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参加完会试，放言”我必是金科状元“，言官上书：唐寅作弊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北京城发生了一场至今留有悬念的科场舞弊案。

为了便于后边的讨论，我们先交代一下相关的人物。

嫌疑人：考生唐寅（唐伯虎）、徐经。主考官程敏政，时任礼部右侍郎，本年度会试的主考官之一。

举报者：户科给事中华昶。

牵涉人物：李东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头衔，内阁成员之一。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都察院左都御史闵珪。

除了以上各位直接参与到案件中的人物，在下文中我们还会提到与案件相关的幕后工作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繁华的北京城迎来了两位江南学子，一位是当年的应天府乡试第一名（解元）唐寅，另一位则是江阴巨富人家出身的徐经。

跟后世流传下来的人物形象不同，唐寅并非无心仕途被赶鸭子上架，他老爹唐广德经营着一家小酒馆，日子原本过得还算富足，但就在唐寅进京赶考的前四年，唐广德去世，此后一两年内，唐家发生聚变，唐寅的母亲、妹妹、儿子先后去世，家道逐渐衰落。唐寅在好友祝枝山的劝告下，决定用自己的才华打开仕途，振兴家业。

他老爹临死留给他的遗言是：“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子畏，是唐寅的字。

徐家则是江阴巨富，徐经的爷爷徐颐曾经官居中书舍人，后来以疾病退休，回江阴三十多年，将徐家经营成江阴巨富，在当地颇有声望。徐经的老爹徐元献也是一位才子，属于十岁就在宴会上赢得“举座皆惊”的人物，不幸的是他在后来的会试中，居然屡屡不中，最后一次落榜以后，徐元献抑郁成疾，不久就去世了，年仅29岁。

死前任然意难平：“惟以不能荣亲为恨”。

所以毫无疑问，两人对这次的会试都是带着使命感来参与的，绝不是那种抱着那种重在参与心态的人。

尤其是唐寅，在上一年的应天府乡试中，唐寅拿到了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解元），时任应天府会试主考官梁储惊叹其文采，忍不住将他的试卷带到京城给各位同仁传阅。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背景，两人到京城以后并没有消停，一方面大老远来一趟，自然要多走一走看一看（徐经甚至还带了戏子数人），另一方面由于唐寅的名气，前来造访拜谒者也不在少数，以至于出现“公卿造请者嗔咽街巷”的画面。

更重要的是，按照当时的惯例和风气，两人还一起拜访了吴宽、王鏊和乡试座师梁储、吏部尚书倪岳、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以及礼部右侍郎程敏政等人。

很多人会好奇，这俩刚出茅庐的小伙子怎么会跟这些人扯上关系的，这就要从当时的社会风气说起，为了便于理解，我简单给大家罗列几个人物关系：

吴宽，吏部右侍郎，苏州人，唐寅同乡，不仅如此，他还是1472年的会试、殿试第一名，是明朝苏州出来的第二名状元。这叫同乡兼前辈。

王鏊，户部尚书，苏州吴县人，唐寅同乡，曾经的乡试、会试第一，殿试第三名，很多年以后，唐寅作《王鏊出山图》，落款为“门生唐寅拜写”，可见唐寅对其是执师生礼的。

梁储，这就更不用多说了，弘治十一年点擢唐寅为解元的应天府乡试主考官，名义上是唐寅的座师。唐寅中解元以后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领解后谢主司》。

倪岳，户部尚书，他不算是唐寅的同乡，但早年曾读过唐寅的诗，并将其诗作在翰林院大规模传阅的人物之一。

程敏政，礼部右侍郎，梁储的上级领导，这位早年数次到苏州，和苏州沈周、杨君谦、文林等人是多年的老友。

而这里的沈周，跟唐寅曾经有师生之谊，文林，则是唐寅密友文徵明的父亲，他“爱寅之俊雅，谓必有成，每每良宴必呼共之”，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程敏政游学苏州的时候，和唐寅是见过面的。

尤其是唐寅中解元以后，梁储将唐寅的考卷拿给程敏政阅读，程敏政曾有过这么一句话：

“吾固闻之，寅江南奇士也。”

以上是唐寅的关系链，而徐经的关系链，主要源自其爷爷徐颐的从政经历。

没错，徐颐和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不仅是同事，还属文坛密友，所以徐经这次前来，不仅有参加会试的家族使命，还有求李东阳为其祖父写墓志铭的任务。

需要特殊声明的是，出于保密需要，会试的主考官都是开考前临时任命的，这时的程敏政和李东阳，都还没有接到出任主考官的任命。

这也为后来的案件的走向增加了更多的悬疑色彩。

案件起因：

次年二月份，三场会试已经结束，众学子们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等待放榜期间，自然是免不了一番各种聚餐游玩，席间讨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次的考试，由于这次考试题目实在太难，大家一边感慨考场发挥不佳，一边猜测谁能中榜。

