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飞：论地方志对王阳明文献的重构与还原

提要：地方志在著录王阳明文献时往往对其文本进行重构，达到以光志乘的目的。或在王阳明文献的题目中添加和更换地名，以凸显文本的创作地点；或删减王阳明文献内容，以回避原有的地域特征。地方志所收文献与阳明别集所载文献的差异，可以反映阳明弟子处理阳明文献的态度与策略。阳明弟子在编排诗歌文本时，往往拼合写作时间相近、内容相似的诗歌，重新拟定总的题目；在处理序文时，有意根据文本内容选取不同稿次，甚至对文本内容进行加工和润色。在历次编刻王阳明别集的过程中，主事者偏重于篇目顺序的调整，极少考订文本的具体内容。地方志所收文献可以还原阳明文献的文本面貌，如揭示和校订别集中文献的脱讹，恢复文本的原有内容；重新议定王阳明辑佚文献的著作权，探寻文本的真实作者。

关键词：地方志 王阳明文献 重构 还原

王阳明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三不朽”贤者，清代王士祯称：“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因此王阳明始终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学界对其研究已经由心学思想拓展到文学创作、心学对文学的影响、文献刊刻与传播、阳明学的当代价值，甚至域外阳明学、阳明后学等各个方面。面对如此繁盛的研究现状，融合“阳明学”与“方志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新途径。

王阳明与地方志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其以志观政、经世致用的方志观，还体现在地方志收录了大量的王阳明文献。地方志中所收文献或散附于山川、驿站、寺庙等条目之后，或统一收录于艺文志之中，内容涉及诗文、序记、奏疏、公移等多种文体。这些文献一方面撮录自王阳明题壁诗、碑文等，另一方面转抄自王阳明别集。地方志与王阳明别集中的文献虽然同出王阳明之手，但往往呈现出不同甚至矛盾的面貌。目前学界对地方志中王阳明文献的关注主要着眼于文献辑佚，而对于地方志所录阳明文献与王阳明别集所载文献的差异缺少深入研究。赵广军曾以福建地方志为例，指出王阳明全集所收诗文与地方志记载有许多差别，认为地方志的可信度更高。实际上，地方志所载王阳明文献的具体情况需要辩证对待。借助这些纷繁复杂的异文，既可以窥见地方志纂修者的采录动机，也可以反映王阳明别集的编纂策略，还可以还原王阳明文献的文本面貌。

一 重构文本以光志乘

在王阳明别集刻印之后编纂成书的地方志中，纂修者收录王阳明相关文献时往往以王阳明别集为材料来源，但又往往对别集中的阳明文献进行重新编辑，或改动文本题目，或删减文本内容，这种编纂行为可以称为“文本重构”。地方志重构王阳明文献的主要目的是突出该地域的人和物与王阳明的联系，借王阳明的名望提高地方声誉。

（一）更换文本题目

地方志常在王阳明原有诗歌的题目中添加地名，以此凸显文本的创作地点。如王阳明别集中有《方思道送西峰》一诗，是王阳明离开常山县时留给方豪之作。明清时期各种《常山县志》，或在《山川·西高峰》下著录此诗，如万历《常山县志》将此诗题为《过常留别方豪》；或在《艺文志》中收录此诗，在题目中明确标举“常山”二字，如雍正《常山县志》将此诗题为《过常山别方棠陵》。

有的王阳明诗作题目中已有地名，地方志收录时会改为与本地相关的地名。如王阳明从龙场驿丞赴任庐陵县令途径沅江，有诗《沅江晚泊》。在庐陵县的各级方志中，此诗均题作《沅江晚泊》，如嘉庆《沅江县志》、嘉靖《常德府志》、嘉庆《湖南通志》。但道光《桃源县志》却改题为《桃源晚泊》，修志者或因沅江流经桃源，将原诗题目中的“沅江”改为“桃源”。

地名变更也会导致地方志对王阳明诗歌题目的更改。王阳明寓贵期间有诗《天生桥》，后来天生桥被改名。嘉靖《贵州通志》卷2“龙潭洞”载：“去洞十余丈，有天生桥，高丈余，阔二丈，其上可通往来。巡按御史魏洪冕立石坊，匾‘龙泉石径’。”可知“天生桥”后来被改名为“龙泉石径”。此后万历《贵州通志》将此诗复题为《过天生桥》，其他地方志均将此诗著录为《龙泉石径》。《王阳明全集补编》认为此诗“与龙泉石径无涉”，这一论断不确。

