把年龄改小几岁，多掌

几年权力，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对此，一位科级干部说：‚我所知道的改年龄的就有 2 个，一个把年龄由 1953 年改到 1958 年，一个现在在外县做组织

部长，管这事，更容易改了，有人根据他的年龄倒推，他 9 岁就做民办教师了，怎么可能？在不在

领导岗位，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吸，有酒喝，还有各种特权。不在领导岗位呢，

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不仅待遇没有了，转

了半天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原来在外吃饭省家里，现在在家吃饭耗家里，一反一正，你想想。‛（访

谈，2009）年龄造假主要和户籍以及档案管理不规范有关。很多干部说，1994 年以前，改年龄相对容易些，

1994 年组织部门有个四审定：审定年龄、学历、工龄和党龄，有些干部也利用这次机会在年龄上做

了手脚。但是 1994 年以来，随着档案和户籍管理越来越规范，年龄造假越来越困难，需要在组织

部门和公安机关同时运作，因此年龄造假相对要少得多。

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06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和公安部联合下

发《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

的管理工作，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户籍登记和管理工作，并明确要求：“干

部的出生日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情况，干部个人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干部本人要求确定或更改出

生日期的，均不再办理。”问题的关键是年龄造假都是暗箱操作，没有哪个干部会大明大摆的提出

更改年龄的要求，所以加强户籍和档案的管理，严惩年龄造假行为，同时干部电子档案统一由省级

管理，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向。

第五节 教 育

同领导干部的年龄规范一样，县乡领导干部的学历规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求是逐步提高

的。

1983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其中对县级领导干部的教育规范是：

‚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文化程度，除少数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以外，一般应当是高中(中

专)以上，其中应有三分之一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县委书记和县长，一般应有一人具备大专文化程

度。领导班子成员的知识和专业结构要注意合理配套。‛

“要大批选拔政治上强、具有大学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有组织领导能力的优秀中青年干部‛

这之后，中共组织部门也多次发文对县级领导干部教育程度进行规范，河南省委和北山市委组

织部门也根据中央的精神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细则，具体要求就是：副科级领导干部一般是要

求中专以上学历①，正科级和县处级领导干部一般是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乡镇党政正职要求大专以

上学历，县党政正职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专业则要求配备合理，专业互补，同时注意选拔熟悉宏观

经济、外经贸、金融、高新科技的领导人才，而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领导班子，应配备具有较深

专业造诣的领导人才。

中县领导干部的学历和专业结构情况如下：

从第一学历来看，中县县领导接近一半是中专毕业。其次分别是高中和本科毕业，大约各占 20%，

大专毕业的最少。而从总体来看，中县县领导第一学历接近 70%是高中和中专毕业，大专、本科毕

业的只占 20%多一点，这说明中县县领导第一学历严重偏低，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发展要求。而从

县领导的专业结构来看，文理不分背景的占 40%，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背景的各分别约占 30%，说

明中县县领导既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人文社科官僚，而是专业化不足基础上的文理官僚共治。从

第一学历是本科的县领导来看，人武部、公检法领导比例最高，县委、县政府也有一些，而人大、

政协则一个没有，说明公检法由于司法资格准入制度，而成为县领导中第一学历最高的群体，而中

县法院院长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人大、政协领导没有一个本科毕业的，既

说明了领导之间年龄差所带来的教育差距，也符合其二线岗位性质。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中县县领导主要来自下列学校：郑州大学、北山市师范学院、北山市师范

学校，北山市农校，这说明县领导主要是市属院校毕业，为地方培养，其中师范和农校为多，这也

充分说明了教育在精英形成中的分层作用。

从在职学历教育来看，中县县领导可谓高歌猛进。除了 13%的没有在职学历教育以及 19%的大

专外，接近 70%都是本科研究生毕业，与他们第一学历的高中中专相比，在职学历教育可谓大跃进。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第一学历是大专本科的，在职学历教育的往往不多；第一学历是高中

中专的，往往在职学历教育跃进到本科研究生。从县领导在职学历教育的专业结构来看，人文社科

的高达 81%，而自然科学的只占 6%，所以如果从这个属性来讲，中县县领导基本是人文社科官僚，

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其中最为根本的一个原因则是人文社科学历容易拿。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在职学历教育主要是下列几所学校：中央党校、河南省委党校、中国人民

大学、郑州大学。而 26 名进行在职学历教育的县领导中，13 名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是中央党校的

函授教育，这充分说明中央党校不仅是省部级干部的摇篮，也是县乡领导干部的摇篮，是标标准准

的中国各级党政干部的大熔炉。从专业来看，在职学习基本都是经济管理，部分为法律，这既说明

“注意选拔熟悉经济管理、外经外贸、财政金融、法律、城市建设管理和信息科技知识的干部”的

导向作用，也说明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出现的人文社科背景中“经济官僚”的崛起。

下面让我们来看正科级一把手的教育构成情况：

从第一学历来看，中县正科级一把手超过一半是中专毕业，依然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从最

反映教育程度提升的乡镇长群体的学历来看①，仍然 60%是中专毕业，说明中县领导干部大规模的教

育提升还没有完成，还没有从中专一代提升到大专一代。县直部门一把手的学历分布最为广泛，涵

盖初中到本科各个层次②，说明县直部门一把手之间年龄差距大，教育程度异质性大。而垂直部门

竟然 65%以上还是高中学历，100%是高中、中专学历，成为正科级一把手中学历最低的群体，说明

垂直部门由于封闭运行，选人用人范围窄，文化程度严重偏低。而从总体来看，正科级一把手接近

80%是高中、中专毕业，说明中县正科级一把手学历很低，提升空间很大。从专业来看，接近一半

是高中、师范毕业，专业化严重不足。从乡镇党委书记群体来看，接近一半出身于自然科学背景，

有点技术官僚的意味。而如果和县领导的教育状况对比，县直一把手各项教育指标要低，说明在各

级领导干部年龄“层层递减”的同时，教育程度也是各级“层层递减”。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正科级一把手第一学历主要毕业于下列几所学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郑州牧专、河夏林校、北泉农专、北山市师院、北山市农校、封市师范、汝县师范

