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 | 围垦一市港大塘

围海筑大塘

文|杜建国

我爷爷因为腿瘸而摇渡，爷爷去世后我大伯尚未成 年就接着摇，大伯当兵去后，七八十岁的我祖爷爷又继续摇。 我家摇渡的三代人，不是残的就是小的和老的，我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此他从小就发下誓愿：要围垦一市港大塘。

海边人家为了生存，或凭一己之力或举族参与，沿海岸围筑了大小海塘，向大海要粮食，这是常有的事。而围垦一市港大塘，并非只是我父亲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我老家人共同的梦。

在我老家牛台的东北方，距海岸一里多地有个海中孤岛，远望就像大鳖背上驼着一只小鳖，故名鳖山。鳖脖子下挂着一个精巧的铃铛，那是鳖山殿。鳖山殿的碑文有记载：曾有村人听到两位神仙在鳖山上边下棋边说，这个村如果把这块海涂围起来就有饭吃了，棋罢拂袖升空而去。这或许仅仅是后人杜撰的一个美丽的传说，但鳖山的甲背上至今还有“神仙下棋”留下的那块棋盘。

在我老家村口百米远的海边，有一个天都寺。明成化年间，寺僧沿牛台庵山岩到剃头山，然后从象鼻山至鳖山，又从鳖山至牛台渡，围成了天都塘。天都塘围成后，寺僧又想从象鼻山至礁头嘴拦截大坝，围成整个一市港大塘。但天不随人愿，因港深水急，寺僧雇佣当地百姓投入大量劳力，多次努力都告失败，仅留象鼻山外的一个四眼陡门（闸门）和港底的一些乱石。据箬岙褚氏族谱记载，天都塘于清嘉庆年间倒塌。天都寺从此败落，找遍明清的宁海县志，均无天都寺的记载，前些年老家修造公路，却挖到两只天都塘也只留下南岸残缺的塘坝，但“海塘与师父同寿，陡门与天地同寿”的传说，则在我老家广为流传。

在我四五岁光景，曾跟随父亲走过从庵山岩通往剃头山的塘岸。依稀记得塘岸很矮，有成片青青的草腮和或青或紫的海米，中间有三个水缺，过水缺时我是手脚并用爬过去的。到我稍大一点，能下海抓鱼捉蟹时，还爬过象鼻山外的石条与石板做的四眼陡门的门顶。

我父亲成年之后，便开始谋划围垦一市港大塘。1966年，那年我父亲24岁，他以村革委会主任兼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并以造反的名义，带着我母亲自家做的淡麦饼，穿着他自己用手拉车车胎做成的车胎鞋，从县政府到地区专署直到省政府，申请围垦一市港大塘。当时，一个农民穿着车胎鞋穿梭于县、地、省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惊为奇葩，而这个农民的能说会道、不屈不挠，更使有关领导折服。最终，杭州之行大获成功，省政府批复同意围垦一市港大塘。

得到省政府的批复之后，我父亲异常兴奋，率先在1966年10月，带领全村的所有劳动力投入了一市港大塘的基础工程建设。但因工程浩大，非一村的人力可以完成，于是我父亲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动员了箬岙、上箬岙、孙家、一市、里岙、里朱、外朱、寺前、祥里、上陈、官塘周、曹家等12村村民参与筑塘。1967年3月，一市港大塘工程正式批文下来，官岭公社专门组建了一市港大塘围垦工程指挥部，由公社武装部长曹福根担任总指挥，我父亲担任副总指挥，孙家村的孙德方担任会计，一市村的王越宁担任出纳，还有当时作为当权派被贬到牛台的公社书记徐永清也参与其中。指挥部就设在牛台积善庵。1969年，县水利局又特派了技术权威干霖来负责工程技术。

“哒哒——滴滴——”，小时候我每天在村子里都能听到从庵山岩顶上传来的军号声，小伙伴们把它翻译为“大家——开工——”，那是军人出身的曹福根总指挥吹的出工号与收工号。而13村派多少劳动力到哪里做什么等具体围塘工作，则由我父亲统一指挥调度。

从1966年10月开工到1971年10月竣工，整整五年，我父亲把所有精力放在一市港大塘上。放岩、打遛、扛石、堵缺，他都走在第一线。我记得我父亲曾被“放岩”的滚石磕坏了大腿，但他没有去医院，只是由村赤脚医生简单地包扎了一下，zhu着短柱棒又回到了工地。我父亲不但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对其他人要求也很严格，他对那些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的人，批评起来更是六亲不认的，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曾有一个晚上，正是大塘闸门“燕窟”堵缺的紧要关头，而村里正在开大会，我父亲没有去开会而是提着马灯去大塘，路上碰到一个同村人，他责问我父亲：“你开会不去，干什么去？”我父亲说去大塘堵缺。那人说：“你作为革委会主任，是以革命要紧还是以筑塘要紧？”结果两人一语不合打了起来，最后闹到公社，幸亏我父亲能说会道，不然不知道会因为革命的名义受多少罪。最后结论是“抓革命促生产，开会是革命，筑塘也是革命。”

一市港大塘最关键的工程是鳖山港大坝的修筑。鳖山港大坝的技术含量最高、工程难度最大，负责技术的干霖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推算，大胆采用“潜水宽顶堰”的堵口方法。那时筑塘没有像现在这样先进的设备，全靠肩挑车推人工搬运，所以石块最大的也不过一两百斤，抛下去就被水流冲走。被逼无奈之下，我父亲竟然想出了竹笼装石的主意，先把石块搬到船上，然后在船上装入编好的竹笼里，等平潮船开到缺口把石笼推下去。在鳖山港合拢堵缺最后阶段，一市区调动了五个公社的精壮劳力组织万人大会战，场景十分壮观。这些精壮劳力分住在一市港周边的各个村里，轮班出工，昼夜不停。而我父亲则与干霖两个坐在鳖山顶上盯着大坝，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当时干霖是忧心忡忡地跟他说“杜金榜啊，如果这个大坝堵不成功，你大不了不当村干部，而我是要坐牢的。”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市港合拢工程总算获得成功。而干霖“潜水宽顶堰”堵口的成功经验，得到省水电科学研究所的肯定，认定为国内首创，然后在全国推广。

一市港13个村共投入劳力28.76万工，历时五年终于建成了一市港大塘，成为我老家那边最大的海塘。后来，村里曾有个老人对我说：“奈爸文化大革命造反，不管他做了什么，但我就认他一件事——造来了一个大塘。我们现在也都跟着享福，这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无独有偶，我在东岙碰到几个老人，听说我是杜金榜的儿子，都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感谢你爸！让我们现在不用干活也能分到好多钱。”原来，当年东岙村在围筑东沙友谊塘时，三次堵口失败，最后向有筑塘经验的我父亲求救，我父亲带领牛台村民一次性成功地帮助他们堵上缺口。

一向不信鬼神的父亲，晚年突然热衷起修殿，到处募捐并当首重修了鳖山殿，也许他就是要以此来保佑他亲自围垦的一市港大塘吧。而我父亲在世时，每年清明到庵山岩的祖坟扫墓，他总是指着对面鳖山对我们说：“你们以后将我葬在那块朝西的石头下面。”2016年我父亲因病去世，由于统一公墓，最终没能随他的心愿，但我们还是选择了公墓最北朝东的位置，让他永远看护着自己一辈子最得意的作品——一市港大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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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杜建国

□ 摄影：应朝霞

□ 排版 ：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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