更换诗歌题目中的人名也是地方志凸显地域名声的方法。王阳明在平定桶冈匪乱时，有诗《桶冈和邢太守韵二首》。此诗题目在明清方志中的表述较为混乱，有的地方志遵循王阳明别集中的题目，如康熙《南安府志》，有的地方志则改为别的题目，如嘉靖《崇义县志》称为《平诗》、嘉靖《南安府志》称为《平回军》。最为奇特的是改为《桶冈寄桂东令余达二首》，如乾隆《桂东县志》，后续的《桂东县志》因袭之。正德十二年（1517）十一月，王阳明平定横水、左溪、桶冈等地区的匪乱后，在茶寮山寨勒石纪功，即《平茶寮碑》。碑在今江西赣州崇义县思顺乡，碑文主体东侧有王阳明这两首草书诗歌，清晰可见，此外几首诗歌模糊不清，仅有“邢珣”“舒富”等字依稀可辨。嘉靖《崇义县志》在王阳明的诗歌后收录季《平诗》3首、邢珣《平诗》4首，其中季有两首诗与王阳明第一首同韵，邢珣有两首诗与王阳明第二首同韵。季时为南安府知府，邢珣时为赣州府知府，均随王阳明一道平定匪乱。这些诗歌是王阳明与僚属之间的唱和诗，与湖广郴州府桂东县县令余达没有任何关系。

（二）删减文本内容

同一则文献载于不同方志，常见于同一地域的不同级别地方志，或者相邻地域的地方志，但也偶见于相隔较远的地域方志。这种跨地域地方志中的文本互著，往往删减了原有文本的内容。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为王济校刻的谢枋得《文章轨范》作序，是为《重刊文章轨范序》。此序的创作地贵州，在方志中较早收录此文，如嘉靖《贵州通志》，内容与王阳明别集所载相同。谢枋得的家乡江西弋阳在方志中也收录此文，如咸丰《弋阳县志》。咸丰《弋阳县志》将此序题为《叠山先生文章轨范序》，文末有注“王文成公集增”，而且按语云：“按此阳明先生因侍御王汝楫与郭方伯梓是书于贵阳，而为之序，故针砭当世学者之意多。”可知该志采录自王阳明别集，但却删减了两段内容：“世之学者传习已久，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侍御王君汝楫于按历之暇，手录其所记忆，求善本而校是之；谋诸方伯郭公辈，相与捐俸廪之资，锓之梓，将以嘉惠贵阳之士。曰：‘枋得为宋忠臣，固以举业进者，是吾微有训焉。’属守仁叙一言于简首。”以及末尾一段“吾惧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于是乎言”。这两段文字均涉及贵阳，交代了王阳明写序缘由，故而《弋阳县志》修志者刻意将此隐去。

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见于浙江、山西、广西等三地地方志。嘉靖三年（1528），绍兴知府南大吉委派山阴县令吴瀛重修绍兴的稽山书院，并新建尊经阁。落成之后，王阳明应南大吉之邀完成《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作为此文的诞生之地，绍兴的各级方志大多收录此文。山西的地方志也收录此文，如万历《山西通志》题为《儒学尊经阁记》，雍正《泽州府志》和乾隆《高平县志》均题为《高平儒学尊经阁记》。弘治八年（1495），王阳明应好友杨子器之请，为其纂修的县志写序，即《高平县志·序》。王阳明与高平县的联系仅限于此，并没有为尊经阁写记。此外，《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还见于广西的地方志，康熙《平乐县志》将此记改题为《平乐府学尊经阁记》。嘉靖六年，王阳明出兵两广，先后平定思田叛乱，以及八寨、断藤峡的匪乱。但实际行迹并未到过平乐县，后世修志者或出于对王阳明“三不朽”的仰慕，收录了这篇记。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着重阐发“心外无物”的心学思想，只在末尾一段介绍尊经阁的修建始末和撰文缘由。末尾一段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故而在山西、广西两地的方志中均被删除，以符合所在地域方志的空间要求。