等等，主要是地方培养，其中林校、农校和师范毕业的占相当比重。

从在职学历教育来看，正科级一把手也是高歌猛进，大专和本科高达 75%，乡镇长、乡镇党委

书记和垂直部门局长都以本科为主，县直一把手则以大专为主。而县直一把手接近 1/4 没有继续在

职学历教育，则是因为县直一把手基本升迁无望，所以缺乏学历跃进的动力。同时从正科级一把手

整体来看，第一学历是大专、本科的很多依然没有继续在职学历教育，学历跃进的主力仍然是高中、

中专毕业的领导干部。同时和县领导相对比，正科级一把手研究生比例要低得多，再次证实教育程

度的“层层递减”现象。从专业来看，正科级一把手接近 80%是人文社科背景，再次证实县乡领导

干部的人文社科官僚属性。

从毕业的学校来看，在职学历教育主要是下列几所学校：中央党校、河南省委党校、北山市地

委党校、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等等，这说明各

级党校是干部在职学历教育的主力军。而 15 名乡镇长和 15 名乡镇党委书记分别有 9 名和 7 名在职学历是中央党校的函授教育。从专业来看，正科级一把手主要是就读经济管理、法律、行政管理、

中文等专业，而 15 名乡镇长和 15 名乡镇党委书记在职学历教育分别有 8 名和 9 名是经济管理专业，

6 名和 2 名是法律专业。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现在中县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师范和中专毕业，如何评估他们这一代的中

专文凭？

必须客观地说，这一代的中专文凭含金量很高，当时师范和中专的分数线比高中要高的多。由

于国家包分配，考上师范和中专就成为国家干部，这对于农村的贫寒子弟来说，具有极其强大的吸

引力，使得初中的优秀学习精英过早地被师范和中专收割，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近 20 年，即从 1978

年师范、中专恢复招生，到 1999 年教育并轨，国家不再包分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各个地方

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这一代出类拔萃的政治精英留在地方息息相关。对此，现任大门镇党委书记的

房龄道说：

‚我当时姊们 5 个，家庭条件非常差，父母都种地，当时我努力学习就是为了能吃上商品粮。

从小学我的成绩一直就很好。初中毕业时，也没有想到能考恁好，毕竟农村的一个中学，结果考到

全县第 2 名，当时我都准备上高中了，结果我们村一个鸡贩子，从乡里回来说，你考上中专了，上

不上，当时也不知道啥是中专，只是知道毕业能吃商品粮，能安排工作。当时也有一个老师让我上

高中考大学，但说来说去还是家庭条件差，就上了中专。‛（房龄道访谈，2009）

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中县也将步入公务员时代，而公务员的教育资格一般是要求大专以上

学历，所以 15—20 年后，中专一代就要退出政治舞台，从而成为共和国干部史上的一段特殊纪录。

1978 年以来，文凭的重要性在中县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就是 1983—1984 年的机构改革。由于文

革十年正规大学教育的中断，以及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周期，使得当时中县高中以上学历的干部非常

缺乏，这导致当时很多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年轻干部得到提拔，而这无疑起到了强大的示范和导向

作用。曾经任过组织部长的县委副书记王渝路说：

‚学历文凭在某些阶段时候，就是出入证，你没有这个学历，这个文凭，你就到不了这个级别。

它是进门证，出门证，比如这次提拔副科都必须大专以上，你没有这个学历你就进不了门，你比如

提副厅级，都要求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你达不到连门都进不去。‛（王渝路访谈，2009）

而我在西城乡任职的时候，很多干部都提及 2005 年年底的机构改革，当时省里要求乡机关干

部精简分流，除了 20 多名领导干部、行政编制人员之外，乡机关 160 多人只允许保留 53 名。当时

根据考试成绩、领导打分、同志们相互打分的分值并依据一定的权重相加，分数排名一出来，就张

榜公布。一个干部说，他清楚记得当时寒冬的半夜时分，还有干部在乡机关看自己的排名。当时竞

争非常激烈残酷，不要说 2 分，就是 0.1 分都会拉开好几名，当时的规定则是，拥有本科文凭的加

3 分，拥有大专文凭的加 2 分。所以为了获得加分，很多干部到北山市，到湖北的范市，到郑州、

北京，购买假文凭。面对这种情况，中县出台政策规定，一旦发现文凭造假，自动除名。在机构改

革的几个月里，在面临到后半生的命运和出路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资源和能量全部投入进去，找

关系，寻门路。同时人类的劣根性也得到彻底的大暴露，检举揭发告状上访，无所不用其极。很多

干部说，中国机构膨胀的根子之一就是进口不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被精简，被端饭

碗，往往引发不稳定事件，甚至引发血案。中县这次机构改革也引发市委组织部长被围，一些乡镇

党委书记办公室被砸等恶性事件。特别是 54 名，55 名，56 名，由于告下来一个自己就可以进圈，

所以就想尽一切办法证明别人的文凭加分和获奖加分有假，结果一个文化站长就被揭发获奖加分有假，而永远离开了乡机关。当时排名 56，初中毕业的李勇说，由于提拔无望，所以也没有想到进修

