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高质量发展卡点堵点

连平系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此采访稿发表在南方日报8月2号要文版）

问题一、《决定》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章节中，单独提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具体表述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这种变化发出了哪些政策信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当前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在您看来，当前亟待破解的重要问题又有哪些？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显得十分重要是由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所决定的。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需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来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科技和产业间的博弈，我国的新质生产力需要跨越式的发展，这就离不开金融对科创领域的支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推进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亟待破解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破除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卡点堵点；加快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健全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加强风险管理。

问题二、在“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中，《决定》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放在首位。为什么要强调货币政策传导的畅顺？当前有哪些不畅通之处？畅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关键在哪里？

政策举措通常都是有针对性的，政策针对的往往就是现有的问题或不足。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常见的现象是利率渠道受阻、信贷渠道不畅、传导时滞过长、预期管理难度较大、汇率市场影响复杂等。这些问题导致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行业存在“资金空转”“关联套利”等现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通畅关系到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力度和速度等关键问题。畅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在于利率机制。要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需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构建包括政策利率在内的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优化利率走廊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在明确政策利率的同时，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使得利率传导机制简单、明确、顺畅；从短期利率传导到中期和长期利率，打通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

问题三、《决定》对资本市场的描述大幅增加，提出要“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以及“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投融资市场相协调对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这是否意味着投资者迎来新的资本市场机遇？

资本市场是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直接融资比重偏低，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尤其是投融资失衡，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资本市场与绝大多数的市场一样，需要投融资总体上保持平衡。如果长期仅关注和重视融资功能，不注重培育投资功能，不去实质性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久而久之存量投资者必然会逐步离开市场，而增量投资者也会因风险而“望而却步”，市场发展必然受阻。相反，只有投资者能长期在市场上获利，才会有新的投资者不断地加入，市场才可能获得长足发展。《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表明国家已开始高度重视投融资平衡问题，相信会有一系列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事实上近期已经部分出台。这无疑是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福音”。

问题四、《决定》提出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202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着力稳信心”。为什么需要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机制？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需要什么样的机制？

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但资本市场仍然缺失内在稳定性机制，发展不仅滞后且运行低速，亟需采取针对性举措加以调整和扶持，其核心手段就是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长效机制应由法制化、高质量、投资者保护、供求平衡和严格规范等内在要求的构成。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资本市场法制建设。修订证券投资基本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加快制定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大幅提升违法成本。完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制度，进一步提高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标准，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壮大长期投资力量，完善适配长期投资的基础制度，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全面完善减持规划体系，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制订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建立健全差异化的退市标准体系。通过资本市场良好生态的形成，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问题五、《决定》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应该如何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对于壮大耐心资本，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要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就需要发挥好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功能。具体包括：加快步伐落实国家近期关于支持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的有关政策。发挥好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及区域股权市场的功能，进一步完善拨投结合、投贷担联动等业务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加强债券市场精准支持科创企业融资，优先支持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债融资，鼓励政策性机构和市场机构为民营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债券融资提供增信支持。积极、持续地壮大耐心资本。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拓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天使投资和专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创业投资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探索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年金资金等长期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采取“长周期”、“算总账”等考核办法，推动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问题六、围绕科技创新的新质生产力是《决定》的关注重点。《决定》要求“积极发展科技金融”，并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条中特别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在您看来，科技金融体制有哪些与科技创新需求不相适应之处？积极发展金融科技应该围绕哪些方面展开？如何加大对“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部分的金融支持？

《决定》明确指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众所周知，我国金融业的特征是间接融资即银行业较发达，而科技创新所需要的融资方式主要是直接融资，因为科创型企业通常较小，体制较弱，风险很大，因此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不适合直接向科创型企业发放贷款。而我国的风投行业和创投行业相对弱小，股票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发展滞后，因此我国的金融业与科技创新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欠匹配，需要采取针对性举措进行调整。应按照《决定》的要求，全面推进广义科技金融发展。即通过银行、证券、保险、创业投资、抵押担保等金融服务方式，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对科技企业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加大对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构建丰富的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打造科技与金融良性互动的生态。更好地发挥国有大型银行的综合优势，加强国有金融体系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借鉴国际经验，探索设立科技政策性银行；建立健全科技保险体系，发挥保险机构对大型项目的风险分散功能。

问题七、《决定》重申统筹发展与安全，将防范化解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三大风险位列首位。如何看待中小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与挑战？与此同时，《决定》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小金融机构在未来将迎来在金融体系中的定位的重新厘清或改革？

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大批涌现，在支持中小民营企业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超出机构自身业务能力盲目进行扩张；过度参与地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投放过度追求大项目；有的中小银行为求扩张，跨区域开展经营，超出其经营管理能力；一些中小银行面临一系列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不良资产大幅上升，资本金严重不足。《决定》提出要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对中小银行来说，就是要将中小民营企业作为其服务的主要对象，进一步明确业务定位。在此基础上，深化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从战略规划，内部体制机制，主要业务流程以及风险管理机制等方面将发展定位落到实处，使得公司的经营管理切实按照公司的发展定位开展运作。中小银行应该发挥其地域性优势，深耕本地市场的中小企业客户，为其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问题八、《决定》强化金融市场的对外作用，提出了“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当前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面临着哪些难点？中资金融机构如何提升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

当前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人民币国际化也在积极稳步推进，但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一是如何处理好跨境资本风险管理和有序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关系。二是如何加快离岸金融制度创新步伐，均衡发展境内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三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和引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四是如何准确定位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角色与职能，使其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稳步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同时，又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中资金融机构是参与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主力军。随着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和居民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增长、日益多元化，未来中资金融机构也将更深度地涉足国际金融业务和全球金融市场竞争，这就要求中资金融机构持续提升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具体可以采取以下五方面举措：优化海外机构布局，探索建立区域总部管理模式，提高海外机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扩大海外营收占比和国际市场份额；深化合作，与国际领先的商业银行、投行、资管机构等合作，提升中资机构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迭代，提高金融服务效能；强化跨境投资风险管理，加大合规审查、法律、廉政以及反洗钱等专业化建设；健全完善数据治理，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智能化、投研一体化的全球资产管理平台；积极培养和吸引国际化、专业化的金融人才，不断增强投研能力、估值定价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价值增值能力以及责任投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