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丨梁启超：孜孜于新民新文化事业的教育家

梁启超（1873—1929），是北师大校史上具有独特性地位的重要人物，2023年是他150周年诞辰。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现代性构建中，先生是不可或缺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他著作等身，名衔众多，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政治声望、社会声望和学术声誉远播。作为教育家的梁启超的事迹和贡献，特别是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教育家的精神品质，是尤值得北师大人所学习和纪念的。

1931年毕业同学录关于梁启超的记载

北京师范大学的先贤名师。梁启超作为北师大学人谱系中的一员，为北师大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源于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建设筹划，最初是本于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大学堂的学生按照功课优劣分为六个等级，“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才者作为师范生，专讲求教授之法，为他日分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1898年底，京师大学堂开学，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师范斋”未及开设而大学堂停办。1902年1月，清政府恢复京师大学堂的开设。管学大臣张百熙重新厘定了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先设速成一科，分师范馆和仕学馆两门，于当年招生。师范馆无论是名称、培养目标，还是功课设计，大体上沿用了“师范斋”的办理思路。基于此，梁启超对北师大的创办实有最初的设计之功。1920年前后，在全国学制改革中，取消师范教育独立建制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引发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存续危机，当其他高师纷纷并入其他大学或转升为大学，北京高师坚持师范的办学定位，这得到了梁启超先生的坚定支持。在他的督促和劝说下，原民国教育总长范源廉担任了升格后的北京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建设师范大学的过程中，他亲自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董事会首任董事长，并利用他的影响力，组建了包括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袁希涛，中国银行总经理王祖训，及原北高师校长、教育部普通司司长陈宝泉，原北高师校长邓萃英等在内的董事会。对此，梁启超深感欣慰，坦言“对于学校方面、校长及董事方面，都觉有一种新生命”。在此前后，梁启超多次在北师大演讲，介绍他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和推陈出新的学术成果，表达他对于同学们成长的鼓励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关切。从1921年1月到1926年10月，他为北师大师生演讲多达11次。他还在北师大任教，在国文系和史地系讲授“国文教学法”和“中国文化史”等课程。他手书的“无负今日”，成为北师大学子勤学当下、无愧使命的人生箴言。今天，我们查阅北京师范大学的档案，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民国十五年毕业同学录》中的董事录、职教员录中都有对他的记载，“梁启超，职务，董事长” “梁启超，教授科目，中国文化史”。《民国廿年师大同学录》中前任教职员部分的记载是“本校董事兼国文系教授、史地系中国文化史教授”。作为北师大名师中的一员，他永远为我们所铭记。

1926年毕业同学录关于梁启超的记载

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启蒙和实践探索的先驱。中国教育在变革固有传统、顺应世界潮流的现代进程中，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和清末教育新政是重要的历史起点。在呼吁变法、兴学育才的仁人志士中，梁启超有着突出的代表性。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的系列文章，其中的“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完整地表达了他的全面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学校系统的设计主张，论教育新思想的宏富，同时代的进步人士无出其右。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提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振聋发聩，把教育革新提升到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根本层面。他首次专文论述中国师范教育问题，“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实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办理学堂，首重师范”思想的滥觞。他不仅是一个教育思想的启蒙者，也是一个教育改革的行动者和实际的教育工作者。1897年，他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使得时务学堂成为“国中学校之嚆矢”。流亡日本期间，他参与创办并主持校政的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和改革主张。1920年后，梁启超淡出政治，把工作重心转到思想文化和教育工作上来，在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是东南大学的教育名家，是北京高师升格为师范大学的直接推动者，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讲演中谈到的，“教育家日日做的、终身做的不外两件事：一是学，二是诲人”，也是他晚年教育生命的写照。

创立新民说，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大部分时间避居日本，他“广搜日本书而读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先进学术，深入思考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作为舆论界骄子，他创办《新民丛报》并陆续发文，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书名叫做《新民说》，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培育新国民是救国强国的妙药良方。“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新民要从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和政治能力等方面的培植和自养做起，“新民”可以说是国之急务、事之大端，要上下努力，全面开展。这一思想，可以说，上承维新时期 “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等主张的余绪，下启他人生晚年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执着追求，体现了其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新思考。梁启超的一生，无论是参政办报，还是办学治学，都在“求新求变”，但最终都服务于他 “救国新民”的事业，他以“中国之新民”自号，发自由衷。“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既是他的自励，也是他的自发。

北京师大董事会合影

阐发爱国论，以爱国为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中国封建时代意义上的国，大都拘泥于一族一姓，爱国与忠君往往联为一体。以多民族为一个整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先生正式提出的，他将其命名为“中华民族”。他进而提出的“民族国家”“国民”等概念，成为他阐发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支点。1899年，他发表《爱国论》的长文，指出“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 “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认为爱国不仅为保国御侮之所需，实“乃天下之盛德大业”。1902年，他提出 “民族建国”的主张，他心目中的民族国家，“自立自治，不许他国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他在《论中国之将强》《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等一系列文章中，表达了对国家复兴的莫大希望，对“健全的爱国论”的鲜明主张，“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全体中国人要“ 像同胞兄弟一般， 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 ”“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晚年的梁启超，奔走于大中学校教书、演讲，勿忘爱国是他经常为之的话题，如“中国而兴耶， 其必自吾侪之手兴之” “把爱国精神熔铸在自己职业里头”“以忠于国家为惟一的伦理 ”等等。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尽管观点多变，但爱国之真诚却始终如一。郑振铎评价他，“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爱民族的文化，致力于增强本国的“文化力”。梁启超是对西学、世界思潮保持高度敏感和学习激情的一代学人代表，他一生致力学习新学、阐发新理，不惮于“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交战”。在中学、西学关系的处理上，梁启超有自己的看法和坚守，早年即强调“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主张中西文化交流，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 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他的对待中西关系的立场也更为坚定和鲜明，不仅极力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更加强调对西方学说的不应盲从。欧游归来后，他作为核心人物组织共学社与讲学社，“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将外国智者请到中国，将先进的思想引入国内。他强调“中国人之自觉”，应当包含“文化的自觉”。不仅“人人要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还要善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 以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并助益于全人类的文明。他更是将青年视为中国文化的传人，希望他们对中国文化作出贡献。“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这样的青年也不是他所希望的。晚年的梁启超，更是几乎将全部心力用于“整理国故”和教导青年，《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力作。这些著作，不少从他的教学笔记中来，也是他重要的讲课素材，是他通过学术工作和教育工作增强本国“文化力”的证明。

梁启超先生无疑是一位对国家和民族寄托深厚情怀、对中国文化发展及其未来贡献给予高度期望、对教导青年学子葆有无限热忱的伟大教育家。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梁启超念兹在兹的“新民”主张，对于发展民族新文化、增强本国文化力的不懈追求，依然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启示意义。梁启超一生中留给北师大学子最响亮的寄语是“无负今日”，我们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仍应奉以行之。

无负今日题词

转自：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信（id: bnuweixin）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

作者：魏书亮

排版：张钰笛

制图：曹维聪

责任编辑：张宇琪 赵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