大专文凭的事，结果就没有加分而被精简。而让他永远后悔的是，当时一个同事拉着他一块到党校

报名，他没去，结果那个同事获得大专文凭后加了 2 分留下，而他现在则只能开一家药店谋生。

在中县，与看重学历相悖的一个现象就是学历干部的“逆淘汰”，就是第一学历是本科的干部

往往在工作以及提拔任用方面比不上师范、中专毕业的，这从上面的统计中也可以看出，这其中的

原因值得深思。对此，郑州大学毕业的航运局局长江道琼说：

‚县乡比较看重实践能力，而不是理论能力。中专生发展好，一个他们分配有固定的单位，本

科生往往分配不对应。一个呢，县乡很多事情，本科生往往进行价值判断，这样很多事情，中专生

能干，本科生就干不来，这样领导就认为你工作能力不行……我们当年高考的一个同学蔡礼宇，我

考的郑大，他考的中专，郑州水利学校，这你就能看出来，当时他都是镇长了，我还是副镇长。张

国际、陈谷允，都是水校回来的，都发展的不错，还有林校、农校都发展的不错，等于本科生干不

过中专生。你身上知识色彩太浓，很多人把你看作另类，你必须把知识色彩磨掉，和他们一样。再

一个，你看这些中专生，其实能力素质不差，他们一些人阅读量很大。‛（江道琼访谈，2009）

很多本科生到县乡工作后，其适应能力明显比中专生差一些。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他们往

往要经历更多的疼痛，更多的脱胎换骨的转变。而如果转变不过来，就被埋没了。

中县干部文凭的一大问题就是在职学历教育问题。相对于前几年的假文凭问题，现在比较严重

的是“真的假文凭”，就是党校文凭的含金量问题。对于获得党校函授文凭的情况，西城乡一位第

一学历为初中的干部说：

‚我初中毕业都能拿下党校学历，你说好拿不好拿？其实就是花钱买文凭。我还去上课，一个

月上几天吧，就在县党校，很多领导课都不上。考试时答案都有小抄，可以买，考试时监考也不严，

可以抄。就是英语对我有点难，答案我事先都在书上找好了，考试时抄上就行了，这样英语也过了。

今年春上领的毕业证，函授本科。‛（访谈，2009）

改革开放之初，各级党校在优化干部知识结构等方面，厥功甚伟，这时的党校其实承担了相当

的国民教育职能。但是在国民教育体系完备，干部学历大规模提升的今天，党校学历教育何去何从，

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校面前的重大问题。党校文凭在党政系统内是承认的，这对于正规国民教育序列

毕业的干部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不公平。很多中县干部戏称党校为“文凭批发基地”。所以，要么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党校放弃学历教育，就象前些年的军队弃商一样。要么党校革自己

的命，严格学历教育，重新建立党校文凭的国民公信力。

对于干部的学历问题，组织部门怎么看？根据对中县组织部门领导干部的访谈，他们的观点是：

学历问题很复杂，其在干部成长中的作用也很复杂，组织部门主要还是看德才，看工作能力，讲学

历但不惟学历。组织部门看重第一学历，但也承认在职教育学历。组织部门在调配干部时要考虑学

历搭配，专业互补，而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比如卫生局等等，要考虑干部的专业和经验问

题。对此，组织部副部长房续东说：

‚学历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我认为不起多大作用，只要符合选拔任用条例就行，本科等学历

并不占优势，公选时可能强调一下，因为基层专业性不是太强。但一些专业部门，农业啊统计啊，

要考虑对口问题，要优先选择专业，其它专业考虑不是太多，影响不是太大。基层主要是干事，学

历这个东西，当然高了要优先，但你说下面真正大学本科毕业的，还不是太多。‛（房续东访谈，2009）

对于第一学历和第二学历问题，曾经任过组织部长的县委副书记王渝路说：现在淡了，前些年都是使用的第一学历，第二学历原则上不认可，但近些年基本都认可了，

一般没有过多强调第一学历是啥啥。‛（王渝路访谈，2009）

干部的学历和年龄一样，在调整干部的时候，往往成为领导手中的筹码，成为领导艺术地处理

难题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些情况复杂，领导无法取舍的时候，学历和年龄就会成为杠杠，其重要性

也就立刻彰显无疑。对此，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有一次市里一个中专选拔一名副处级副校长，名额给了中县。按照惯例，就从乡镇党委书记

中产生，县委研究后划定的条件是：第一学历大学本科毕业，从事过教育工作，40 岁左右。条件一

公布，大家立即想到肯定要提拔大门镇党委书记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符合条件。‛（邢浩中访谈，

2009）

第六节 籍 贯

干部的籍贯分布与某一地方的教育文化、社会风俗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同时也和政治

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紧密相关，比如交流回避制度，比如政治派系、政治家族的形成以及地域认同等。

对于影响到领导干部籍贯分布的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党内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规范过程。

从组织部门的规定来看，县处级一般要求在本市范围内进行交流，并且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

县（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而县党政正职交流回避规定最为严格，不得在出生地、成长地和原籍任职，且交流面为 100%，还要

求跨市交流。乡镇领导干部也要求交流回避，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乡（镇、街道）党政领导职务，

这就把回避的范围从乡镇党政正职扩大到领导干部。

上面所有这些要求全部体现一个传统：异地为官，不得在其成长地为官。从乡镇到县到市，均

有明确要求。

中县建国后历任县级党政正职的籍贯分布如下：

从历任县委书记籍贯分布来看，1967 年是个分界年，这之前，县委书记都是外省籍，主要是河

北、山东和山西。这之后，县委书记都是河南籍。1967 年之前的县委书记都是外省籍是因为他们都

是南下干部，与当时的战争进程紧密相关。新中国的解放进程，是从东北开始，由北往南，波状推

进。他们一般在家乡参加革命，然后跟随大军南下，解放一些地方，则留下一批，他们都是在解放

北山市时留下的干部。而在北山市参加革命的干部则继续南下，所以现在南方很多干部是河南、湖

北和湖南籍，大都和这有关。很多干部讲，1966 年文革之前基本是“南下干部”领导时期，当时北

山市本土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各县领导大多是南下干部。而 1966 年文革的爆发，以一种酷烈的

