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0年，天津。
在一座公寓中，有两个男人正坐在客厅的桌子旁交谈着。
其中一人戴着眼镜，穿着长袍，看上去就像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读书人，脸上的神色有些忧愁，像是在纠结某些事情。
另一人穿着西装革履，淡定地坐在他对面，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不久后书生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主动对着对面的男人说道：“王先生，要是事情真的按你说的发展，我这里有一份名单，上面的人都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人。”
说完他便从怀中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双手略带颤抖地把它放在了桌子上。
坐在对面的男人，看见书生终于拿出东西来，随意地把名单拿起来看了看，便放在了怀里起身说道：“好说，张先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更好地改善两国关系！”说完便离开了。
书生想不到过不了多久这份名单会毁了他的一生，而他也将会辜负他所奋斗一生的事业。
满腹经纶 及进士第
书生叫张东荪，1886年生人，哲学家、政治家，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而另一名男子叫王志奇，美国特工。
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两个人为什么能坐在一起进行交易呢？又为什么会让张东荪的人生毁灭呢？
张东荪出生于浙江杭县，也就是现如今的杭州，父亲是杭县的县官。
张东荪的父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任期间十分受同僚的排挤。
在无法忍受官场中的同室倾轧后，张东荪的父亲索性辞官回家，醉心于读书作文。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下的张东荪，从小便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不仅如此，在父亲德行的影响下，张东荪也在胸中养出了读书人的浩然之气。
自幼便有着读书治世之心的张东荪，正值清政府末期，吏治腐败，军事萧条，便有了入世救国之心。
就这样，少有志气的张东荪在父亲的帮助下在十八岁那年获得了官派留学日本的资格，得到了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机会。
抱着救亡图存想法的张东荪，带着满腔抱负踏上了前往东京求学的旅程。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张东荪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事实，试图凭借学识的积累能想出一个解决国内困局的办法，但是收效甚微。
张东荪大三那年，著名学者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来到了东京帝国大学讲课。
那时的张东荪还是一个无名小子，空有满腔报国的热情但是面对现实的困难却没有什么好办法，处在无休止内耗的阶段。
那堂课，可以说改变了张东荪的想法，梁启超在讲课中提出了教育兴国的理论，认为想要改变中国现状，其根本在于提升国民素质。
作为传统书香世家出身的张东荪，从小父亲对他的教育就是“忠君爱国”“君辱臣死” 等外儒内法的传统政治思想。
这些政治手段与政治思想和梁启超君主立宪制的思路是完全相悖的，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但听完梁启超的讲课之后，张东荪突然找到人生的新方向，那就是用自己的实践去验证在过去的他看起来有点欺师灭祖的教育救国方法到底有没有用。
在梁启超的演讲结束之后，与自己的好朋友创办了《教育》杂志，
虽然这本杂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仅出版了两期。
但是这两期张东荪借助杂志把自己的教育救国思想展示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张东荪踏上政治道路的开始。
1911年，完成学业的张东荪从日本回国。他们作为公派留学生，朝廷都是十分重视的，所以当时的皇帝宣统还亲自接见了他们。
虽然此时的小皇帝也不会懂得殿试是什么意思，也不会懂殿试对于台下的众人有什么意义，但是此时的清王朝需要一些事情来提振朝纲。
读书人出身的张东荪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事还是有很大兴趣的，毕竟能成为天子门生，是读书人成功的表现之一，哪怕此时的王朝已是大厦将倾。
就在张东荪刚刚成为进士不久，改变中国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在北京见识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各种乱象之后，张东荪对于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朝廷早就没有了幻想。
在得知武昌起义之后，接受过新文化的张东荪便决定前往武昌，支持革命。
在来到武昌后，凭借他的能力，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内务部秘书。
在政府工作的几个月里，张东荪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表现平平。
他之前所学大多停留在理论，而真正能用理论指挥实践取得成功的人屈指可数。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低沉之后，张东荪决定退出政府，转而去办报纸。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有一种笔杆治国的愿景，他们认为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学贯中西，对于政治的简介无出其右，只要当权者能听自己的建议，那么吏治承平只是时间问题。
张东荪同样有这个不算毛病的毛病，即便在政府工作的那段时间没有什么成绩，但是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只不过是自己的才华没有展露出来，只要给自己话语权，一定会有人欣赏自己。
在长达十多年的报刊生涯中，张东荪确实闯出了自己的名号，只不过是一个很尴尬的“进士政论家”。
那个时期的人大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人支持民主共和，有人支持共产主义，但是张东荪不同，他谁都不支持。
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篡权乱政之后，他提笔大骂袁世凯破坏革命，盗取革命成果。
二次革命时期，他又用大篇幅去唾弃国民党这种祸乱朝纲的行为。
不仅政治主张不固定，张东荪的工作也不是很固定。
他从离开临时政府到从1924年离开《时事新报》，辗转了数家报社，在每家报社所宣传的政治主张都不一样。
后来张东荪明白了报纸只不过是政治的喉舌之后，便离开了杂志界，似乎准备实现他一开始的理想，教育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