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了名地腼腆，却会与任何乐于阅读这本书的人分享她的生活

后浪文学：为大家推荐二战之后最有天赋、最有特点、影响最大的新西兰作家——珍妮特·弗雷姆的自传三部曲《我桌旁的天使》。

珍妮特·弗雷姆以坦诚而克制的笔触，温柔、细腻又百转千回的语调缓缓道出自己贫苦的童年、精神病院的青少女时期以及坚持写作表达自我的成年时期，讲述通过写作获得拯救的故事，展现了灰暗的成长过程中，一个卑微敏感的灵魂的幻灭、绝望与新生。

金棕榈奖导演简·坎皮恩评价道：“在我读过的书中，它属于最有韵味、感人至深的那类，新西兰人写作的书籍中无出其右者”，并于1990年将其部分拍成电影《天使与我同桌》搬上大银幕，下文为简·坎皮恩为本书所作序。

序　言

珍妮特·弗雷姆的首部长篇小说《猫头鹰在哀叫》在新西兰甫一出版便引起轰动。赞誉者称之为该国期待已久的第一部伟大小说，一部“杰作”，批评者厌恶其现代主义风格、“过于压抑”的笔触以及以斜体标示的内心独白。然而，对于当年只有十四岁的我而言，小说中与我同龄的达芙妮，那位死屋中的达芙妮，其晦暗却流畅的心曲紧扣住我的心弦：

刚破晓鸟啼之声便起，云中鹪鹩啁啾，一如诗中那个孩子，放下你的笛子，你欢快的笛子。那地方生长着蝶豆花，豌豆绿色的茂盛草地，成群的昆虫令人眼花缭乱地冲向高空。

不仅达芙妮，还有我以及几乎所有敏感的少女，内心世界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美轮美奂，而弗雷姆的妙笔确证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她为我们发出了诗意的、有力的、命定的声音，这是心灵唱响的美丽而神秘的衷曲。

十四岁读这本书时，正值自感生活犹如折磨。还记得我坐在床上，背靠白色塑料床头板，薄而白的雪纺床罩在眼前延展，与绣着玫瑰花的窗帘相得益彰。我想象床罩与窗帘如林中薄雾般悬浮在绿色地毯上方，然而，我的房间丝毫不具备这梦幻中的浪漫；相反，因为那台丢人现眼的格栅取暖器，床罩与窗帘成为火灾隐患，证明我追求浪漫之感，却以失败告终。不过，我没能创造的氛围，珍妮特却精彩地做到了，怎不令我深爱？

《猫头鹰在哀叫》具有实验性，部分依据珍妮特本人生活中的事件，包括八年断断续续的精神病院经历。这引起了对她真实生活的流言蜚语与黑暗猜想。有人认为她依然待在医院，也许做了脑白质切断术，一个注定毁于精神疾患的天才，真是一出悲剧。有人说她远赴海外，隐姓埋名。

大多数周末，我们家都驱车赶往位于普利默顿的海边度假屋，途经波里鲁阿医院，那座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疯人院。

“珍妮特·弗雷姆住过波里鲁阿吗？”我常常会问，偷眼瞧向貌似监狱的低平建筑群，四周给奇形怪状的大果柏环绕着。

“没有，没住过波里鲁阿。”

“那住过哪儿呢？”

“向阳医院。”

“向阳医院？居然管精神病院叫向阳医院？她还在那儿吗？”

我张望着，内心浮想联翩。

审视她的生活，我感到钦佩、同情，同时也感到恐惧。在新西兰这个社会里，反常就意味着耻辱；患有“精神病”，就意味着深陷耻辱，永无翻身之日。

可悲的是，十五年后，对波里鲁阿医院K2病房，我竟然甚为谙熟；妈妈晚年罹患抑郁症，发病时，恐惧与凄凉排山倒海而来，因此反复入院，以期多少得到一些缓解。我从而得以光顾珍妮特·弗雷姆的领地，跨过麦克斯扔在走廊里的假腿，在休息室里，看见个拖着腿走路的老男人不怀好意地走向妈妈，双手抓住她椅子的扶手问道：“伊迪斯，睡你屋里要给多少钱？”我快步上前将他推开。

妈妈呆滞地说：“迈克尔，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不想谈钱。”

1963年，珍妮特·弗雷姆返回新西兰，决定写出真相，部分因为，关于其生活依然存在传闻与臆测。为此，她着手创作自传三部曲；三部书此次合为一册，以《我桌旁的天使》为名。我认为，在我读过的书中，它属于最有韵味、感人至深的那类，新西兰人写作的书籍中无出其右者。