方式完成了政治精英大转换，很多南下干部被作为当权派打倒。中县随着县委书记刘和初的上吊自

杀，宣告了“南下干部”领导时期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至此之后，中县进入“北

山市干部”时代，县委书记基本都是北山市人担任①，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历任县委书记来看，

除了武强立之外，都不是中县人，说明实行了严格的地域回避，而且从建国以来一以贯之。而武强

立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本来也是要调到别县的，但由于提拔时年龄很大，已经 51 岁，加上其弟弟

时任蛇口工业区领导，与当时河南省委以及北山地委的领导相熟，因此成为极端情况下的特殊例子。

从历任县长来看，从 1953 年开始，基本由北山市干部出任，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即通过北山

市干部出任县长，一方面可以弥补南下干部（县委书记）对北山市情况生疏的缺陷，一方面更能发

挥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时县长也实行了严格的地域回避制度，除了武强立外，没

有一个中县人。

对于现任县领导的籍贯分布，由于只统计一任很难说明什么问题，因此就拉大时间跨度，统计

了从 1999 年以来 10 年间中县县领导的地域分布，情况如下：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1999 年以来，84 位中县县领导籍贯分布呈现混合形态。中县人 28 位，占

33%，为第一大来源地。但中县人出任的最高职位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其次是副县长，更多地

是人大、政协二线岗位。统计表明，人大、政协领导基本由本县人出任，这是中国县政的基本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大政协是二线岗位；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对本地的发展起到监督和献计献策作用。

从籍贯来看，中县县领导基本都是北山市人，符合县处级一般在本市范围内进行交流的规定。从权

力格局来说，中县实际形成了权力核心由外县人掌握，中县人辅助的格局。从现任县领导来看，除

了人大、政协领导都是中县人外，县委只有宣传部长，县政府只有一位副县长外加工会主席，一共

3 人是中县人，其它县领导全部是外县人。这种权力格局一方面保证了中央的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

另外一方面也能发挥本县人熟悉情况的优势，有其相当的合理性。

从县领导的籍贯分布来看，呈现非常明显的不均衡分布。除去中县本身外，北山县分布最多，

其次是安县，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所在。北山县出身的县领导在整个北山市都多，这是因为其是

北山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教育先进，是北山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精英荟萃

之地。而安县出身的县领导多在北山市也是人所共知，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安县重视教育，文化积

淀深厚，同时安县历来是交通要道，人们视野开阔，加上又是革命老区，出来的老干部多。对此，

安县出身的副县长阎达孟说：

‚安县人口多，人口基数大。同时重视教育，家庭再贫困也要送子女去上学，出去参军上学的

人多，这样自然而然当干部的就多。安县经济一般化，农业县，经济因素不太大。我看主要是有尊

师重教的传统，是教育的作用。‛（阎达孟访谈，2009）

一些市里干部说，安县人比较团结，抱团，互相帮助提携，这个地方因素也不小。安县市直干

部也不少，北山官场一度有“安县帮”之说。鼎盛时期，北山地委有 4—5 位领导都是安县人，还

先后出过北山市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而原来的安县县委书记后来出任北山市委组织部长，对于安

县出干部也着力甚大。很多干部说，一个地方如果出过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长，这个地方肯定出干部

要多一些，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北山县出身的一位北山市委书记，在提拔很多北山县

老乡遭到非议后，曾解释说，这是知人善任嘛，我不了解的怎么用？所以这也是市级主要领导实行

交流回避制度的一个原因所在。

政治精英在一个地域集中出现的现象可以称之为“精英集群”。这既是政治精英地域分布中的

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政治学中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毛时代的湖南、湖北和

四川等省份的精英集聚群，以及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中的江苏、山东和上海等省份的精英集聚群，

都是“精英集群”现象的具体体现。而出身于陕西榆林市的分布全国的“白氏”官员群体，还有陕

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高杰村镇袁家沟村，先后走出了 4 位省委书记、8 名副省级干部、28 名地师级干

部和 100 多名县处级干部，都是“精英集群”现象的典型例证。对于一个地域来说，“精英集群”

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会对一个地方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县正科级一把手籍贯分布也呈现“精英集群”现象，下面是其籍贯分布情况：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125 名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中，中县人 102 人，占到 80%以上，而如果考虑

到垂直部门 12 人由于交流回避，不少是外县人出任，中县人则基本要占到 90%以上。而且外县人一

把手大多和中县人组成家庭，所以正科级一把手基本是中县人的世界。中县正科级一把手籍贯分布

也呈现“精英集群”现象，城关镇分布最多，这是因为城关镇是中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经济和

教育发达，出干部自然要多一些。而如果按成长地来算的话，城关镇其实分布更多，因为很多干部

子弟都在城关镇。但他们的父辈很多都是其它地域的人，有部分甚至是河北、山东南下干部子弟。

其次是李庄镇、大门镇和南方镇，这些地方之所以多出干部，首先，这几个乡镇包括城关镇都是蓝

河流经地，是河流文明的聚集地。很多干部讲，蓝河在文革之前，通船行航，远达汉江。这几个乡

镇在解放前都是水路交通要道，商业繁盛，帆船如织，文化积淀厚重，南方镇甚至有“小汉口”之

称。而李庄镇夹在蓝河和绿河之间的河套地带，出干部最多，被称为“套里出干部”。其次，这几

个乡镇素有重教传统，是中县的传统文化区，教育相对发达。大门镇泰山庙解放前曾经是中县县中

所在地，解放后则是中县二高所在地，后来划给新分出的庞庄乡，为李庄镇和大门镇等周边乡镇培

养了大量人才。南方镇解放前就有景贤中学，解放后则有中县五中，李庄镇解放后也有中县四中。

很多干部说，教育发达，重视教育是一个地方出干部多的最重要因素。而这几个乡镇围绕中县二高，

形成了环状分布，相互波及，从而形成了环状干部集聚地。最后，干部地域集群往往会产生路径依

赖，导致更多干部的出现。一方面会有激励和榜样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则有相互帮助提携的作用，

