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纪念成中英先生

从友人处获悉，成中英先生于2024年7月2日不幸去世。这一噩耗既使我悲从中来，又深感意外。不久以前，成中英先生还来电，讨论有关在“中英书院”作经学的讲座问题，言说中，成中英先生不仅思路清楚和敏捷，而且依然表现出浓厚的学术关切和热忱，很难与辞世联系起来。所以，闻知以上信息，不觉甚为怅然。

回忆起来，虽然早已知成中英先生之名，但初识他本人，则迟至1985年。那年他应冯契先生之邀，到华东师范大学作有关解释学的讲座，这也许是以治解释学知名的成中英先生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系统地阐述解释学。不过，此次讲座虽然相见和相识，但并未深入交谈。后来成先生多次到访中国大陆，见面也渐渐频繁，才开始逐渐由相识而相熟。

印象中，在海外华人学者中，成中英有其独特之点。一般来自海外的学人都似乎表现出优越性，让人产生某种距离感，在林毓生等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但成中英先生与之有所不同，对中国大陆的学者更多地具有亲和与平等意识，在各个方面，都给人以平易之感。经过若干年交往，他对我在学术上的工作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常常当面给予肯定。记得在一次会议之后，他与我在会场外散步，谈到了不少学术上的理想，并说了很多鼓励性的话，让我感触良多。

当然，成中英先生也有一些让人非议的地方，其中最为学界所诟病的，就是他与中国大陆相关高校的合作办学或合作办班。他曾在美国注册成立了一所“高校”，并以此为依托与国内多所高校联合办学。如一般所知，此类所谓“办学”或“教育”更多地是名义，其内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收费以获取经济利益。对这种功利性行为，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不免有些看法，并常作各种批评，成先生的口碑也因此受到不少影响。当然，现在想来，成中英先生以盈利为旨的这类活动，固然不合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传统立场，但在当时，其办班或办学也许可以从另一方面考察：这类举措在经济上所体现的个人获利确乎不义，然而这一过程在实际上又通过“再分配”而在企业界与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利益调节”：在以上类型的“办学”中，“学员”主要是来自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老总”，通过收取不菲的“学费”，相关企业的所得部分地转向学界，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成先生以个人身份参与利益分配多少有些不妥，但“利益调节”的以上形式对彼时面临诸多困局的知识分子或也有某种解困的意义。

从哲学的层面看，成中英先生无疑是具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并有比较深厚积累的学者，他曾师从蒯因，在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诸多的海外学者中，成中英先生在哲学领域确实属佼佼者，其理论素养扎实而深入。除了逻辑、分析哲学的训练，成中英先生在解释学上尤有建树。他不仅在中国较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的解释学理论，中国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少受惠于他，而且在理论上对解释学作了拓展，后者的体现之一，即是将西方的解释学与中国哲学加以沟通，提出了“本体解释学”或“本体诠释学”的概念，并对此作了多方面的阐发。“本体解释学”或“本体诠释学”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哲学领域的创新之论，在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领域，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然而，略感遗憾的是，尽管成中英先生试图建构新的诠释学理论，并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工作，但除了若干论文，一直未能对这一理论作更为系统的阐发。这里需要对哲学的体系化与哲学的系统论说加以区分：哲学的体系现在固然已经过时，很难再加以追求，但哲学的系统论证却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充分的论说，而后者又有待于系统的论证。有鉴于此，进入21世纪之后，每次见到成中英先生，我都会婉转地提醒他，希望他集中一段时间，对本体诠释学作较为系统的论述，以便为中国哲学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学理论。然而，或许是在夏威夷大学忙于教学、其他时间又奔波于各种学术会议，成中英先生迟迟未能拿出一个系统的“本体诠释学”或“本体诠释学”理论，这使真正关切其理论思考的同仁，多少有些失望。

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思勉高等研究院，我担任首任院长。大约在2010年左右，利用主持思勉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在与相关同仁商议之后，我特别向成中英先生发出邀请，让他前来思勉高研院做一个月的访问，并在这一期间就相关论题作讲授。当时我的打算是让成先生以讲座形式系统地表述“本体诠释学”，为之后成书作必要准备。在向他发出邀请时，我明确地表达了以上意向，成先生欣然接受，并在不久之后如约而至。期间，我主持了他的第一次讲座，并安排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带的一位博士生为此作录音和整理。整个讲座历时一个月，前后二十余次，每次讲座都留下完整录音。结束后，那位博士生将全部内容都作了整理，记录稿大概有30余万字。我本想，以此次整理稿为基础，成中英先生可以将其本体诠释学作一系统的阐述，并在此后作为专门著作出版。然而，不知何故，尽管有完整的讲座记录，但成中英先生却一直未能将其修订成正式书稿，出版事宜也因此遥遥无期。虽然我数次委婉提醒，但成效似乎不大，让“本体解释学”或“本体诠释学”的从录音整理稿到正式书稿这一初衷，因此也无法如愿。对此，我至今深感遗憾。如今，随着成先生的作古，整理稿似乎也将永远停留于“整理”的形态。

就个性而言，成中英先生也有自身特点，包括比较在意他人或公众对他的认可或尊重，有时不免刻意突出自己。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方面，成中英先生确实有其独特贡献，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便是他于1975年在美国夏威夷发起成立的，在学会的运作以及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成中英先生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过度地强调以上历史，每次国际中国哲学开会之际，都希望突显自身的“独特”地位。这一意向，在学界也受到不同形式的抵触，最近的几次会议，便因此出现了某些矛盾甚至冲突。参会其间，成先生时常遭到不同形式的“冷遇”。对这种现象，现在也许可以作比较理性的分析。一方面，成先生确有自身问题，他在一些场合表现出来“居功”意识，也不甚合宜；另一方面，学界（包括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主办方）对其过于“边缘化”，也显然多少缺乏必要的尊重：这里固然反映了对成中英先生为人处事的不满，但平心而论，完全对其加以冷落，也有失气度。有鉴于此，在我担任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期间，曾努力在各个方面加以斡旋，以比较公正的方式处理相关问题。202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时，除了总体上突出学术内涵，我们也在发言、专场等方面作了合适安排，以示对学术前辈的必要尊重。据相关反馈，成先生对这次会议的学术性和组织形式，甚为肯定。

这些年，学界的风尚开始转换，国学、经学等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中英先生似乎也对此有某种回应。据说他在北京成立了“中英书院”，虽然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这一机构似乎更多地具有学术性质，与前面提到的“盈利”性办学有所不同。他曾委托其助手与我联系，希望在合适的时候以线上等形式，在书院作讲座，我自然愿意配合。前些时，他特别来电提及经学的主题，指出他注意到我最近在经学方面的论文，对其中经学的现代形态或现代经学的主张特别欣赏，对此也比较认同，并希望我在“书院”中就此作一线上讲座。后来他的助手具体作了安排，我也遵其所嘱，以线上形式完成了相关论说，以此表示对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根据计划，成中英先生自己也将作一讲座，但此后从其助手处获悉，他前些时不慎摔跤，讲座日期也相应延期。本来以为成先生不久可以康复，但不曾想到，他却因此离世！

从总体上考察，成中英先生既有中国士人的传统品格，也无法免俗，其为人处事包含着某种“近代”意识，包括无法放下个体的权利。作为具体的人，成先生的人格无疑包含多重性，不宜仅仅从一个方面认定。在其生命终结之后，我们可以“盖棺认定”，对他形成更为合乎实际的看法。

2024年7月7日

于德国小城特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