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片放逐法：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中的重要“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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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肆期

古典时期的雅典有一种特殊的放逐制度：每年公民大会都会投票决定是否实施放逐，在作出进行放逐投票决定后，经过70天左右会进行正式投票。投票当天，雅典公民通过在陶片上刻写流放对象姓名来进行投票，当投票人数达到6000人的有效值后，得票最多者会被放逐10年，10年间被放逐者依然有权享受自己的产业收入，其间城邦若需要还可以将其临时召回，这种放逐制度就是著名的陶片放逐法.

预防：削弱僭主和贵族寡头势力的手段

陶片放逐法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末期。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其是由雅典著名的改革者克里斯提尼创立，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也采纳了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有一定的争议，焦点在于当该法被创制20余年后才首次被投入使用，似乎有些不符合常理，但是目前也没有更多明确的史料证明创制者另有其人。英国著名希腊史学家哈蒙德认为也有可能是一位政治家在公元前488年创立，但也无法说出其姓名。

图1陶片放逐法所用陶片

陶片放逐法应用的前三个对象分别是希帕库斯、麦加克莱斯和一位不知姓名的人物（但其身份被亚里士多德记录了下来），这三个人的身份有一定的共性，即三人都与僭主的关系十分 密切。尤其是希帕库斯，此人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独裁者的亲属，亚里士多德更是直言“他们在三年中继续把那些曾经是立法目标的僭主朋友们放逐出去”。这里的僭主指的是梭伦改革后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的庇西特拉图（在其去世后其两位儿子试图继续维持僭主政治而遭 遇失败，雅典恢复了奴隶制民主政治）。然而许多与僭主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据说是因为人民宽宏大量而留在了雅典，这样的情况让雅典人感到不安，担心再次坠入僭主政治之中。此外，当时雅典人面临的形势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当僭主政治被推翻后，雅典内部并不团结，克里斯提尼与伊萨戈拉斯及其背后的派别斗争激烈，处于劣势的伊萨戈拉斯甚至向斯巴达国王克里奥墨涅斯求助，请求出兵干预雅典内部事务。作为希腊半岛两强之一的斯巴达城邦， 也希望借此压制雅典并扶植亲斯巴达的贵族政治。同时僭主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虽然离开雅典但仍然保有影响力，他辗转投奔了波斯王国大流士一世的宫廷，并获得了国王的支持。他在波斯帝国活动，希望借助外力重返雅典再现其父亲的荣光。

图2克里斯提尼雕像

面对可能存在的危机，尤其是内外勾结的风险，雅典人需要从内部采取措施加以防范，清除可能会威胁城邦民主制度的僭主与贵族寡头残余势力。但是，断然采取杀戮的办法来对付还未将犯罪付诸实际行动的公民又与城邦的民主精神相违背，故采取相对温和又能够付诸民主投票程序的陶片放逐法就成了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谈民主与寡头政体时所说的，“任何人都不至于凭借他的财富或朋从，取得特殊的权力，成为邦国的隐忧。如果不能事先防范，有人已经置于这样的地位，就得强迫他出国，以免酿成后患”。

补充：应对长期存在的平民与精英之争

在陶片放逐法实施的70余年间，雅典有十几位人物被投票放逐（其中有些人因各种原因没有被真正放逐），其中能够确定姓名的有10人。把这10人的身份列成一个表格，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这些被放逐的人物绝大部分是古典时期雅典的政治精英。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雅典社会精英与平民的矛盾斗争和雅典公民对于政治精英强烈的防范心理。

表1被放逐者的身份信息统计

雅典民主政治建立之前，雅典的社会精英指的就是贵族。根据《雅典政制》的记载，雅典的“贵族和群众之间的党争，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雅典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为此，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打击旧贵族势力。为了重新界定公民身份并削弱血缘政治，梭伦按财产将公民分作四个等级——五百麦斗者、骑士、双牛者和日佣级。同时进一步强化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权力，逐渐用地缘部落代替血缘部落，着力削弱旧贵族掌握的议事会，即“阿雷奥帕古斯”的权力。

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消除旧贵族的影响力，因为旧贵族往往通过其手中既有的财富顺利跻身高等级公民群体，而继续保持其政治上的影响力。根据政治史学家约西亚·奥博的研究，梭伦改革前雅典的贵族被称为“门第精英”，他们通过婚姻纽带或次要亲属关系与其他贵族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出身高贵者；梭伦通过财富划分四个社会等级完成了一次筛选和重构，然而这并没有消除以往的门第精英，他们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组成了新的精英集团，成为 “财富精英”。所以在直接民主制下的雅典，平民和精英的斗争依然客观存在。那么这种平民与精英心理上的区隔与陶片放逐法的实施又有何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的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古代希腊很多城邦的政府从本质上看都是软弱的，其用于对付内部叛乱、颠覆等危机的力量是不够的，尤其是民主政府中官员的专断行为会引发其他人的忧虑。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难的局面，雅典人需要找寻一种平衡，既能够有效解决隐患，同时又不违背公民的政治情感，而陶片放逐法因其相对谨慎的程序和由民众投票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

而与精英相比，普通低等级公民虽然也是奴隶主阶层，但其能够调动的资源和产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所以，尽管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权力上升，雅典人还是设置了陶片放逐法作为平民阶层遏制精英阶层的补充制度设计，“因为贝壳放逐法并不是一种刑罚，只是用来贬黜显要人物以平息妒意，以剥夺公民权的方式来发泄怨气”。