特别是在复杂的地缘网络的作用下。一些干部说，李庄镇出干部多和前北山市委组织部一位常务副

部长有一些关系，因为他就是李庄镇人。从统计来看，这几个乡镇也是县领导产生较多的地方。除

非发生大的社会变动，这种路径依赖所产生的优势累积效应往往会延续。

对于这几个乡镇的“精英集群”现象，出身于南方镇的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这几个地方你发现没有？都是蓝河流经的地方，文化底蕴厚，都是老文化区。解放前肖景贤

就在南方镇创办景贤中学，一个学生收一斗麦，后来他去看学生，发现学生少了，就问咋回事，先

生说学生交不起一斗麦。（肖景贤）人家那个时候就开始免学费了，义务教育，只要去上学统统免

学费，这个学校解放后就成为中县五中，南方高中。‛（邢浩中访谈，2009）

出身于大门镇的信访局局长刘石田说：

‚这些都是老文化区，都是沿河。城关镇好理解，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李庄镇是沿蓝河，

河套那几个地方教育都很好，在以前还有北方镇，也比较多，现在李庄镇多，历史上大门镇也多。

沿河往往土地肥沃，日子好过，读书人也多，是教育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把教育看的重，出来

的学生多，年轻化、知识化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成批量的出（干部）。‛（刘石田访谈，2009）从权力格局来看，中县的县领导是经常流动的，而正科级一把手则流动缓慢，一些正科级一把

手很年轻时就是一把手，临近退休还是正科级一把手，只不过变换一下单位。这颇似中国历史上的

“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瞿同祖，2003：65），一方面避免了官久居一地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

面又保证了工作的开展和执行，因为很多县直一把手往往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官员，很有西方国家的

政务官和事务官职业分殊的味道。同时从地域格局来看，县直一把手往往工作在县城，较为稳定。

而各个乡镇的党政一把手则较好的执行了地域回避，一般不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乡镇担任领导，加

上实行地域回避的县领导，从而形成了县乡独具特色的“异地为官”现象。

第三章 进 入

淡远的天空下

一只鸟

落在任意一堆谷垛上

这日子便丰满起来

杨晓民：《九月》

进入是指政治录用。政治录用是政治体系内人员与位置的配备，是个体或者群体被引入实际政

治角色的过程。对于各个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录用都是其运行中重要的一环①。不同的政治录用标

准和制度设计往往是不同的政治体制的反映。对于具体的政治录用过程来说，它直接关系到录用什

么样的人进入政治机构，录用的开放程度怎么样，录用的关口和门槛有哪些，录用机制和方法都有

哪些等。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治录用有两个面向，一是政党方面，党员的培养和吸收；二

是政治机构方面，工作人员和干部的录用。本章主要是第二个面向，就是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和

垂直部门单位中干部的录用。具体到中县来说，就是进入干部队伍的方式有哪些，进入的机制是什

么，如何获得工作等。

第一节 三个来源

1978 年以来，中县领导干部获得干部身份主要有三个途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安置，

以及各种形式的吸收录用。这三种途径中，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军队转业安置是主要渠道，各种形

式的吸收录用则是辅助渠道。这三种途径实质上是三层精英筛选机制，大中专院校是第一层也是主

要的精英筛选机构和机制，通过这个精英收割器，大部分的优秀分子被收割。军队则是第二层的精

英筛选机构和机制。吸收录用是第三层精英筛选机制，主要是用于收割前二层余下的本地优秀分子。

通过这三层精英筛选机制，中县国民中的政治精英基本被收割，这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政权

的稳固和发展，以及党的执政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截至到 2009 年，中县共有干部 11000 多人。

一、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1978 年以来，随着国民教育体系的恢复，大中专教育成为上升流动的主渠道，特别是对于工农

子弟和平民子弟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其中的关键是大中专教育赋予毕业生以干部身份。因为只有

具有干部身份，他们才有资格被选拔任用，才有资格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1978 年以来，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政策一直不断调整，结合河南省的实际，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 年到 1989 年，实行统一分配的政策，第二个阶段是 1989 年到 1999 年，

实行计划分配和双向选择相结合的政策，第三个阶段是 2000 年以来，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

政策。走过了一个计划配置人才资源到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过程。

1981 年，河南省人事局《关于做好 1981 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调配派遣工作的通知》规定：

‚由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根据需要，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

所有制单位，但不论分配到全民或集体单位的，均按国家干部管理。‛

‚高等学校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抽成调剂，国家直接分配、部门分配和地方分配的办法。‛

2002 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02 年毕业研究生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中提出：

‚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全部通过人才市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择业期为 2 年。‛

从毕业的学生数量来看，1981 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共有 3 万多人，2009 年则达到 51 万多人，

完全是跨越式增长。

从中县的实际来看，1978 年以来，分配或就业到中县的大中专毕业生逐年递增，而其市场行情

则是逐年递减，从当初的天之骄子到如今的剩男剩女，从当初的服从分配到如今的广阔天地大有可

为，30 年间的巨大落差，一方面反映了国民教育素质的大幅提升，一方面也见证了毕业生从就业依

附到就业解放的历程，同时也逐步记录了毕业生就业的尴尬和无奈。1978 年到 2000 年，中县共接

受大中专毕业生 4850 人，2001 年到 2008 年共报到 1279 人。

二、军队转业安置

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地方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其中

的关键在于：一、转业干部具有干部身份；二、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是地方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

军队提供了学校之外的另外一个向上流动的渠道，各种原因没有被大中专院校收割的精英通过

参军提干而实现了命运和身份的大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军队成为地方精英的第二层筛选机构，

