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交恶是苏联最短视的行为，苏联专家承认是外交上最大的失败

中苏关系的恶化，可以说是苏联外交史上一次巨大的失误。

当时，苏联与曾经最为重要的盟友交恶，使得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愈发孤立，也阻断了与中国的互帮互助，最终影响了苏联自身的发展。

可以说，与中国断交，是苏联外交政策中最为短视的决策之一。

1989年5月，随着形势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必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他委托斯大林时代的专家，总结了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对苏联的影响。

这份材料的结论指出，与中国交恶是苏联最短视的行为，苏联专家承认是外交上最大的失败。

中苏蜜月期

随着二战尾声，国际格局迅速转向美苏两极对抗，这种全球分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是支持蒋介石政权，而这种外部力量的倾斜，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倚重苏联。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我们的优势在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

1949年初，随着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访问，中苏关系得以快速升温。

在西柏坡的深入沟通后，毛主席陆续提出“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进一步明确了与苏联同盟的立场。

同年6月，刘少奇的苏联之行及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公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后续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和城市规划方面，苏联的影响深入中国的经济结构。

到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正式到来。

在这一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

政治上，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经济上，签署了众多合作协议，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军事上，互派军事人员和提供军事设备，加强了安全合作；文化上，科技、教育和艺术的交流不断。

尽管中途出现一些摩擦和不协调，中苏关系在此期间总体上保持了友好与合作的基调，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为中国在冷战格局中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1955年初，国际局势对中国颇为关键。

1月28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赫脱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一场会谈揭示了西方对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的关注。

赫脱透露，新西兰政府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并强调英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忧虑。

莫洛托夫回应称，苏联政府一直致力于远东和其他需要和平的地区的稳定，愿意支持一切有助于此目标的措施。

在此背景下，苏联不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还与中国政府协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解决台湾问题。

这包括了1954年12月16日苏联外交部对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表示强烈谴责的声明。

紧接着，1955年1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主席递交信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行为，并附上了一份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提出了四点建议：

1. 谴责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2. 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侵略行动，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3. 建议美国政府立即从台湾及其他中国领土撤回其陆、海、空部队；

4. 呼吁在台湾地区双方禁止军事行动，以便让所有非中国武装力量从该地区撤出。

苏联还提出，英国、苏联和印度应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调节台湾及周边岛屿的局势。

此会议应邀中国和美国参与，并可能包括英国、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国。

在此过程中，尽管英国支持美国的立场，希望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会，苏联则坚决反对。

在1955年6月的联合国成立周年纪念会议上，莫洛托夫的发言以及苏联首相布尔加宁在四国首脑会议上的表态都明确反映了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了降低国际紧张局势，也采取了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措施，以此配合苏联的行动。

由冷转热，蜜月结束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中国经济重建与工业发展的援助功不可没。

尤其是在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提供的技术与资源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然而，随着1958年8月苏联和中国因“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题而产生激烈争执，再加上中国对金门岛的炮击行动，两国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逐渐拉开了中苏“冷战”的序幕，标志着双方“蜜月期”的终结。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在与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遭遇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抵制苏联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压力。

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二是苏联以“老大哥”的姿态，试图让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屈从其全球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