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3名不符合特赦条件的战犯，毛主席为何下令全放

前 言

1975年2月27日，华国锋向毛主席呈上《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这是一份关于特赦战犯的报告，是华国锋与公安部、最高法院、统战部讨论研究过后，对最后一批战犯做出的处理建议。

毛主席看后得知还有13人要继续关押，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华国锋对此大为不解，认为这些人并不符合特赦条件，特别是其中的原国民党特务头子周养浩、谢代升等人罪孽深重，应该继续改造。

更没想到的是，毛主席不仅要求释放全部战犯，还指示给他们发放路费、设宴欢送，或者是安排工作，想去台湾和海外的也不阻拦。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这一决策高瞻远瞩、意义重大。

一、战犯为何分批释放

新中国的战犯，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逮捕关押的日本战犯、伪满伪蒙战犯和解放战争中俘虏的国民党战犯。

日本战犯中149名罪大恶极者被国民政府处以死刑，新中国接收这些战犯后以“感化为主、惩罚为辅”，分批释放，截至1964年3月全部释放回国。

而国内的1000多名战犯，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抚顺、西安等地的监狱接受改造。

这些战犯形形色色，有与日本人勾结分裂祖国的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官员，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其中更多的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官，这些人助纣为虐，充当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打手。

但对他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中多数当初也是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许多人参加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也曾在抵抗日寇入侵的战场上挥洒热血。

特别是当中的军人，所犯的罪行大多是因为处在国民党统治集团，有一定身不由己的因素。

对于弃暗投明的国民党战犯，我党一直秉持欢迎的态度。

在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中，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建国后担任水利部长，卫立煌在1953年归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对他们的过往都既往不咎。

正是因为国民党战犯中大部分没有丧失民族立场，所以在建国初期没有对他们判刑。

如若按罪量刑，他们大多都是极刑。考虑到在抗战中护国有功，不处理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

而且建国初期百废待兴，1950年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没有精力和条件处理战犯。

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和平统一台湾”被提上日程。

1951年初，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

在有关部门起草的对台宣传策略报告时，周总理首次提出了先释放十几个战犯，用以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交流互信。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战犯问题有深入的分析：杀了这些人，不能提高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也不能强大国防、解放台湾，不杀他们也许还能对台湾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

在毛主席的精神指导下，中央对这些战犯定下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将战犯们集中在6所监狱，其中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集中了200多名原国民党高官。

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是在功德林英勇就义，不知国民党高官们了解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是否想到重庆渣滓洞、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黑暗恐怖。

但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对这些昔日的敌人，我党实行的是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的方法，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他们。

二、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

这些战犯多半是国民党政权要员，思想顽固，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

有些人如黄维，感念蒋介石知遇之恩，发誓“忠臣不侍二主”，整日吟唱“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特别是军统、中统特务头子，自知罪孽深重，对获得宽大处理不抱希望，如行尸走肉般过一天算一天。

面对这群“顽石”，已经在战场上击败他们的共产党人，又是怎么在思想上改造他们的？

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将战犯们分成数个小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理论书籍。

让他们认识到，是蒋介石背弃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实质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个劳苦大众被剥削压迫的社会。

战犯们每日还阅读《人民日报》等刊物了解时政，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时报道，在战犯中引起热议。

他们想不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居然会败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手中，不得不感叹国军输得不冤。

通过阅读报纸，战犯们了解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感受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内心触动不小。

思想教育具体方法上采用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措施。

“请进来”就是让傅作义、张治中这样已经弃暗投明的原国民党高官，进入战犯管理所现身说法，反省自己的历史错误，正视共产党治下新中国的可喜变化。

“请进来”还允许战犯们与家属会面、通信，了解家属的生活、工作状况，让战犯们实际感受新中国政府的宽大仁爱。

“走出去”是组织战犯们到全国各地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个昔日日军细菌试验地，坐惯了欧美汽车的国民党高官们，个个兴奋地钻进国产汽车里，亲身感受祖国制造业的崛起。

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战犯们参观时为祖国的发展感到由衷高兴。

有人即兴赋诗：“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

其次是“劳动改造”，根据战犯们的身体状况进行量力而行的劳动，让他们改变过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错误思想，从剥削人民的寄生虫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群官老爷过去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疾病，通过种植蔬菜水果、养殖家禽、缝纫等轻体力劳动，一定程度改善了他们的身体状况。

