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最曲折的三位干部，本可授中将，却因犯事全成大校

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综合干部们在革命年代做出的贡献，授予相应的军衔。

因为涉及到的是以百万计的解放军，评衔工作非常难做，最终制成的名单也有少部分看起来不合理或本人不太满意的情况。

比如有三位够资格授中将的人，最终的结果却只是大校，搞得当时都闹过情绪，其中最生气的一位，连授衔仪式都没去、后来也没穿过大校军服。

但是，如果了解完这三人的情况就明白，中将的资历、贡献被授大校，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一、“作风问题”尹先炳

尹先炳1915年出生于湖北汉川，30年加入红军，此后的革命生涯历任红四方面军团参谋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晋鲁豫野战军1纵2旅旅长、二野5兵团16军军长，亲历过众多战事、立下过赫赫战功。

1952年，全军进行了一次评级，尹先炳是正军级，与二野其他十位军长一样。3年后，另十位军长都是中将，但尹先炳却成大校，为何如此？主要在于他前去抗美援朝时，犯下了大错。

1951年4月，16军在河北集结整训，准备入朝参战。这次整训与其他作战部队直接拉到朝鲜不同，放在16军眼前的，是苏联教官及大量苏械装备，显然中央已准备将16军打造成一支绝对主力。

经过年余训练，技术兵种已熟练掌握操作方法，后勤物资也一应到位，16军便在1952年12月跨过鸭绿江。

此时的16军拥有5.3万人，装备各类枪械11260支、各类火炮292门、坦克24辆及近千辆汽车、马车，是同时期我国最豪华的一个军，也是我国首个合成军。

能成为这支部队的首长，可见中央对尹先炳的信任的器重，如果没出现问题，55年授衔至少不会低于二野其他军长的中将。但，尹先炳偏偏要自成典型。

16军进入朝鲜的时间节点，基本已无战可打，尹先炳麾下有一支王牌部队，却无法获得耀眼战功，内心自然非常苦闷。

既然战场上没有目标，那就在生活上找目标。苏联教官对16军进行训练之时，也将一些风气带到了16军，比如爱跳舞这点。尹先炳在国内就痴迷此道，常常举办舞会。

入朝之初本以为战事会很激烈，还克制了一阵，没成想过来如此清闲，尹先炳便把跳舞这个爱好带到了战场。

他不仅自己跳，还带动别的人跳，给师级以下的干部都配备女文化教员，主要教跳舞，甚至在军部都举办过舞会。

16军32师政委田维新后来说过：军长、政委等领导带着女秘书，白天办公晚上跳舞，以至"通宵达旦"。

这毕竟还是战争时期，传出去影响太不好，上级就劝说尹先炳注意，但他没改，甚至把一位朝鲜女同志提拔成秘书，最后关系再次突破，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

因为涉及到了朝鲜方面、产生外交影响，且还是在战时的军营里，中央极为震怒，决心严惩，警示全军注意作风问题。

没多久，尹先炳被撤去军长职务，级别也降为准军级。到1955年，原本拟授的中将改为大校，并给予留党观察处分。本来可以成为全军耀眼的军长，但败在了堕落之风下，如之奈何啊。

二、“三个一级”罗厚福

罗厚福是鄂豫皖地区战斗的一面旗帜，五次留守让当地始终保留了革命力量的存在。

第一次留守是在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出走后，罗厚福他带着个位数的人到达黄安、麻城交界处，本希望找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获得支援。

但郑位三这边情况也不好，能给他的只有13发子弹，当时情况就惨到了这个地步。

罗厚福没有抱怨，带着13发子弹和个位数的人回到黄安，以此为基础用了几个月时间发展出近两百人，1932年6月还与红25军顺利会师于七里坪。

可惜红25军的壮大引来反动派的疯狂进攻，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转移，这次郑位三也走了。

临行前，郑位三对罗厚福说：黄麻一带是革命老区，不能没有种子啊，我抽调了20名精干战士给你，一切都靠你了。这是罗厚福二次留守，情况比第一次更糟。

随后罗厚福带人钻进老君山，利用险要的地形，跟国民党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刘镇华周旋。

几个月下来，罗厚福等游击队成员如同野人，但刘镇华也撑不住了。他认为动用这么多人力、物力对付几十个人不划算，遂撤去包围，罗厚福他们才恢复一点正常人的生活。

1935年夏，罗厚福与高敬亭会师，当时他放声大哭，有一种重生的喜悦。

后来罗厚福就在高敬亭红28军中经历了艰难的游击战争，1938年3月，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随后奉命令东进。

罗厚福没有随大部队行动，而是担任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副主任兼干部连连长，这是他第三次留守。