二 还原阳明文献的编纂策略

王阳明弟子获得阳明文献主要有两种途径，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对此有记载：“明日又进贵溪，扶丧还玉山。至草萍驿，戒记书箧，故诸稿幸免散逸……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吴，始校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一方面直接获取自王阳明书箧中的手稿；另一方面是派人赶赴王阳明行旅所至之地搜集王阳明遗文，包括题壁诗和碑文等文献。而这些文献同样著录于地方志中，但却与王阳明别集所载文献不同，据此可以窥见王阳明弟子编纂阳明文献的态度与策略。

（一）编纂诗歌文本的随意性

王阳明早年溺于辞章，与复古派诸人交游酬唱，潜心于心性之学以后逐渐回避并反思辞章之学，认为“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王阳明弟子在编纂阳明文献时，竭力弘扬的是王阳明的学说和事功，故而对诗歌的态度十分随意，总体策略是精简诗歌文本，突出的表现是拼合写作时间相近、内容相似的诗歌，重新拟定总的题目。这种现象不仅可以从地方志中得以证实，还能从王阳明的墨迹、别集的其他刊本、诗歌的内部信息等多种途径佐证。

如嘉靖六年（1527）成书的《汀州府志》载有王阳明《四年壬戌复过□□□□》“见说相携霅上耕，连蓑应已出乌程”、《夜坐有怀故□□□次韵》“月色虚堂坐夜沉，此时无限故园心”等两首诗。《阳明先生文录》将这两首诗合并为《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但与题目密切相关的只有第一首。王阳明在《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一书中称：“曰仁春来颇病，闻之极忧念。昨书来，欲与二三友去田霅上，因寄一诗。今录去，聊同此怀也。”可知寄给徐爱（字曰仁）的只有一首诗，别集误载为两首。嘉靖三十六年董聪刻本《阳明先生全录》在《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下只收录“见说相携霅上耕”一首，将“月色虚堂坐夜沉”移置《即事漫述》，董聪刻本或已意识到此前刊本的错讹，故而作出调整。

拼合诗歌的做法会造成歌咏对象的含混，如王阳明别集中收有《喜雨三首》，其实是拼合3首不同题目的诗歌。嘉靖《汀州府志》录有王阳明《南泉庵漫书》2首，其一“山城经月驻旌戈”，即阳明别集中的《回军上杭》；其二“即看一雨洗兵戈”，即阳明别集中的《喜雨三首》其一。第一首有真迹留世，后有附注：“雨中过南泉庵，书壁。是日，梁郡伯携酒来呈，因并呈。时正德丁丑五月四日，阳明山人顿首。”由此可知这两首诗本是同韵题壁诗，王阳明后来手录其中一首赠给梁郡伯。乾隆《汀州府志》将《喜雨三首》分题著录，前两首题为《上杭喜雨二首》，后一首“前旌已带洗兵雨”题为《岩前剿寇班师纪事》。钱德洪等人或因三首诗中均有描写下雨带来欢欣的场景，所以总题为《喜雨三首》。

冠以总的题目也会暴露内部写作时间的矛盾，如“归越诗”中的《化城寺六首》并非写于同一时间。第一首“天外清秋度明月”和第二首“幽谷风多六月秋”写于秋季。而第三首“春暖石芝抽玉芽”明显写于春季，应当王阳明第二次前往化城寺时所写。阳明弟子将这些诗歌笼统地称为《化城寺六首》，也使吟咏对象变得含糊。第二首、第三首并没有具体描写化城寺，嘉靖《池州府志》将这两首诗题为《游九华山二首》。而第三首“一百六峰开碧汉，八十四梯踏紫霞”，歌咏对象应该是金地藏塔，乾隆《池州府志》记载：“地藏塔，在化城寺右一小山，由八十四级以上。”所以在光绪《青阳县志》将此诗被附载于“金地藏塔”下。

（二）处理序文文本的针对性

王阳明的部分序文存在初拟稿与修改稿，阳明弟子在编排这些文本时似乎有意根据序文的内容选取不同稿次。对于无涉心学思想的序文，不太注重搜集修改稿，只是著录较易获取的初拟稿。而对于阐发心学思想的序文，尽量收录修改稿，甚至主动进行加工和润色。