调和：政治精英之争的外部裁决

当然，陶片放逐法在运行的过程中，也不仅仅是打击精英的斗争工具，作为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重 要组成部分，还起到了裁决政治精英争端并防止公民 群体分裂的作用。普鲁塔克就在其《希腊历史名人传》—书中记载，第二次希波战争前，雅典有两位重要的政治家，一位是后来在希腊联军大战波斯海军战场上大放异彩的地米斯托克利，另一位是在雅典城中素有正义之名的阿里斯提德。二人围绕雅典未来军事力量的发展走向发生了严重分歧，当雅典人在其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发现了一条银矿矿脉时，地米斯托克利力主将其用于发展海军；而阿里斯提德则认为海军建设耗费太巨，不如分给公民。二人势同水火，阿里斯提德甚至宣称，除非他们把地米斯托克利和他本人投入死亡的深渊，否则雅典的国土就得不到安宁。

政治精英间由于政见不同而出现的矛盾不仅是其本人的问题，因为这些精英往往背后都有相当的支持者群体，所以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间的龃龉会导致公民大会存在分裂的风险。面对无法通过调解解决的争端，雅典人动用了陶片放逐法来裁决。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地米斯托克利出身不高且名声也远不如阿里斯提德，然而雅典公民却通过投票选择了后者，将其放逐。之后，确定政策方向的雅典大力发展海军，后来，这支海军成了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在萨拉米斯海战击败波斯人的主力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海军更是大放异彩，正是凭借着东地中海地区首屈一指的海军舰队，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海上霸主，并与以斯巴达城邦 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可以说雅典人用此种制度确定了政策的方向，而又及时制止了由于精英的斗争而造成的内耗。所以陶片放逐法也是雅典民主政治中一种重要的协调机制。

停止：制度的缺陷与初衷的背离

历史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陶片放逐法也不例外。在实施的过程中，其制度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缺陷是投票中存在极大的随意性。投票正式进行的过程中，投票者只需要在陶片上刻写自己心目中应该被放逐者的姓名并投入对应的容器中即可，并不需要提供其他材料或说明理由。普鲁塔克记录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一次投票期间，之前提到的在雅典素有正义美名的阿里斯提德遇到一个不识字、也不认得他的粗鲁汉子，却恰好把一个空的陶片递给他本人，叫他帮忙在贝壳上写下阿里斯提德的名字。阿里斯提德本人非常错愕，连忙问这个人阿里斯提德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让他怀恨在心。“什么也没有”，这个人回答说，“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正义’，我实在是听烦了。”尽管不能够完全确定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是从制度运行规则的角度上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这种缺陷就很容易被利用，从而形成第二个缺陷，即存在着舞弊的风险。晏绍祥在《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里提到，雅典卫城北坡的一口井里发现的一百九十多块陶片，全部写上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但观察笔迹却仅仅出自少数几人之手，在雅典的考古发掘中也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这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现场有人代写，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雅典公民不会书写，所以可能在现场会找人代写，上文提到的请阿里斯提德代写姓名的任性汉子可能就是一个例子；二是有人出于一些政治斗争的目的，事先联络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提前刻写好投票陶片带到现场操纵投票的结果。

图3各种刻着地米斯托克利名字的陶片

上述问题均出现于陶片放逐法实施历史上的中段，也就是说尽管存在这些弊端，但陶片放逐法依然被雅典人所坚持。其原因可能在于，其弊端虽然客观存在，但并没有影响到该法实施的最终结果。直到公元前 417 年，当时雅典两大政治家尼西亚斯和亚西比德围绕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斗争激烈，面对这种情况， 雅典人又想到了动用陶片放逐法来裁决精英间的争端。然而让公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二人却联合起来，他们都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将票投给希帕波鲁斯，因为这个人当时在可能被放逐者名单上排第三。在投票结果出来后，倒霉的希帕波鲁斯果然成为被放逐者，规则如此，雅典人也无可奈何。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人民大为愤怒，感到这一项制度受到了玷污，被滥用了，于是他们将它彻底废除，永不施行”。平民遏制精英及制度调和分歧的目的没有达到，制度的运行结果背离了其设计的初衷，要么调整要么放弃，雅典人选择了后者。这一事件也成为古典后期雅典民主政治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缩影，其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信心的冲击和影响丝毫不亚于苏格拉底之死和阿吉纽西审判。

图4卫城山门复原图

陶片放逐法名为“法”，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其创立之初被作为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削弱僭主庇西特拉图家族的残余势力，意在防范僭主政治或贵族寡头政治的复辟；但是其大部分时段是用来放逐雅典的政治精英，是作为民主制建立后应对平民与精英间力量对比不平衡的补充机制；此外，当雅典政治精英间因为权力斗争或政策分歧产生裂隙进而可能导致城邦公民群体发生撕裂时，陶片放逐法还可以用来调和精英之间的矛盾，防止城邦分裂。

综合来看，陶片放逐法不是一种刑罚，而是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之下一种权力分配的补充协调机制，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被放逐者不会被赶尽杀绝，反而还能够保留财产，还能够按期返回。

当然，看似精妙的陶片放逐法毕竟是古代希腊较为原始的民主政治的产物，最终还是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并存在着很多弊端和漏洞。当古典时期雅典奴隶制民主走向衰亡后，陶片放逐法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

文章作者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甘宜轩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 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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