三、恩情感化

管理所对战犯们实行人道主义生活待遇，他们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管教干部。

战犯们每顿饭都有三菜一汤，一个星期配给4斤白面，天天都有肉食，这对于养尊处优的前国民党高官来说可能还算是粗茶淡饭。

但是管教干部们，真正实行的“人人平等”政策，一个月才能吃一顿白面，平日吃的都是小米、南瓜、玉米等粗粮。

对战犯们的日常管理，也尊重他们的人格，绝无打骂、体罚等行为。

在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还提供一定文化娱乐用品，定期体检，有病及时治疗。

说他们是犯人，其实他们比管教干部，比当时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高。

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他们的改造生活也时常给予关注，提供必要照顾。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批战犯在我党卓有成效的工作下被感化了，抛弃了反动思想，与蒋介石集团和过去的自己决裂。

1959年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毛主席建议下，释放一批改过自新的战犯，包括末代皇帝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原国民党官员。

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招待了溥仪和10名国民党高官，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谈话。

这些人很多都是黄埔军校毕业，面对昔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自己走错了路深感惭愧。

周总理答道：“我这个老师也没教育好你们。”

随后他鼓励众人要重新做人，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做台湾故旧的工作，为祖国统一做贡献。

被释放人员中有一个叫郑庭笄的，参加过抗战中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和远征军，1948年被解放军俘虏。

他的妻子冯莉娟原本拿到了前往台湾的船票，当得知丈夫还活着的消息，毅然留在大陆，可谓夫妻情深。

但因为战犯家属的身份，无法获得工作，为照顾家小与郑庭笄商议后无奈离婚。

周总理有感于他们伉俪情深，说道：“你们应该复婚啊！”

在周总理关心下，郑庭笄被安排到文史办担任专员，他的妻子冯莉娟则被调到身边做打字员工作，夫妻最终破镜重圆。

此后夫妻二人一有机会就说周总理是他们的月老：“没周总理我们家庭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

在我党恩情感化下，一大批战犯改过自新走出监狱，政府给他们都安排了工作，让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祖国统一工作中发挥作用。

杜聿明曾发表过一番言语：“民族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去努力完成。”

四、“顽石”点头

虽然大部分战犯都被感化重新做人，但其中还是有部分顽固分子冥顽不化，始终没有被彻底改造，黄维是他们的代表。

黄维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的信任，曾担任老蒋精锐嫡系18军军长，是老蒋的死忠粉。

抗战胜利后原本从事军校教育工作，因国军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只得充当救火队员，被任命为12兵团司令，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

这个人骨子里还是那套“忠君爱国”的思想，被俘后仍然对蒋介石忠贞不二。

如果放在古代，相信他会是苏武、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可是时代变了，蒋介石也不是所谓的“明君”，而是剥削阶级的头子。

1952年一次思想学习中，黄维不但不揭露四大家族的罪行，还诽谤我党领袖，与其他指出他错误的另一个战犯董益三扭打起来。

管教及时赶到制止了这出闹剧，黄维和动手打人的董益三都被批评教育，这使黄维意识到共产党处事大公无私内心大受震撼。

1953年黄维结核病暴发，最严重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管教人员不仅要给他喂饭还要把屎把尿。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非亲非故的管教人员没有因为他战犯的身份弃之不顾，反而竭尽所能照顾。

管理所为黄维请来最权威的医生，所用的进口药物需要用宝贵的外汇从香港购买。

经过四年的救治，黄维终于恢复了健康，他被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所感动。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黄维在患病期间捡起原先被他嗤之以鼻的马列主义著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读，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认识，加上之后到全国各地参观，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但仍旧顾念老蒋的恩情，认为“蒋介石是个英雄，只是他那套过时了”。

为了逃避改造，他进行了不可能的科学研究——“永动机”，希望以此赎罪。

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我们都知道，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永动机根本不存在。

即使是这样，政府还是为其提供经费和设备，支持他的研究。

黄维知道自己还没改造好，研究永动机成了他的执念。

1975年，当得知自己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他感到难以置信。

党中央为这批特赦人员安排了欢送会，黄维作为代表发表了感言，反省了自己的历史罪行。

回顾20多年的改造生活，并表示会发挥余热，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做些事，一颗“顽石”终于在共产党感化下点头了。

结 语

从1959年到1975年，共有7批900多名国民党战犯被释放，他们回归社会后都安排了工作，一些重大节日和活动还应邀出席。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些经过改造的原国民党官员，再次与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而努力。

新中国对战犯的特赦，对树立新中国形象，创建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分化瓦解国民党残部和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回首往昔，不得不感叹，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决策，是那么的英明无比。

参考资料：

李恒.决胜岂止在战场 ——访功德林“北京战犯管理所”原址.人民政协报/2021 年/7 月/30 日/第 001 版

熊沁.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的特赦政策. 湖南大学

王永钦.特赦国民党战犯始末.世纪回眸

黄维. 窝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回首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