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师在贵阳开庭时遭遇法警暴力执法真伪：死磕律师伪装成上访户炒作案件，是假“死磕”，真“使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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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之所以被称为“律师”，职责又被规定为“辩护”，就是因为他要在司法程序内发挥作用。死磕律师，化妆成为上访户，故意把司法程序转化为上访程序，硬生生把矛盾解决的正式程序转化为“意见反映”程序。这很可以博取公众眼球，但很有害于委托人利益。

鉴于此种“错换程序”、误导公众认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歪风邪气正甚嚣尘上，写篇稿子，谈谈什么是上访与司法的关系，以及怎么用好司法程序的问题。

01

两个真实事例说清什么是上访

事例一：法院院长“下访”。

群众上访，老让老百姓跑来跑去，心里的怨气就会越来越重。“与其让他们来，不和我们去。”这是很多法院的做法。所以，很多法院都设立了“院长接待日”，专门接待群众上访。也有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上级法院院长，到下级法院去接访。这也叫“下访”。

多年前，为研究涉法涉诉的上访问题，我曾跟几个中院院长到基层法院“下访”。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合同纠纷，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上访户全都败了。上访过程中，他给中院院长讲了他的道理、和此前一二审判决中存在的问题，院长耐心听完了。然后问陪同接访的各个庭长：“你们认为这个案子怎么办？”大家都说：“这个案子司法程序还没有走完，应该在司法程序内解决。”院长说：“老张，那我就在你的上访材料上批了。”“建议向省院申请再审。”经此，这个下访和上访就在中级法院层面了结。

从“下访”的这个事例中应该看到：一是，涉法涉诉的上访，不直接解决问题。要想解决问题，需由上访程序转化为司法程序。二是，上访谁都能干，而且很业余，打个12345就算。说白了，就是个“说话儿”和“反映情况”。

事例二：最高法院上访的事例

我一个好兄弟在西部某地投资，有个合同纠纷。基层法院一审、败诉；中级法院二审，败诉；高院申请再审，还败诉！

他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到最高法院立上案了，也开了庭了。但现在原判决没有撤销，一审法院要执行我！怎么才能拖延一下时间？”

我问他：“立上案了，也开了庭了，肯定得有个立案通知书啊。通知书中有没有写“再审期间，中止原判执行？”

他说：“没有给文书。”

“没有给任何文书，一页纸都没有给吗？”

“没有。就是开了庭了，双方都去了。”

我最后给他说：“你这属于到最高法院的上访。你所谓的开庭也不是正式开庭，而是上访程序中的了解情况。你现在都上访了大半年了，也没给明确的结论。你等最高法院出文书，阻断一审法院的执行，那是痴心妄想！”

“怎么解决？”

“别把希望寄托在上访上。上访成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把案子压到当地，出一页纸的文书，指令当地启动再审程序？”“依托当地，以保护民营企业的角度，从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切入，向当地反映情况。这当然也是属于在当地的上访程序，但走起来更快，而且还能引起执行法院更大关注。可以延缓一下执行程序。”

通过这个事例，应该看到的是：一是，到哪儿上访，要解决问题，都得转化成司法程序。不存在通过上访程序，越过和绕过司法程序的可能。二是，要上访，就要着眼于与司法程序的衔接。以最快转化为司法程序为原则。

由此两个事例，可以总结的共通的规律是：一是，上访很业余，谁都能干，谁干效果也都一样。自己能干的事儿，还花钱委托律师的当事人，是真傻。二是，明知道上访不能解决问题，而硬生生的把能解决问题的司法程序，降格转化为上访程序的律师，是真坏。三是，要是律师收了高昂的律师费，为了蹭名声造热点干出来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的，那就真是：“坏蛋他妈给坏蛋开门，坏到家了”！

02

把司法程序降格转化为上访程序的深一度解读

我常想，律师与公检法的关系，就像中美关系。既是交锋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交锋是各为其主，各有各的考虑因素和利益追求；合作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有人曾写文章说：“不存在法律共同体，首先是因为公检法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律师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咋一听，有那么点儿道理。细一想，极其幼稚可笑。

胡适先生曾说：“要少谈主义，多讲问题。”他说，主义很大，什么都能往里装。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具体，没脑子是找不出来的。他还说：“空谈主义的都是抄书匠。”他说的对！

说不存在法律共同体，就是空谈主义的抄书匠观点。把他所谓的“主义”换成具体的问题，把他自己定义的原则的“公平正义”换成具体的可见的“不办错案”呢？

从相互合作、把案子办好、不办错案的角度看，律师与公检法就是合作关系。没见过公检法非要硬着头皮办错案，而且办错了，给指出来了，仍没有任何顾虑和回应的情况。更不可能出现律师靠信口雌黄，就可以骗过公检法，否定客观证据和证据链条的情况。

以“不办错案”为共同追求，律师与公检法就有了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司法程序。为此，才设计了公安的严格侦查程序，检察院的严格审查起诉程序，以及法院的更严格的审判程序。把法律规定的严格的司法程序，降格转化为上访程序，失去了沟通，失去了对话，更失去了严格依照法律程序的、具有法律意义、能对案件结果产生实质影响的说理程序。