写作中至为困难的任务，是寻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声音，她做到了，这部书虽然是写出来的，却好似自然流淌而出。她没有支吾其词；珍妮特·弗雷姆在书中出生，我们与她一同成长。珍妮特远不止是澄清其遭到误诊的个人经历，她讲述的是自己全部的生活，这生活未曾料到中了魔法，同时也满含悲戚。除了她进进出出精神病院的那些岁月外，我对她姐姐妹妹在两次无关联的事故中溺水身亡一无所知，也未曾想到，是弗兰克·萨吉森拯救了她，为她提供栖身之地，教她作家该如何生存。第三卷中还有迟到的喜悦，那就是她的两段情史，一次发生在伊维萨岛，一次是跟一个穿双色鞋的西班牙男人。

也许，珍妮特独一无二的天赋，是揭示自我脆弱性时的坦诚态度与触及的深度，是无论书写伤痛、屈辱还是成功，都能泰然处之、波澜不惊的能力。在我看来，该书得以成为杰作，这便是原因所在。她完全俘获了我。没有人要求我赞美珍妮特，然而，慢慢与她相熟，了解到不为人知的细节后，我内心充满对她温柔的爱意。

记得是1982年，妈妈寄来珍妮特自传的第一部，当时我住在悉尼，就读于澳大利亚影视广播学校，主攻电影制作。该书刚刚问世，在澳大利亚还买不到。离首次翻开《猫头鹰在哀叫》已经过去十四年了，我再次坐到床上，再次阅读珍妮特·弗雷姆，这次是《我桌旁的天使》的第一卷。不过，我早已放弃营造卧室浪漫氛围的任何努力。我的床垫放在一张木板上，支撑木板的是四个牛奶箱，没有床头板，也没有床罩。

这些细节之所以记得真切，是因为珍妮特的书深深触动了我，直击我内心，读着读着，止不住泪流满面。然而，感动我的不仅仅是珍妮特的生活，我也在重温自己的童年：在断层线形成的沟谷里探险，将蔬菜箱蒙上布当作篷车没完没了地玩“拓荒者”游戏，在街角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纪念公园”内玩圆场棒球，在玛丽女王学院舞会上被杰弗里·贝尔德撇下时羞愤难当（他说是对三周前我撇下他的报复）。

在悉尼的那个周末，我躺在床上，突然间萌发出一个念头：要将这独一无二的体验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我不觉得自己能为这部书增光添彩，只是想也许能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让更多人了解她的作品。那年下半年，我开始寻找珍妮特·弗雷姆。

1982年12月24日我第一次见到她。我返回新西兰过圣诞节，开着妈妈的车前往勒文，请求珍妮特将自传的影视改编权交给我。我当时二十八岁；我的教母玛加·戈登认识珍妮特，帮我弄到了她的地址，安排我们见面。

勒文是个整洁的乡间城镇，普普通通，没有高大建筑，砖结构或木结构的平房大小与风格均一致。珍妮特的房子很好辨认，与其他屋舍不同的是，前院里金色的草未曾修剪，屋前还另砌了一堵砖墙，希望能够隔绝噪音。那里看上去荒寂空荡，以至于珍妮特开门时我吃了一惊。两人都很紧张局促。我给她带了些新鲜鸡蛋，可在街角猛踩刹车时都给撞破了。我忙解释说出了个小事故，可话还没说完，她便紧张地问：

“事故？哦，亲爱的，你没事儿吧？”

“哦哦，我没事儿，可鸡蛋都破了。”

我深深陷入了纠结之中。

“鸡蛋？”

（鸡蛋没了，都破了。）

末了，我们将汽车、鸡蛋和事故撂到了一边，我跟她说很喜欢《到实岛去》。

珍妮特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人：浑身上下似乎散发着自由的气息，洋溢着非同一般的生命活力。她幽默诙谐，精神极为健全，言谈举止绝不落俗，对衣着外貌毫不在意。

我记得屋内有些凌乱，厨房里盘子随意堆放着，卫生间没有门，只有门帘。她养了只迷人的白色波斯猫，我们抚摸它，对它赞不绝口。然后她带我参观了各个房间，告诉我她如何工作。每间房，甚至是每间房的某个区域都留给一本正在创作的作品。被分为不同区域的房间里她挂上布帘，很像医院病房，医生可以穿梭其间，病人也能有自己的隐私。这个办法也许来自她二十多岁时进出医院的痛苦岁月。在她刚刚还在工作的那张桌子上放着一对耳塞。

“我受不了任何噪音，”她解释道，“双层砖墙也没什么用，没办法，看来得搬家了。”

坐下来时我看了看表，来之前教母叮嘱我，不要待久了，最好别超过一小时。

珍妮特很明智，和善地建议道，自传后两卷将于1983、1984年问世，看看我是否像喜欢第一卷那样喜欢。在此期间她不会将版权卖给别人。她说喜欢敢闯的人；虽然我只是个学生，听了这话，心里也充满了希望。珍妮特对电影极有品位，比我成熟得多。她谈起《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说最喜欢氛围强烈的影片。