参军入伍也成为地方精英身份转换的第二个渠道。

对于军转干部的社会政治地位，1978 年以来，相关的文件和政策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文

件和法规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军转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另一方面也都肯定军转干部在服役期间为国

家和军队建设做出了牺牲奉献，因此要保证他们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优待，同时也就转业干部

的安置做出明确规定。

1978 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是指被任命为排长和相当排长以上职务的人员。军队干部是国家干部的

组成部分。‛

‚军队干部退出现役主要是转业地方，由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的具体条件，参照他们原来

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分配适当工作。‛

2001 年颁布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是第一部专门对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进行规范的

法规，是党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干部安置制度意义重大，

其就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本办法所称军队转业干部，是指退出现役作转业安置的军官和文职干部。‛

‚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对军队转业干部实行计划

分配和自主择业相结合的方式安置。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由党委、政府负责安排工作和职务；

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 ‛

1978 年以来,除了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外，三次著名的大裁军，每次都带

来军队转业干部的激增。1985 年开始的裁军 100 万，有 55 万名军转干部；1998 年开始的裁军 50

万，有 20 万名军转干部；2004 年开始的裁军 22 万，有 20 万名军转干部。与之对应的则是地方干

部中的军转干部比例的上升。

对于军转干部来说，转业到地方是其政治生涯的重大改变，他们大都面临一个适应地方的问题，

对于军转干部，中县干部毁誉皆有。从整体安置而言，除了 80 年代的一段好时期之外，其一直面

临的就是地方机构膨胀，地方干部队伍膨胀的现实，因此和大中专毕业生一样，其安置工作也一直

是逐年递减。特别是安置到企业的一些军转干部，由于企业改制或者倒闭，生活境遇相当困难，已

经成为各级政府信访稳定的重点群体。1978 年以来，中县共接收军转干部 838 人。

三、吸收录用

吸收录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筛选机制，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标准，把非干部身份人员转换为

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员。这是第三层的精英筛选机制，是在一个精英程度不是太高的群体中进行选拔，

这就使得通过这个机制选拔出来的精英群体远逊于通过学校和军队选拔出来的精英群体。而且，由

于关系和利益的因素，这一机制逐渐演变为精英选拔机制中最混乱、最无序，也是最腐败的一种机

制。1991 年以来，河南商丘地区的永城县，先后有 680 人用买来的假文凭办理了聘用干部手续，从

而导致 1995 年河南省全省聘用干部工作的冻结。而各种形式的“假档案”、“假文凭”和“内招”

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都是流入干部之河的污染之水，而且，由于很多干部子弟通过这一机制完成

了身份转变，从而给它烙上很深的精英再生的痕迹①。因此，2001 年之后，国家明文规定，停止相

关政策的执行。全国各个省份也相继宣布各种吸收录用的政策文件废止。

1978 年以来，吸收录用干部与整个国家的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相连，依照政策出台的先后顺序，

可以概括为：转干、录干和聘干。这三种政策出台的时间不同，内容和对象也有很大差别。首先出

台的是转干，1979 年 8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出《关于户籍、刑

事、治安民警改为干部的通知》，规定：

‚户籍民警（含派出所内勤），刑事民警（含铁路、水上刑警）、治安民警（含农村、铁路、水

上派出所民警和火车、轮般上的乘务民警）。‛凡具备一定条件的，‚经过批准，均可转为干部‛，同

时要求‚上述民警转为干部，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即个人总结，本单位群众评议和领导考核。确

定具备上述转干条件的，要填写转干呈批表，报经县、市革委会人事部门审查批准。‛

1980 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人事局发出《关于司

法、交通民警改为干部的通知》，规定：

‚为提高司法、交通民警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征得中央组织部同

意，决定司法、交通民警与治安、刑事、户籍民警一样改为干部。改干的条件、办法和审批手续，

按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户籍、刑事、治安民警

改为干部的通知’办理。‛

转干政策较大规模的实施是对“以工代干”人员身份的解决。“以工代干”，顾名思义，就是工人身份的人员从事干部工作，这是历史的产物。1960 年代以来，由于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

度，一些厂矿企业因干部不足，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从而出现了

“以工代干”现象。后来，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缺乏干部，也陆续采用了“以工代干”

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到 1979 年底，全国“以

工代干”人员高达 200 多万。由于“工不工”，“干不干”，从而给干部的管理带来很多麻烦和混乱。

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就“以工

代干”人员的确定、转干的范围、条件和程序等等做出明确规定：

‚中央原则同意解决‚以工代干‛问题，对确有文化、技术、够条件的‚以工代干‛人员，可

以转为干部。‛

‚属于转干范围的‘以工代干’人员，经本单位群众评议和组织、人事部门考核，确实具备转

干条件的，填写《转干审批表》，并经县级或县级以上人事部门审查后，报行署（市）或行署以上

人事部门批准，办理转干手续。在有业务技术职称岗位上的‘以工代干’人员，需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经过专业、技术考试，取得业务技术职称后，转为干部。‛

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以工代干”人员转干在 1983—1984 年进行，在 445 万名“以工代干”

人员中，共转干 350 万名，从而带来 1984 年干部队伍的急剧性增长。1985 年之后，各种形式的转

干逐渐停止。

录干的政策和实施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从工人、农民中录用了大量

干部，当时通行的做法是选拔工农一线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注重出身、历史和表现，比如 1960 年，

全国新增干部 124 万，主要就是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录用的，工农型干部队伍的形成①，和这些录

用政策紧密相关。文革中，吸收录用干部政策停止，干部来源断绝。文革后，作为干部来源的辅助

渠道，从工人、农民和社会知识青年中吸收录用干部政策得到恢复，1980 年 2 月，国务院批转民政

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闲散在社会上的科学技术人员安排使用意见的报告》，要求吸收录用