抗战前期由于日寇的攻势太过凌厉，数十万国军沿长江两岸、大别山麓溃败，到处都是散兵游勇。国民党桂系看中大别山地区，便派人过来发展，给新四军造成很大压力。

此时的大别山，国军、伪军、土匪、溃兵等各方势力都有，一个不慎，新四军就会遭遇致命危机。

罗厚福分析形势后，决定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收容了一些溃兵，愿意接受思想改造、加入新四军的人都予以批准，不愿也发放路费。

同时，罗厚福想尽办法去找曾经失散的老红军，在他的努力下，留守处不到一年发展出上千人，获得新番号——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

后来李先念来到大别山地区发展，罗厚福便率部并入新四军第五师，担任过新四军第五师14旅旅长。

解放战争的中原突围，罗厚福本来率独一旅四个团已经冲破敌人防线渡过襄河，但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他又折返回去随王树声创建鄂西北军区。

奈何鄂西北军区生存环境太过糟糕，1947年2月王树声下令各部撤出，只留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部打游击，这是他第四次留守。

1947年秋，刘邓挺近大别山，罗厚福在其中接应，成为鄂豫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但刘邓大军没能站稳阵脚，后来也被迫撤出。

同样的，罗厚福又一次留守，继续打游击，这是第五次。

武汉解放后，我军成立了新的湖北军区，这时的湖北军区和后来的省军区不同，相当于“兵团”级别。

军区司令员是大将级别的李先念，副司令员是后来的开国大将王树声和开国上将王宏坤，作为军区副参谋长、副政治部主任的罗厚福，正常来讲会是正军级。

这个级别55年以少将、中将居多，按照罗厚福五次留守的代表性来讲，大概率被授予中将。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人举报了，说是1948年在陂孝礼地区搞卷烟厂。

事的确有这个事，他为了改善战士们的生活、给烈属安置工作，曾跟干部们合资办了卷烟加工厂。如今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当年有“走资”之嫌。

而且他卷烟厂里，有一位员工是一位地主，该地主战争年代给罗厚福的游击队不少帮助，建国后罗厚福就举荐此人进入卷烟厂，算是一种保护。

镇反时期，该地主被查出土地革命时期迫害过红军，罗厚福也受到牵连。

几件事加起来，上级本来准备给他授上校，还是新四军的老师长李先念帮忙才改成大校。不过组织也知道罗厚福的贡献，55年给他发了三枚一级勋章，这时大校里的唯一一人！

三、“照顾土改”杨宗胜

跟前面两位比起来，杨宗胜少了太多精彩的战斗经历，没办法，他是后勤战线的人，历任红16军18师52团供给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会计科长、八路军120师359旅供给部政委、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兼政委等职。

建国后，杨宗胜担任过西南志愿军运输部部长、总后马政局局长，52年被定为副军级。后勤战线一直是我军的重中之重，虽不如前线那么耀眼，但也是全军胜利不可或缺的保障。

总后知道杨宗胜的贡献，所以在军衔名单上，为他申报了中将，杨宗胜自己也认为这样很合适。

当初授衔的流程是，先由各单位上报拟授名单，然后总干部部、评衔小组审定，最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拍板。

55年4月，中央研究商讨后认为，各单位上报汇总的人数太多，将官应减少。像中将汇报上来有190人，需减去15人，最终只保留175人。

杨宗胜是副军级，原190位拟授中将的干部，级别最低的就是副军级，且只有杨宗胜，谭友林，张秀龙三人。所以，他们都被刷下去。

这个结果，让杨宗胜有些郁闷，曾跟老友抱怨过几句，经开导，他也接受了这个处理方式。

然而，授衔的前几天他收到新消息，自己成了大校，当初一起从中将剔除的谭友林、张秀龙则都是少将，这让杨宗胜感觉难以接受。

据说他授衔仪式都没参加，军衔和勋章都是别人送到他家，一拿到手杨宗胜就锁进柜子中，除非组织有要求，他生活中绝对不穿。

为何杨宗胜被两降两级呢？官方没有明确原因，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他在推行土改时，曾包庇过乡绅地主，属于犯了错误。

作为后勤人员，为了部队能吃上饭，杨宗胜少不了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时为了现实妥协，需要跟地主接触。

部分开明乡绅曾经资助过革命，杨宗胜就认为他们也算有贡献，所以土改时就柔和一些。

可执行土改的工作人员觉得要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就向上级举报杨宗胜，导致他挨了批评，这个处罚影响到杨宗胜的军衔。

不过，后来杨宗胜在西北地区作为很大，他用援疆证明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