明仇英作品《观榜图》

这时候唐寅性格中的放浪不羁的一面又表现出来了，他一拍桌子，表示在座的都不用猜了，这次的会元（会试第一名）必然是我，而且，我不仅是这次的会员，以后还会是状元（殿试第一名）。

气氛瞬间凝固，大家对唐寅的才华早有耳闻，知道你唐寅很牛，但我们都讨论过了，这次的题目太难，大家都没信心，怎么你就敢如此言之凿凿。

这时候各位学子们看唐寅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了。

再加上考前唐寅和徐经的“招摇过市”，到处拜访公卿大员，众人的心里难免就开始猜测了。

唐寅或许不会想到，正是他的这一番“傲语”，引发了大明科举考试第一奇案，也因此改变了他自己以及徐经以及其他人的命运。

1913年的江南贡院，应天府乡试考场

我们知道，在大明朝的官僚体系中，有一个群体非常特殊，他们官衔比较低，但发挥出来的作用就连内阁首辅甚至皇帝本人都得忌惮三分，他们甚至可以听风就是雨，根据听来的小道消息对某位朝廷大员进行举报（风闻言事），这个群体就是言官。

言官，不仅包括都察院那些御史们，大明朝在六部之外对应设置了六科，六科以都给事中领衔，下设左右给事中以及给事中等五十位官员，他们的工作除了工作就是检查六部的工作内容，并且对他们认为不到位的一些行为进行举报和纠正。

六科和都察院一众御史构成了整个大明王朝的舆论监督体系。

所以，当各位学子们对唐寅徐经两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言官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性质到此就从一个吹牛皮变成了官场腐败案了。

该言官就是华昶，

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公元1499年），户科给事中华昶（正八品或从七品）向明孝宗上书，举报会试主考官程敏政泄露考题给唐寅和徐经，为了便于案情的推进，我摘录一段华昶先生的举报信附录如下：

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勃礼部，场中殊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详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稗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总结下来几点意思：

第一，消息我听来的，从哪听来的呢？朝堂和市井都有人议论。

第二，消息内容，考试还没开始，考题已经泄露，而且泄露考题的人就是程敏政。

第三，要求主考官李东阳和其他各考官重新查阅程敏政阅卷过的试卷。

民国旧照：北京贡院，现已毁

自古以来，考场泄题都是很严重的事故，尤其是涉及到帝国最高官僚体系的人才选拔，所以明孝宗很重视，马上下令由负责主持考试的礼部拿出一套解决方案。

礼部各官员经过讨论，拿出了一套比较稳妥的方案：

第一，风闻言事，未必真实，而且现在还没放榜，唐寅和徐经到底有无上榜还未必，所以建议由主考官李东阳牵头，联合其他各主考官将程敏政改过的试卷全部检查一遍。

第二，推迟放榜日期，给检查腾出时间。

上许之。

然而结果很让人意外：

唐寅、徐经的试卷均没有在程敏政所阅卷范围之内。

于是，圣旨下，华昶、徐经、唐寅交由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问，不许徇情。

这就是大明朝的断案风格，事出反常必有因，舆论闹这么大，终归是有猫腻，于是举报者和被举报者一起下狱，先拷打一番，再挨个审问。

然而，华昶的下狱马上引起了另一个连锁反应，没错，就是同为言官的其他同僚。

首先说话的是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

此人之前也担任过会试主考官，他从个人经验出发，列举了程敏政在该案中的六点可疑之处（具体也没列举出来），并且重点强调了如下观点：

华昶身为言官，举报程敏政泄题本是一片公心，却导致自己下狱，这以后还让别的言官怎么过？

随后户科左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也站出来表态，必须严查程敏政。此时狱中的徐经也申诉表示自己被构陷。

案件最终提交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最终突破口在徐经这里。

徐经表示：我承认，确实送了钱给程敏政。

左都御史闵珪马上抓住这一点，立刻上书要求将程敏政逮捕对质。

有意思的是，这封奏章在明孝宗那里留了十天才被批准，想来这位皇帝也是很纠结。四月二十二日，程敏政被下狱。

然后案件进行到这里即将迎来他的大结局：

在随后的公开对质中，程敏政坚持一点：如果我泄题，为何唐寅和徐经都没有被录取？

这句话在当时无人可以反驳，不仅是华昶，就连在场的其他言官也一时语塞。

而且可能是因为多方人士在场的原因，案件当事人徐经也提供了新的供词：

我是送了钱，那是因为仰慕程老师的才华，想跟他探讨一下学术问题。然后期间我们也确实讨论了接下来的会试考题——也就是押题了，然后我跟唐寅还特意为此进行了模拟考试，只是没想到刚好跟考题相关。