王阳明别集所收《山东乡试录序》，是王阳明主试山东时所写的初稿，此序定稿见于上海图书馆藏刊本《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山东地方志，如嘉靖《山东通志》所收就是实际刊刻的定稿。王阳明别集中的《山东乡试录序》具有明显的草拟痕迹，如“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辈以礼与币，来请守仁位考试官”，嘉靖《山东通志》所录定稿补充了“及其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两位主政者姓名。再如，别集中此文末尾云：“是举也，某某同事于考校，而御史偁实司监临。某某司提调，某某司监试，某某某又相与翊赞防范于外，皆与有焉，不可以不书。自余百执事，则已具列于录矣。”这些有待后续填写的“某某”，充分说明这篇序只是初稿。嘉靖《山东通志》则删除末尾一段，又在“是三千有奇者，皆其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游于门墙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艺者乎？”后增补一句“其亦有卓然而显如颜、闵、游、夏之徒者乎？”王阳明在此感慨山东人才凋敝，不禁连续发问：由三千士人是否出自孔子乡人之后，七十五人是否兼通六艺，进而以孔门贤哲来勉励山东士子。

王阳明曾为熊世芳所编《紫阳书院集》作《紫阳书院集序》，序文王在阳明别集和地方志中都有著录。尽管《紫阳书院集》亡佚，无法看到随书刊刻的序文，但仔细辨别王阳明别集和地方志中的文献，可以发现别集所收为定稿，地方志所收为初稿。嘉靖《徽州府志》录有《紫阳书院集序》，其中记载：“乃大新紫阳书院，以明朱子之学，萃士之秀而躬教之。于是七校之士惧政之弗继也，教之或湮也。而程生曾集书院之故，复弁以白鹿之规，遗后来者，使之所教。刻成，毕生珊来，致其合语，请一言之益。”王阳明别集中此段作：“乃大新紫阳书院，以明朱子之学，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于是校士程生曾氏采摭书院之兴废为集，而弁以白鹿之规，明政教也。来请予言，以谂多士。”别集所记语言更加简洁。嘉靖《徽州府志》云：“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寂，卑之而支离，流荡而失宗，劳而靡有所得矣。”第三句“流荡而失宗”显然不能与“高之而虚寂，卑之而支离”两种情况并提，所以别集将后两句改为“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嘉靖《徽州府志》又云“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王阳明别集进一步强调“学”的功用，将后一句拆分为“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别集中的文本更加流畅精准，应当是阳明弟子在编纂文集时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以凸显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三 还原阳明文献的文本面貌

王阳明弟子从四处搜访遗文，在文本辨读和誊录的过程中时有舛误。这些文本被编入王阳明别集后，逐渐固化为“原始文献”。王阳明弟子在历次编刻阳明文献时，大多聚焦于篇目顺序的调整，而没有仔细考辨文本内容，往往辗转因循。现代学者在辑录王阳明散佚文献时，难免会疏于考证，误收他人作品。借助地方志，既可以订正王阳明别集中文本的脱讹现象，也可以考辨辑佚作品的真实作者，进而还原王阳明文献的文本面貌。

（一）还原文本的内容

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期间，平定了以谢志珊为首的流民起义军，刻有纪功碑《平茶寮碑》，王阳明别集中最早收录碑文的是嘉靖十二年黄绾序本《阳明先生存稿》：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广湖郴之间骚然且三四年，于是三省奉命会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横水左溪诸巢，贼败奔。庚申复连战，奔桶冈。十一月癸酉，攻桶冈，大战西山界。甲戌又战，贼大溃。丁亥尽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归流亡，使复业，度地居民，凿山开道，以夷险阻。辛丑，师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

在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刊刻以前，嘉靖《赣州府志》、嘉靖《南安府志》、嘉靖《崇义县志》等3种地方志均著录这篇碑文，但与王阳明别集所载有较大差异。