社会上闲散科技人员。在此前后，全国医药系统、银行系统、海关系统和税务系统以及一些地方陆

续开展了吸收录用干部的工作，1982 年 9 月，劳动人事部制定颁发《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

对干部吸收录用的对象、录用条件、录用人员的待遇以及录用的程序和手续都做出明确规定，对于

干部的来源，文件规定除了军转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之外，“可以从工人中吸收和从社会上录用，

也可以从社会上招聘”，而吸收录用的具体对象是：

‚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可以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人中吸

收，或从社会上录用。从社会上录用的对象，主要是城镇知识青年以及闲散专业技术人员、自学成

才的人员。因特殊情况需要从农村录用干部，必须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从文件规定来看，吸收录用干部对象主要是体制内工人和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和技术人员，从农

民中录用干部，则非常严格，必须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文件规定吸收录用的人员政治上要达到条件，要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年龄 25 岁左右，而吸收

录用的原则则是：

‚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由当地人事部门统筹安排，实行公开招收，自愿

报名，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坚持考试，择优录用。‛

文件第一次提出了通过考试来录用干部，这对以后的公务员考录影响重大，文件甚至提出“吸

收录用的干部要能进能出，能官能民，不宜继续在干部岗位工作的经批准机关批准，可以改做其它

工作。”这既为以后通行的聘用制奠定基础，也提出了打破干部身份终身制的可贵理念。

这个文件颁布之后，银行系统、税务系统、海关系统、公检法系统以及各地根据文件继续开展

吸收录用干部的工作，比如《北山地区 1988 年招干简章》就提出：“在 1988 年增干指标内，面向

社会实行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统一考试、择优录用、聘用干部 700 名。”条件则是 25 岁左右，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城镇待业青年，以及 30 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的调入党政机关的全民所

有制工人，大专以上学历的全民所有制事业、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工人。而在吸收录用过程中，从全

国的情况来看，电大、职大、夜大、业大、函大等“五大”毕业生占据了相当数量①。

随着录干政策的执行，其一些弊端逐步显现，主要是比较僵化，一经录用，终身具有，是能进

不能出的干部身份终身制，因此 1990 年以后，其逐渐被聘干政策取代，各种吸收录用干部的政策

逐渐停止执行。

1991 年 7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发出《关于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和择优录用部分优秀乡

镇选聘干部的通知》，规定可以在乡镇聘用制干部中“择优录用部分选聘制干部”，录用的对象则是

“在乡镇机关编制定员和增干计划以内，经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的，担任乡镇领导职务满一届

以上的选聘制干部。”而对于中县来说，1990 年以后，一般从聘用制干部中录用干部，条件就是在

他们提拔为副科级领导干部 2—3 年之后，其它形式的录干则基本停止。

聘用干部政策的出台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结果，是打破干部身份终身制，打破铁饭碗制度的

具体措施，目标是建立一个干部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干能工的生机勃勃的流动干部

体制。1982 年 9 月，劳动人事部制定颁发《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已经提出了从社会上

招聘干部的构想，其后，全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了聘用干部的实践。1987 年中央提出

了对干部实行分类管理的构想，即机关干部实行公务员制度，企事业单位实行干部聘用制，根据这

一精神，河南省于 1989 年颁发了《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从社会上招收干部实行聘用制的试行意见》，

1990 年颁发了《关于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补充干部实行聘用制年的试行意见》，对全民所有制企事

业单位聘用干部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在河南省首次明确以合同契约的形式任

用干部，对干部实行聘用制，从聘用的对象来看，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工人，年龄 45 岁

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城镇待业青年，35 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以上人员要参加全省统

一聘干考试，择优聘用，考试采取资格考试的办法，合格的不再参加考试。获得省三等、市地二等

以上科研成果奖的主要完成者和确有特殊技术专长的社会闲散科技人员，经过一定的考核，则可以

直接聘用为干部。1995 年河南商丘永城发生假文凭聘干事件后，9 月，河南省人事厅发出《关于实

行公开考试择优聘用干部的通知》，要求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聘用干部和国有企业从非在职人员中

聘用干部必须坚持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公开考试，择优聘用。同时要求严肃人事工作记录，

保证聘用干部的质量和素质。

对于乡镇干部的聘用，1987 年 3 月，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颁发执行〈关于补充

乡镇干部实行选任制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镇干部要逐步从农村优秀人才中选拔聘用的指示精神，就乡镇干部的聘用做出具体规定，要求选聘的干部“年龄一

般在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同时要求“聘用人员的聘用期一

般为三年。聘用期满，工作需要，本人称职，经严格考核合格的，可以续聘，但不得沿用过去的办

法转为国家固定干部。”1991 年 7 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发出《关于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和择优

录用部分优秀乡镇选聘干部的通知》，就乡镇干部的选聘和录用做出具体规定，提出“实行乡镇干

部选聘制是从优秀农民中选拔干部的主要途径，各地区要继续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巩固和发展改

革成果。”要求选聘对象是“优秀村干部、乡镇企业领导骨干、复员退伍军人、在专业技术岗位的

不脱产人员、农村‘五大’毕业生和经过两年以上实践锻炼的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

这两个文件实际上是开了从农民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的口子，对于极其凝固的具有农民身份的

村干部等农村中的精英来说，意义重大，不啻为天上掉馅饼，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但

口子基本是一次性的，从中县的实践来看，除了 1991 年从优秀村干部中聘用了 30 名乡镇干部之外，

后来再也没有实施过。

从北山市的聘干工作来看，1991 年到 1996 年，全市共聘干 5151 人，占全市干部总数的 4.5%，

其中乡镇选聘 330 人，聘用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学历的在职工人 3088 人，聘用大专以上学历的城镇