上访说了，可以不听，也可以不算，因为没有严格的法定程序保障；上访可以无限拖延，因为没有严格的期限限制；上访不能影响实质结果，因为判决要在司法程序内进行，更因为决不能用上访架空司法；上访劳民伤财，因为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很累，也很费事，但解决问题还要通过司法程序。

由此可以看出，把司法程序降格转化为上访程序，明明有司法程序，不用足、用好，反而去上访的律师，是真笨。

03

有些律师是怎么将司法程序降格转化为上访程序的

最近很火的就是徐昕团队的何智娟，在贵州开庭，录像被制止，不听制止后被抢手机的事儿。

按在圈子的辈分，何智娟是个后生晚辈。或者可以直接说是，不入流的没辈儿。又是个女生，屡次削她，好像没有气量。但转念一想，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个团伙。有预谋、有分工、有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内作案，危害很大。为证明这点，我这篇稿子里帮他们带带流量。他们有很多公众号，是专门做虚假宣传的。其中以“一切皆法”最系统。在这个公众号里，可以找到他们的团伙成员，以及这个团伙是如何系统性包装和虚假宣传的。同时又考虑到，这个团伙不断的拿这种下作做法，混淆视听、误导公众、侮辱司法、毁坏职业共同体的未来，危害更甚。我决定，给何智娟从几个方面评一下：

一是，法警有没有打她？

何智娟说，法警打她。视频我看了，属于拉都拉不起来的主，还嚷嚷着法警打她。

有没有打她，不用争论。就问一个问题：法警要真打她，需要摔、需要用拳头吗？用手指头戳她，就能给她戳的嗷嗷叫！

没有打，摔倒属于争抢过程中正常现象。摔倒又拉不起来，就是故意碰瓷。

二是，法警能不能抢手机？

不让录像，就是不让录。别说什么规定，更别争论那些什么“法条呢”？录像干什么？干了多少次，拿录像和照片炒作案件，美化自己、丑化办案机关的糟践事儿？这去查他们的系列虚假宣传就知道。

“谁还没有个吃面条，满口流油的样子。他们拍自己都美颜。拍公检法净捡油嘴拍。凭什么？谁还不是宝宝似的！”“我也要美颜！”

为对这种做法进行反制，我支个招。我看张庆方和何智娟拍了一个视频。何智娟说话有酒窝，我看着是假的。张庆方不知道说到什么的时候，哈哈大笑。截取出来，就说“张庆方对着何智娟的假酒窝哈哈大笑”！不就得了？这不就是他们的惯用做法吗？

从预防她们炒作案件的角度，法警就是可以不让录，录了就是责令删除。拒不删除，就是暂扣手机。拒不暂扣，就是“抢”。这是合法暴力。

有人说什么休庭不是庭审活动，庭审活动才不能录，休庭期间可以录。制止录像，得当场拿出法律依据。那帮碰瓷女郎（又名刑刑辩女团）和法警抢手机的时候，就是这么嚷嚷的。

反问一个问题：“你见哪个警察抓杀人犯的时候，脑门上贴着刑法条文，嘴里嘟囔着“故意杀人的判死刑、故意杀人的判死刑”，才能动手的？”

执法过程，就是先抓了再说。抓错了，该放的放、该赔偿的赔偿。那是后续程序解决的事儿。

三是，何智娟的上访程序是啥？

何智娟说：谁谁和她主动联系，谁谁接待了她，归还了手机。也说可以不删除视频。

这个程序就是上访程序。她是硬生生的把正在进行的审判程序，转化成了自己的上访程序。

这个上访程序解决不了在办案子的事儿，反而制造了解决困难。

何智娟说的话，好像是自己有理，法院认错了。认错为什么不说法警做错了，要追责要处罚？嘴长在她脸上，不管她是不是还有脸再就这个案子到法庭辩护，但“她的地盘她做主”，她的脸盘也由她做主。怎么说是她的事儿。

反正我不信。

四、依照何智娟的方式，法律职业还有没有未来

我近期看到了不少东西，为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依照何智娟的方式，法律职业还有没有未来？

到了法庭像做全乳腺癌检查，查检察员出庭通知书，查建议恢复审理通知书。这看着都好像很依法很专业。实际就是找茬。这俩通知书和审判焦点没有任何关系，既不属于必须送达的文书，更不属于可以复制的案卷材料。

要真这样找茬，我给检察院和法院支招：

第一招是也查她们。“身份证、执业证上的照片，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人。这俩照片和真人一比，怎么看也怎么假。”

“为什么此前头发短，现在长了？”

特别是“为什么此前没有酒窝，现在有了？”

用这个来作为“控辩平等”原则下的，查验“出庭通知书”的找茬。

第二招是也攻击她们。检察官出庭什么也不用问，就是逐个问被告：

“你的律师有没有教你怎么说？”

“暗示呢？”

“眼神呢？手势呢？”

“在沟通犯罪手段的时候，你的律师怎么给你沟通的？”

“在沟通犯罪故意的时候，怎么说的？”

“具体点儿！”

第三招是只要第二招中有存疑的情况，立即休庭，将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侦查，同时通报律协。

但真要如此，法律职业，还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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