可以发现，嘉靖《赣州府志》中的碑文极有可能采录自王阳明别集，而嘉靖《南安府志》与嘉靖《崇义县志》与王阳明别集所载有异，且文本高度同源。清代同治年间，崇义知县有感王阳明文集与地方志记载的差异，曾亲赴桶冈，誊录碑文，同治《赣州府志》在碑文后有注：“《茶碑文》前志所载，与《南安志》、各县志，及《阳明文集》互有同异。同治庚午，署崇义知县周长森亲赴桶冈，相度形势。碑在万山中，高一丈……今照碑刻正面全文采列，并附碑制，以备金石之采。”同治《赣州府志》从石碑过录的碑文与嘉靖《南安府志》所载完全相同，且多出“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纪功御史屠侨……共百有余名”一段落款。赣州市档案馆藏有碑文拓片，内容清晰可识，与嘉靖《南安府志》、同治《赣州府志》所录完全相同。碑文中的“庚辛”并非“庚申”之误，而是庚申和辛酉的略写，如此方能称之为“复连战”。由此可知，阳明弟子在誊录《平茶寮碑》时多有疏漏和讹误，而嘉靖《南安府志》和同治《赣州府志》的碑文直接抄录自石碑，文本更加准确。

（二）还原文本的作者

《王阳明全集补编》（增补本）可谓王阳明佚文整理的集大成之作，但其中部分作品疏于考证，误将他人作品归在王阳明名下。地方志却完整保存了部分作品的作者和文本信息，地方志可以辅助考实部分伪作。

《王阳明全集补编》（增补本）从2008年晋宝斋书画古董交流会录出《谒文山祠》：

汗青思仰晋春秋，及拜遗像此灵游。浩气乾坤还有隘，孤忠今古与谁侔。

南朝未必当危运，北虏乌能卧小楼。万世纲常须要立，千山高峙赣江流。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谒宋文山公祠，有赋一则。王守仁。

此诗不见于王阳明任何文集，最早见于嘉靖《固始县志》卷10。该卷录有“知县张梯《俱和许忠节过赣吊文丞相韵》”一首，其后附有“忠节原韵云”一首，即此诗。许忠节，即许逵，固始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此诗当是许逵所写。作伪者或因王阳明写过《重修文山祠记》，将此诗也托名王阳明，并根据王阳明行迹，伪造跋语。

《王阳明全集补编》（增补本）辑有《游钟鼓洞》一诗，注明“诗刻在辰溪县沅水畔丹山崖下钟鼓洞内石壁上”：

奇石临江渚，轻敲度远声。鼓钟名世闻，音韵自天成。

风送歌传谷，舟回漏转更。今须参雅乐，同奏泰阶平。

道光《辰溪县志》过录了钟鼓洞内的石刻，居首者即为此诗，题为《奉和阳明先生□韵》，有两处异文，“今”作“会”，“泰”作“太”，署名“门人太和曾□汉”。向彪等人曾前往辰溪实地考察，撰有《湖南辰溪丹山摩崖石刻群考》。经过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的互证，可知此诗题为《奉和阳明先生题钟鼓洞韵》，为王阳明弟子曾才汉所写。王阳明原诗《钟鼓洞》为七律，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全集补编》（增补本）或因石刻风化导致部分字迹模糊不清，凭“阳明先生”误将此诗归为王阳明。

余论

随着阳明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文本材料的关注点由王阳明别集转向其他文献是大势所趋。“方志学”与“阳明学”的结合，将为阳明学研究开辟新的路径。《阳明行迹方志文献选刊》影印王阳明所经之地的309种地方志，为“地域阳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何利用这批材料进行学术研究，是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问题。除了张宏敏指出的还原王阳明的诗歌吟诵、讲学授徒和军事活动，分析地方志与王阳明别集所载作品的异同，并思考差异产生的原因也是利用这批材料的方法之一。

尽管地方志会出于光耀志乘的目的，对王阳明文献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构，但地方志也保存了很多王阳明文献的原貌，尤其是王阳明没有留下手稿的碑刻、题壁诗等作品。这些作品经人实地考察、誊抄后才进入王阳明别集，在此过程中文本面貌难免发生变化。地方志属于就地取材，更加接近作品的创作地点，故而地方志的可信度要高于王阳明别集。针对王阳明的部分作品，地方志可以与王阳明的墨迹、王阳明的别集等文献形成互证，反映王阳明弟子编纂王阳明文献的策略与倾向。地方志有资于校正王阳明作品的讹误，还可以辅助考辨王阳明辑佚诗文的真伪。当然，面对地方志中纷繁的阳明文献，我们既要看到它与王阳明别集所载阳明文献的差异，也要考订差异产生的原因，如此方能准确解读王阳明的作品，合理阐发王阳明的思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