待业青年 628 人，聘用地市二等，省三等以上科研成果奖和有技术特长的社会闲散科技人员 1105

人，这其中，担任县处级领导干部 2 人，乡局级干部 38 人，副乡局级干部 283 人。

从上面这些资料来看，聘用干部是非常狭窄的流动渠道，而且以在职工人和科技人员居多，城

镇待业青年和农民能够被聘用的机会很少，数量也很小。

录干和聘干政策运行到 2001 年，由于各地不断有一些问题和事件出现，2001 年 8 月，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坚

决停止个别地方仍在使用的‘以工代干’、‘工人转干’的错误做法。”这之后，各省份相继停止了

录干和聘干的工作，比如，2002 年 10 月，湖南省委组织部、人事厅联合发出通知，规定“从 11

月 1 日起，湖南省原来所发的各种录用干部的文件将一律停止”。从全国各地来看，随着公务员录

用制度的完善，各种形式的录干和聘干在停止后，逐步并轨到公务员的录用上。

具体到中县，2000 年之后，基本停止了录干和聘干工作。在 2009 年 8 月份副科级干部提拔任

用中，凡是 2000 年以后聘干的，组织一概不认可。解放街道办事处一名拟提拔人选就是在这个资

格审查过程没有通过，从而没有提拔。1978 年以来，中县吸收录用干部 2030 人。

四、中县领导干部来源的数量考察

中县县领导是经由那些渠道获得干部身份的？各个渠道的比重如何？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县县领导主要来自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高达 80%以上是大中专院校培

养的，这充分说明了大中专院校是培养领导干部的主要场所，是主要的精英收割器，实现了党中央

提出的干部应主要由学校来培养的目标。军转干部占 13%，是培养领导干部的第二渠道。两者相加，

高达 94%，吸收录用的只占 6%，一方面是由于吸收录用的干部本来就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吸收录用

的干部精英程度不高，能够走上县领导岗位的不多，吸收录用只是领导干部来源的辅助渠道。

1978 年以来，中县县领导来源有一个怎样的变迁？由于资料的原因，下面具体考察 1999 年与

2009 年的县领导来源变迁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来自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的增多，来自于军队转业和吸收录用的减少。

这大体也是 1978 年以来的整体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正科级一把手的来源构成。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县正科级一把手来源也是以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为主，占到 70%以上，其次是吸收录用，占 18%，军转干部则是第三个来源，占 10%。吸收录用超过军转干部成为第二大渠

道，说明正科级一把手中，土生土长的本地精英有一定优势。相对年轻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基

本都是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说明了知识型干部逐渐一统天下，占据绝对优势和比例的趋势，而他们

中间通过吸收录用这个渠道获得干部身份的，没有一个是转干和录干，3 个全部是聘干，则反映了

人事制度改革所导致的领导干部因年龄不同而产生的政治世代差异。

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上领导干部中，有 25 名（

2 名县领导和 23 名正科级一把手）是通过吸收

录用而获得干部身份的，对他们具体情况的分析，非常能够反映中县深层次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25 名通过吸收录用这个精英选拔途径而获得干部身份的正科级一把手以上

领导干部中，有 18 名是干部子弟，占到 72%。这一结果说明，吸收录用机制是领导干部阶层安排子

女就业的一种途径，是封闭的自我繁殖的机制，打上了深深的权力庇护的烙印。正是因为这里面有

不公正的内核，所以 2001 年之后，国家逐渐停止了这一政策的执行。

现在的问题是，吸收录用政策主要是对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员开放的，是解决城镇具有商品粮户

口的子女就业的一个途径，其具有屏蔽的功能，也就是它基本是对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阶层开放的，

而对农民阶层则是封闭的。那么，如何理解 25 名中有 5 名农家子弟？从这 5 名出身于农家子弟的

领导干部的具体情况来看，有 4 名是在 1978 年以前就业的，也就是基本是在文革中后期就业的，

而 1 名 1981 年就业的则是由于爷爷是商业局的老职工，等于是接爷爷的班才参加工作的。而 4 名

1978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一般都是先做临时工，然后才慢慢转成正式工，同时一般也都有较强的社

会资源，比如父亲是村干部，或者亲戚是国家干部等等。这同时也说明，文革中，农民阶层通过招

工等方式还有向上流动的渠道，而文革后，农民阶层除了上学和参军，基本丧失了其它方式的流动

渠道，所以，身份制在文革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农民虽然可以地域流动，但

他们的身份却无法改变，建国后开启的体制内非常狭窄的渠道对他们也关闭了。

对于录干、转干和聘干的具体情况，政协副主席沈然说：

‚1980 年，全省招录农村经营管理干部，当时老父亲在团结乡当乡长，乡里有个干部叫赵荣雪，

向我父亲汇报这个事，就让我也报名，老母亲也很赞成这个事，因为考上就是全民工，就是干部，

当时在县里这是很难的。我当时就想考考试试，高三都不读了，结果考上了。当时全北山市录取 89

名，按照分数录取，很严格的。‛（沈然访谈，2009）

体育中心主任郭山穆说：

‚我是 1984 年转的干，当时有个精神，就是以工代干人员，符合条件的可以转干。当时咱们

县转了很多，有 500 多人吧。当时要求有硬杠杠，必须 1979 年之前参加工作，还必须是干部岗位，

从事干部工作，工人身份的。‛（郭山穆访谈，2009）

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何栋岸说：

‚我是初中毕业，原来是工人身份，父亲原来是教师，是接父亲的班参加的工作，后来到县政

府当通讯员。我参加全国自学考试，拿下了大专文凭，河南财经学院，秘书专业，整了整整 6 年。

没有办法。不然没有出路，聘不了干就当不了干部。当时县政府还聘不了，还必须挂一个事业单位，

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卫生事业单位。93 年，一个副县长打招呼，才聘了干。‛（何栋岸访谈，2009）

论文全文连载如下，共20w字，214页：

冯军旗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二）

冯军旗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三）

冯军旗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四）

冯军旗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五）

冯军旗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