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史学界：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今襄樊（现襄阳市）隆中

北京“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座谈会综述

　　在中国，诸葛亮是一位深受敬仰的古代贤哲。全国各地有许多纪念他的祠庙。但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襄阳隆中，还是在南阳卧龙岗，则自元代以来便长期争论，相持不下。清代襄阳人顾嘉衡，恰任官南阳知府，只好小心谨慎，题下“心存汉室，原无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的巧对。最近，邮电部准备发行的《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第二组中，包括一枚“三顾茅庐”和一枚小型张“隆中对”,皆涉及到事发地点。于是，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波澜再起，引人瞩目。目前，各方面的无数关心者都殷切盼望早日揭开千古之谜。为此，1989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联合举办了“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座谈会。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第二组）之《三顾茅庐》（4-2）

　　会议在历史所召开，参加者有何兹全（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家）、朱大渭（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学家）、张泽咸（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学家）、高敏（注:郑州大学、历史学家）、朱绍侯（注:河南大学、历史学家）、黎虎（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家）、祝总斌（注: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张传玺（注: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洪廷彦（中国历史博物馆）等专家、学者近三十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的记者也出席了会议。座谈会期间，学者们遵照“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畅所欲言，展开热烈讨论。下面将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水经注》等史载相互吻合、真实可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晋书》、《蜀纪》、《汉晋春秋》等史籍都有隆中位居襄阳以西的记载，其中以《水经注》最具有权威性。《水经注》的沔水部分不仅明确表明孔明宅位居隆中，而且还记录了晋人刘弘、李安(又名李兴)及习凿齿两次凭吊孔明宅，并作铭文的史实。第二次时间定为李安事后六十余年的永平五年（512年）。

　　有些持“南阳说”的同志以晋朝无“永平五年”之由，全盘否定了《水经注》的记载。其它史籍记载也因贬为野史，或全书亡佚，而一律予以推翻。在会议上，学者们详核史料，对上述看法提出异议。

　　他们通过对《晋书·李密传》、《三国志》裴注引《蜀纪》、《资治通鉴》等史著有关记录的考察，指出诸书记载与《水经注》在时间、内容上无不相符。永平五年应为升平五年(公元361年)或太和五年(公元370年)之误。学者们又从刘弘、李兴、习凿齿的政治抱负、仕途遭遇等方面周密论证了他们拜谒孔明宅的合理性。学者们还高度肯定了襄阳人习凿齿与桓秘书内“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一语的史料价值。

　　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等许多古代著名学士都有意无意的卷入了南阳、襄阳之辩。在会议上，学者们强调指出，历代诗词、碑文，虽多出自饱学者之笔，但毕竟是后人追记，难免有人云亦云之嫌。我们在引用它们时，必须综合原始记载，彼此贯通，否则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隆中应属南阳郡邓县

　　南阳郡、南郡皆置于战国末年。《史记·秦本纪》、《晋书·地理志》、《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等史籍都有两郡分列汉水北、南的确凿记载。南阳郡的得名即源自古代山南水北为阳之意。某些持“南阳说”的同志从此出发，做出隆中既地处汉水南，又岂能归属位居对岸的南阳郡邓县的推论。在会议上，学者们指出，汉水只是划分两郡的大致界限，对此理解不能绝对化。况且，从战国末至东汉末的数百年间，两郡边界已发生较大变化。隆中仅处万山西边数里。与会学者指出早在唐李吉甫着《元和郡县图志》里就清楚表明，万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所以，从南阳郡、南郡及邓县、襄阳县的界标上看，隆中完全应属南阳郡邓县管辖。会议上，有些学者还提出汉水可能曾经改道的假设。

　　三、“三顾茅庐”在隆中确凿无疑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学者们在详细考证南阳(指宛县)先后在袁术、刘表、张绣、曹操之间易手的基础上，结合对诸葛玄投靠刘表及诸葛亮开始躬耕时间以至诸葛玄、刘表、曹操、张绣、刘备相互敌友关系的探讨，指出刘备“三顾茅庐”只能发生在隆中，而决不会在曹操占领的南阳宛县。学者们还从当时襄阳、南阳风气上崇文、尚武的差异，诸葛亮在襄阳广泛的社会关系，襄阳、宛县间落后的交通条件诸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通过以上儿方面的综合分析，学者们一致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今襄樊（现襄阳市）隆中。但同时，他们也强调指出，需要把史学研究与保护文化遗址、发展旅游业加以妥善的区别对待。襄阳、南阳两地武侯祠都是中华大地上驰名遐迩的文物、游览胜地。我们决不应拘泥于“躬耕地”的真伪，而简单品评两地文物价值及景观的高低。

　　据悉，本次座谈会的论文将结集出版。　(于威，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