日光变得强烈起来，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不知从哪儿传来来复枪的枪声。

“节日气氛倒是来得早啊。”珍妮特说。

我们都笑了，竖起耳朵，盼着听到更多的枪声。

“圣诞节你有什么特别的事儿要做吗？”我问道。

“有啊，我要跟一些多年老友一起过。”她答道。我们走向前门时她接着说：“我要跟勃朗特姐妹，也就是艾米莉和夏洛特一起过节。”

两年后我再次登门拜访，同去的还有我的朋友兼制片人布里吉特·艾金。我们坐在她所谓的餐厅里喝茶，可这餐厅连张桌子都没有，只有一张单人床，铺了粉色的烛芯纱床单。她坐在床一侧的椅子上，与我们隔床相对，大家的茶杯都放在膝头。我们谈得很兴奋，所以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仿佛我们仨是在医院探望病人，病人并不在场，而我们太过礼貌或感到太过荒谬，并没有点破这点。

最后一次见珍妮特是在电影拍摄期间。两位制片人约翰·梅纳德和布里吉特·艾金邀请她来奥克兰参观摄影场。她同我教母玛加从勒文赶来；影片中我给了教母一个小角色。

珍妮特在摄影棚靠墙的地方找了张椅子坐下。她看着我们工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心里充满感激，不但因为她处事得体，而且因为她放手让我去做到最好。她不想掌控什么，几乎从不评论，从不要求改动，那会儿没有，在劳拉·琼斯漫长的剧本改编过程中也没有。那一周当中，她坐得越来越近，周五是她在片场的最后一天，她坐到了布景中位于奥马鲁的弗雷姆家的沙发上。她手中摄制日程表的粉红色纸页上写满我们这个行当的新鲜词：“拍摄完成”“通告”“道具师”“换片盒”。她缓缓地念出这些词，仿佛品味着新奇而有趣的东西。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珍妮特莅临片场的那周是珍贵的。约翰拍摄了四位珍妮特的合影留作纪念：儿时珍妮特、少女珍妮特、成年珍妮特（凯瑞·福克斯饰）与珍妮特本人。

人们为何对电影《我桌旁的天使》偏爱有加，这令我常感困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这部电影引起的反响此前此后我都未经历过。电影放映时，我心里很没底，不知道这部超长的影片命运如何。我边上坐着位高挑优雅的意大利女人，皮肤晒成棕褐色，像煎透了的培根。她脚蹬一双高跟凉鞋，身穿一袭紧身晚礼服长裙。瞧她这副派头，大约跟那个皮肤苍白、一头卷曲红发的新西兰人扯不上任何关系。我身体僵硬，吓得不敢看她，就怕看到她张嘴打哈欠。影片即将结束时，她一把攥住我的手臂，低声说：“可怜啊，可怜。”我侧头去看她，心想“我的电影难道这么差吗？”我看到大滴的泪水滑过她的睫毛，沿着脸颊流下来。她急切地想得知珍妮特最终一切可好。当片尾摄制人员名单出现时，这位优雅的陌生人紧紧拥抱我，亲吻我的脸，泪水搞花了我的妆容。她用沙哑的嗓音吼叫着：“哦，棒极了，太美了！”

这部电影不是当年的最佳影片，但却是最受钟爱的那部。影片获得第二名，也就是银狮奖时，观众就是不让评审团主席宣布头奖花落谁家。他们连续五分钟、十分钟地高呼“天使、天使、天使、天使。”

在场目睹影片成功的新西兰人还有一位，他是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销售代理，此前他再三叮嘱我，不要使用客房订餐服务，一来无此预算，二来价格昂贵；再就是，不要以为我们的意大利分销商罗伯托·奇库托在跟我调情，因为他是同性恋。不过，这位销售代理也是这部影片的救星，在他一手负责下，电视剧变成了电影，而且获得机会参加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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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拍摄完毕后，我再未见过珍妮特·弗雷姆。虽然我们再未有过交集，可时至今日，对她这个人、她的天赋、她对写作的执着，我的理解仍在不断加深。以前有时觉得她很孤独，但现在看来，她并不孤独，而是生活在罕见的自由中，一种几乎神圣的状态，她脱离了丈夫、孩子和狭隘的社会生活，摆脱了世俗的要求与规范。

我在某处读到，2003年年底，珍妮特确诊罹患急性白血病，生命进入倒计时。面对死亡，她说自己的死是一场冒险，“我一直对冒险乐此不疲”。小妮妮，那个酷爱冒险、朴实无华、头发里藏着虱子卵的红发小女孩。一个诗性的灵魂绝少能伪装得如此巧妙。

如今我感到遗憾，在她临死前没能抽时间去信问候。濒死的她依旧能收到表达感谢与安慰的信件，一些信封上只简单地写着“新西兰，珍妮特·弗雷姆收”。这篇序言是我写给天堂里的珍妮特的感谢信，她已成为神话，成为永恒。她出了名地腼腆，却会与任何乐于阅读这本书的人分享她的生活。

简·坎皮恩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