要知道，这事发生在上一年的冬天，当时的程敏政还不知道自己是主考官（也是出题人）。

另外，唐寅也在供词中承认，他确实也给程老师送了钱（一个金币），但原因是自己的老师梁储即将出访安南国，自己写了文章送别，特来请求程老师做序。

也就是说，这次事故纯属巧合。

也就是说，徐经和唐寅确实送了钱，程敏政也确实收下了，但泄题之说，绝无仅有。

鉴于言官们拿不出新的有效证据，案件最终从科举舞弊性质变成了作风不良性质，最终判决结果如下：

程敏政因“临财苟得，不避嫌疑”被解除一切职务。

唐寅和徐经因“夤缘求进”，也就是攀附权贵的罪名被取保候审，终身取消考试资格，然后发回浙江充作衙役（两人都选择了辞不就）。

举报者华昶因所言不实，被贬官至南京太仆寺出任寺丞（正六品）。

户部都给事中林廷玉因判断失误被贬官为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通判。

案件基本以各打五十大板而结束。

故事并没有完。

程敏政出狱以后不到四天，因天气过热身体长痈毒，不治而死，估计是狱中生活环境实在太差。

唐寅从此不再对仕途有任何奢望，回去以后跟妻子也失和，仆人们也不再对他毕恭毕敬，后来他休掉了妻子，开始到处逛妓院，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桃花庵主，开始了他放浪不羁（自暴自弃）的人生。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成为千古名句。

然而，一枚印章暴露了唐寅的不甘，这枚印章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一次。

这枚印章叫“南京解元”印，那是他距离仕途最近的一次。

徐经回去以后闭门读书，写了一部《贲感集》以明志，他的余生一直在等待朝廷的大赦，好有机会重返科举考场，最终死于去京城打探消息的途中。

更加让人叹息的是，发生在弘治十二年的这次科举考试，是徐经以及他的后人们距离科举中榜最近的一次，此后他的儿子、孙子皆屡试不中。

八十八年后，徐经的玄孙徐弘祖转而对大自然产生了兴趣，成年以后开始游历四方，并完成我国古代最有名的一部散文游记——《徐霞客游记》，没错，徐弘祖就是徐霞客。

一场科举舞弊案，终结了两个人的仕途生涯，却分别诞生了了一位文坛大佬和一位地理学家，倒也不算是坏事。

好，现在让我们回到案件本身，因为案子的疑点实在太多，结论虽然早已经落定，但关于案子的讨论却持续了几百年没有终结。

比如，最大的疑点就是，唐寅既然是应天府乡试第一名，并且从后来他的成就来看，他的名声完全符合他的才华，那么为何这次会试，唐寅没有中榜？

要知道，本年度的会试，一共录取了三百多名贡士，居然没有唐寅的一席之地？

结合唐寅在考试结束以后的“我必是第一”的自信，考试发挥失常之说也不太可信，那么为何他没有中榜呢？

答案只有一种可能，为了保护案件当事人，唐寅和徐经的成绩纷纷被抹掉了。

此人就是李东阳。

李东阳（1447年－1516年）内阁首辅

李东阳，当朝内阁成员之一，他不仅官位高，而且人品超级好，在他的仕途生涯中，他挽救过很多人，包括曾经弹劾过他的各位言官御史，同样的，在后来的宦官刘瑾当权时期，反对刘瑾的人基本都被免职，只有他一直屹立不倒，也正是他，后来一手拉起了另一位名臣杨一清，并且互相配合，暗中操作扳倒了刘瑾。

事罢自请辞职，真正做到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而且，他不尽官做的好，还是当时的文坛大佬，甚至独自开创了“茶陵学派”，当时有一个人在学术上和他齐名，两人素有“学问渊博程敏政，文章最好李东阳”之说。”

没错，那个和他齐名的人就是程敏政。

不仅如此，两人的童年也极其相似，各自因出名太早被称为神童，甚至还一块被明英宗接见。

对了，他俩的父亲也是同僚。

一句话，李东阳和程敏政不仅是上下级的同事关系，还是多年至交。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他在案件的初步审查中，为了保护好友程敏政，熄灭这场舆论危机，抹掉了唐寅和徐经的成绩。

也就是说，不管唐寅和徐经有没有中榜，经过这次危机，他们都必须落榜！

只是这个操作并没有平息舆论危机，尤其是，当明孝宗发现两人并不在中榜之列的以后，举报者华昶因举报不实下狱，从而引起了更大的连锁反应。

这个连锁反应就是言官们的纷纷介入。

如上文提到的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都察院左都御史闵珪以及其他御史纷纷上书，要求进一步严查。

