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审定四策，为西安暴力“抗法”案成功辩护丨我做律师的“策略”故事⑮

2016年6月24日21时许，西安市某区城管局17名城管队员及协管员，分乘四辆执法车突然来到周某经营的烧烤店门口，径直将烤肉炉抬上执法车予以扣押。

当周某向城管队员索要执法手续时，城管队员拒不出具，且殴打周某，在周某躲进自己的轿车后仍继续追打，并持钢管打砸其车辆。周某发动汽车前行8-10米，欲摆脱城管队员的包围，在将人撞倒后停车。

下车后，众多城管队员继续用钢管殴打周某，周某为反抗拿出一把厨刀，想驱赶城管人员，此时一名城管人员仍持钢管紧追并殴打周某，周某持刀还击，刺中该城管人员，其经抢救无效死亡。

当晚城管人员携带了至少三部执法记录仪，但城管局方却称执法记录仪全部丢失。

该案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该案定调为暴力抗法，涉嫌故意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三项罪名，造成一死八伤的严重后果，表示将严惩不贷。

虽然执法记录仪全部丢失，但从某省电视台新闻播放的案发时监控视频内容判断，事实与其定调大相径庭，社会与司法的反应具有极大落差，这给辩护人预留了相当大的辩护空间。

该案件因公权和私权的紧张关系而敏感，受社会舆论高度关注。而辩护人正是以社会的高度关注为出发点，制定辩护策略，不仅让本案一审就得到一个基本满意的判决结果，周某仅被判11年刑期，二审中还能再进一步，又减一年。

策略一：因案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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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悬赏，再起波澜

该案在当时确实具有很高的关注度，但司法机关显然不想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办案，实际开庭时间距案发已一年有余，公众已转移视线。那么如何合理地将本案再次拉回公众视野里，“悬赏执法记录仪” 就是本案的重要策略之一。

执法记录仪作为客观证据，本来可以帮助我们尽最大可能还原客观真相，作出一个精准的判断，但城管方均不提供，全部丢失不合情理，疑有人为操控痕迹。

在庭前会议上，经辩护律师请求，法院同意辩护律师自行悬赏寻找执法记录仪。于是辩护人在案发现场附近张贴悬赏告示，并在自媒体上发布消息，该举动立即重新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舆论再起波澜！司法机关也敏感地意识到虽然时隔两年，但社会对此案的关注并没有降低。同时也提醒了法院执法记录仪全部丢失是极不正常的。这个巧妙的取证，是低调的“强调”，适时的“敲打”。

在公权和私权明显对立的社会型案件中，如果没有私权方面的声音和社会支持，仅凭辩护人的力量很难抗衡，是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这次的“悬赏”，就是为辩护人一方“造势”，控辩双方才能在庭内庭外形成一种公权与私权的初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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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外立案，敢于亮剑

虽无执法记录仪，但有相关的新闻视频曝光，执法人员的行为毫无争议。辩护人认为，公民在面对执行公务时危及自己人身安全甚至生命的暴力“执法”应当有权行使防卫，因为生命不可复制，不能事后救济。

这不仅是辩护策略，也是在对本案认真分析研判之后得出的慎重结论。遂以正当防卫为切入点，欲通过确认城管执法行为的非法性来主张成立正当防卫，故在本案之外，辩护人向西安市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城管执法行为违法，并要求行政赔偿。

虽然因超过诉讼时效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但重要的是行政诉讼立案了，这向西安市中院刑庭和社会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行政机关违法在先，周某防卫有据。该观点得到了一审合议庭的重视，最后认定城管方对矛盾的激化负有“严重过错责任”，这也是周某能从可能被判处死刑到获刑11年的关键一步。

策略二：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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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辩护人始终高举中共中央相关司法改革精神的旗帜，顺应党中央决策方向，在庭前会议上坚持中央关于严格行政执法程序的具体要求，合理质疑其丢失执法记录仪之行为，与司法机关产生强烈的政治共鸣。并且还邀请我国行政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出具论证意见，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提出客观公正的意见，以供法官参考。

最终，在极大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周某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处11年有期徒刑。至此，对辩方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胜利。

策略三：乘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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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虽然已大获全胜，但辩护人认为，此时局势对我们有利，正义的呼声与我们同在，本案还有再进一步的空间，希望能够在定性上为被告人再争取减少一项罪名，在量刑上再予以减少。

辩护人深知在舆论高度关注下，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巨大，其并不想身处舆论漩涡。因此，辩护人主动与法官沟通，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共同学习和探讨相关理论，以期更好地理解案件。

辩方承诺决不大肆宣传和炒作本案，不让舆论影响司法理性的独立判断，并且被告人主动向被害人支付了丧葬费，争取到法院虽然不改变本案的事实与定性，但对被告人减少一年有期徒刑。

策略四：识势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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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辩护人当时力求定性与量刑都要完美，趁着风头正盛，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或者自己宣传，任由舆论围剿司法机关，是有可能让案件的定性发生改变，但这无疑伤及了公权力机关的威信，破坏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从社会长远利益考虑，不利于社会治安；从当事人利益考虑，无法争取到再减一年刑期的判决结果，有悖于律师的使命和职业道德。

因此辩护人注重实效，以个体正义即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先，同时体谅司法机关的不易，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也不让当事人的家属出面，让本案归于平静。可以说最后各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从始至终，辩护人牢牢把握住“势”——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也是社会型案件的“战略性武器”，让我们能在社会型案件案件中掌握主动权，有底气去“对峙”。

行文至此，一个精彩而又充满艰辛的辩护案例已跃然眼前，庭审现场的微观策略对话也不该省略。毕竟任何一栋大厦的成功建设，从设计、材料、施工等各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以下将辩词的精要集锦呈现给各位，作为本文的尾声：

1.辩方当庭出示城管执法的“钢管”以作为暴力执法的凶器。

控方质证：这是行政执法的工具

辩方反驳：所谓的执法工具，你用这个工具打人了吗? 如果用这个工具打人了，还不叫凶器的话，那么周某捅人的那把刀，是从厨房拿出来的菜刀，就是烹饪工具。正是因为用它捅人了，所以是凶器。在本案具体的场合，被告人捅人的菜刀成了凶器，而你所谓执法的工具打了人，仍然是工具。这种说法是双标，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彼为工具，在此则为凶器。

2.周某对城管是“追打”还是“驱赶”？

辩方提出：追打和驱赶不是一回事，之所以说是驱赶因为双方各持凶器在对峙，周某拿着刀，两名城管还向前逼近，并且还用钢管殴打周某，所以我认为是“驱赶”，因为这就像正常防卫，一开始不想伤害你，如果想捅，就不用对峙了。

3.严正抗议。

控方提出：辩护人丧失立场，为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出言不逊，信口雌黄。

辩方反驳：我抗议! 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就是罪犯吗？为被告人辩护恰恰是《律师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没有被告人就没有律师存在的必要，我想也就没有检察官存在的必要。他作为被告，需要我们依法查明他是不是罪犯，最后由坐在中间的法官来裁决，我们不得对他有任何人格歧视，维护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是辩护人的职责。

（本案是由笔者与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的段万金律师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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