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8年4月4日凌晨，一列火车停靠在站台。薄雾中，三位外国人行色匆匆地下了车，直奔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台儿庄阵地。其中，有一位荷兰的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此时，距离台儿庄战役打响已有半个月，中日双方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个特殊时刻，伊文思为什么来到这里？
01
1898年，伊文思出生于荷兰的一个照相师之家。成年后，他选择走上拍摄电影的道路。“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这位电影战士开始行动。
1937年，伊文思奔赴西班牙战场，拍摄了西班牙共和党人对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支持的亲佛朗哥政变的抵抗。《西班牙土地》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此时的中国，同样在遭受法西斯的侵略，日军在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杀戮。伊文思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感到愤怒，当即便决定到中国去，为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
1938年4月4日凌晨，伊文思带领摄制组终于抵达台儿庄前敌指挥部——杨家楼。
4月6日，密集的枪炮声不断传来，中日军队正在激烈交锋，这令伊文思十分兴奋。他要求上前线，但国民党方面以安全为由拒绝了。
萨苏
文史学者
当时战斗非常惨烈，如果上前线的话，很难保障他们的安全。万一有人受伤、牺牲或者被俘的话，那么对上、下，对中、外都没法交代。最后就阻止了伊文思上前线，那么这个是伊文思终生的遗憾。
4月7日一早，伊文思接到了一个令他惊喜又失落的消息。惊喜的是，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失落的是，摄制组错过了日军溃败的景象和中国人在这场战役中胜利的欢呼。
伊文思焦急地找到国民党军官，要求到前线去弥补一些战后的镜头，同时记录下日军的罪行，揭露他们的谎言。
“3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前程的村庄，我们听说日军正在撤退，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村庄里的这些尸体，村子里无一人生还。他们不能征服这些人，就杀掉他们，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孙红云
北京电影学院 副教授
伊文思在中国，其实当时拍了很多。无论是在广州的轰炸，还是往台儿庄去郑州的沿途，看到了很多的死亡、苦难、战争、炸毁的废墟。他说我拍这些不是只是为了展示苦难和死亡，而是向世界来展示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1938年10月，伊文思回到了美国。5个月后，1939年3月，《四万万人民》在美国纽约公映，第一次向西方正面讲述中国抗战。
以往西方镜头总是丑化中国军人的形象，软弱不堪、一打就跑，而伊文思真实地记录了那些中国普通民众的面孔，一改西方人所谓“东亚病夫”的偏见。他镜头下的中国军人，训练有素、充满民族大义。
02
1956年，伊文思再度访华，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接待的第一位“国际友人”，后来还应邀成为了该厂的艺术顾问，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传授自己的视听理念。
黎煜
中国电影资料馆 副研究员
我们能够在欧洲翻阅到伊文思他写的一些日记。他日记当中有两页，都是在进行工资测算。他当时在欧洲的收入是每个月1000多美金，在中国的收入是200到300美金，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伊文思从来不是一个为金钱而拍摄，而从事艺术创作的人。
20世纪80年代，伊文思和玛斯琳来到中国，拍摄了伊文思人生中的最后一部影片《风的故事》。
影片讲述了一位欧洲老艺术家，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而这位老艺术家不是别人，正是伊文思本人。
当革命和激情成为往事，依然还留在伊文思心中的，那便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因为他同中国人民在感情上连在一起。
在影片的序幕部分，少年伊文思那句：“妈妈，我要去中国”的呼喊，道出了伊文思多年来对中国的向往与牵绊。
1989年6月28日，尤里斯·伊文思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91岁。
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完成《风的故事》，伊文思共拍摄了17部关于中国题材的影片。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变迁，这些纪录片不仅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更构筑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
来源：CCTV国家记忆
编辑：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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