这一点，是明朝的政治特色。

明孝宗（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画像（明）

言官们虽然各司其中，但是在某种角度上他们属于共同的立场，尤其是当某个言官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其他言官很快就集体跟进，与其表达共进退的决心。

这个现象在后来和权宦以及皇帝的斗争中屡见不鲜，所以明朝经常出现这一种情况：言官们集体弹劾宦官专权，然后被权宦（或者皇帝）下令集体当堂受仗刑。

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不是作弊不作弊的问题了，既然华昶被下狱，那么案件当事人程敏政也必须下狱，要查大家一起查，要拷打大家一起拷打。

这个火，李东阳摁不下去了。

不仅如此，还有一件让李东阳细思极恐的事，让他不得不对案件保持沉默。

唐寅和徐经，不仅拜访了程敏政，同样也拜访了李东阳。

只不过，程敏政是命题人，而李东阳不是，否则，被牵连进来的就是他李东阳。

既然程敏政有“临财苟得，不避嫌疑”的罪名，那么他李东阳就没有嫌疑了吗？

谁登门拜访还没个见面礼啥的呢？

所以在案件的高潮阶段，李东阳沉默了。

然后再说程敏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出题上。

按照徐经的供述，仨人之前曾经讨论过押题，所以在程敏政后来作为主考官出题以后，就出现了考题和押题似曾相识的结果。

如果程敏政没有私心，他就应该避开这个题材，重新选择考题，但是他没有。

程敏政画像（明）

要说其这个私心，就不得不提一下大明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是“约定门生”。

一个人在官场上能走多久，走多远，除了看他的个人智慧意外，还有两个不可忽略的关系网：

同年、师生。

同年即同一年参加考试中榜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同学关系，这个关系放在今天依旧非常牢靠。

现在重点要说的是师生。

在科举考场，考生的试卷是由考官阅卷审批的，某种程度上，这个考生能否跨越这一层考试进入仕途或者下一环节考试，完全取决于这位考官。

所以凡是被点中上榜的考生，名义上都属于这位考官的学生。

这就是为什么唐寅在抵达北京以后回去拜访梁储，也会在梁储作为大使出访即将出访安南的时候，写文章相送，也正是为了请程敏政做序，才有了那一个金币相送的供词。

梁储（1451年8月7日—1527年10月2日）后官居内阁首辅

因为梁储，就是在应天府乡试中点中他的那位考官，也就是他的座师了。

同样我们还不能忽视的一点，梁储在考试结束以后，特意将唐寅的试卷交给了自己的上级、也就是程敏政欣赏，目的也是为了给程敏政提个醒：

这是个人才，你要留意一下。

程敏政早年就知道江南才子唐寅的名气，甚至两人之前还见过面，所以这次为了日后将其收入囊中，给点特殊关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程老师在出题的时候，确实存在“不避嫌”的嫌疑。

对了，顺便提醒大家一下，科举考试的会试是糊名阅卷的，也就是说，程敏政在阅卷的时候，也无从得知哪一张是唐寅，哪一张是徐经的。

然后我们再聊聊徐经。

徐经家很有钱，所以俩人四处拜码头，基本开销应该都是他出的，那么在这件事中他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还是要从成绩看。

如果说唐寅很有把握中榜的话，徐经则未必。

他参加的是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的乡试，成绩第四十一名，这个成绩，我们不能说他一定不会中，考场超常发挥的或者考题对眼的大有人在，但对于考前的徐经来说，他未必有这个信心。

所以他送见面礼给程敏政，并且向其请教押题事宜（此时程敏政还不是出题人），自然是有考前恶补一场的以图考个好成绩的嫌疑。

当然了，后来还传说他有贿赂程老师仆人购买考题，这就属于投机分子了。

在功名面前，这不算太过分，大明的学子们如果有这个机会，估计没有几个会拒绝。

所以发生在弘治十二年的这场科举考试舞弊案，徐经有投机的嫌疑，程敏政有“约定门生”的私心，而唐寅，尽管本无投机作弊之心，却因“口无遮拦”，成为了这起案件的导火索。

那么，唐寅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九年以后，唐寅的侄子兼继子唐长民夭折，唐寅为之哭泣，留下“及余领解都下，顷以口过废摈，而尤冀有此子也，今不幸以死，又将何所赖也”的字句。

口过废摈，即因言获罪遭罢黜的意思，也就是说，唐寅是承认这一切是因他祸从口出的。

最后，让我们以唐寅的一首诗来结束本文：

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

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

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

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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