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官派 “ 头戴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身穿八大祥”

北京章哥，房地产从业20年，通晓业内门道，我不做所谓的“专家”，只用二十年实战经验帮大家答疑解惑。

很多人认为“脚踩内联升”在老北京代表了有钱，其实不对，这代表的是“有权”。因为“内”指的是大内朝堂，联升自然是连升三级加官进爵了。所以内联升从一开始就是给官员们做“朝靴”和“官靴”的，跟民间没什么关系。

在清朝，普通的布鞋一双也就几百文钱，而官靴就一两银子起步了。皮靴更贵，5两算便宜的，贵的能50两一双，是普通八旗士兵一年的粮饷，够刘姥姥这种中产农民家庭过两年的。

所以在满清没倒台之前，普通百姓一般不去内联升，既穿不起也不敢穿，“僭越”的罪过很大的，动不动就抄家杀头。那会儿家里有女人的话就自己做鞋，想穿体面的也只去普通的民间鞋铺。

其实不光是内联升，“头戴马聚源”也指的是官员，同样不做民间的生意，官员们的“顶戴”还忙不过来呢。瑞福祥这种绸缎庄就更是如此了，根本没指望着赚普通百姓的钱，做的都是衙门老爷的生意。

古代的官员们多数都没有工作服，尤其是级别高的，除了“花翎”和“黄马褂”之外级别都得自己做，皇帝老儿抠儿着呢，根本不发劳保衣服。

以黄马褂来说，皇帝随从的是统一发放，这叫“任职褂子”。而那些御赐“赏穿”的就是“武功褂子”了，只发一件，每逢庆典的时候可以穿。但这毕竟是荣誉，被赏赐的官员们一般舍不得穿，也怕不小心弄破了，所以都得自己再做几件。那这就得去瑞福祥这种店铺了，或是直接定做，或是买了布料后自己找裁缝。

中国文化最核心的是什么？是“礼”，礼法社会，孔夫子的“克己复礼”讲究的就是“周礼”。尤其是官场就更得讲究了，稍有疏漏就是不敬的罪过。“礼不下庶民”指的不是不给百姓行礼，而是说百姓们可以不太讲究“礼法”，而官员必须遵守，无论举止还是穿戴。

那全国最讲礼法的是哪座城市？自然是首都北京了，不仅有皇帝，还有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一个个的都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那要想讲排场有尊严，就必须穿的得体，换句话说就得多花钱，毕竟唱戏还得置办“行头”呢。

所以在明清时期，普通京官如果说升官了未必是好事儿，只要不是要害部门或外放实缺就没什么油水，而且还得打进去请客送礼的钱，不划算。光是置办衣服就是一笔大钱，导致很多不怎么上朝的官员干脆不买衣服了，遇到庆典和面见上级的时候再临时去租，平时凑合着就得了，要什么自行车。

但高级官员就不行了，什么都得是自己的，而且还必须得得体。以曾国藩的日记中记载，他这一辈子没多少钱，就攒了两种东西，一是书，二是服装鞋帽。书是文化传统，服装则是官场规矩了。

到曾国藩去世的时候，光衣服就有十几大箱，春夏秋冬的礼服官服常服全都有，值老鼻子钱了。这还不包括朝珠、花翎和红顶子什么的珠宝装饰，那就更贵了，豪华的能价值连城。

对了，前些天在饭局上遇到个所谓的老北京，说他家祖上是清朝高官，戴“三眼花翎”的。但问了两句又说他家不是八旗，那就纯属扯淡了。整个清朝300年间，除了皇亲之外，只有7个人获得过三眼花翎，其中只有两个汉人，一个李鸿章，一个徐桐，连曾国藩左宗棠都没资格。所以这种扯淡的老北京都是看电视魔障了，吹牛不上税。

再说两句“腰缠四大恒”，这句话指的也是官员，或者是以官员为主。因为其中两家是完全只接待官方汇兑的，一家半商半民，只有一家专门接待民间商人。对了，四大恒是同一个老板，但不是山西人，而是“慈溪董家”，浙商。而且四大恒都在东四牌楼，这就是“东富”的体现。

钱庄和票号也不是同一种业务，钱庄主要的是兑换，银子换铜钱或不同成色的银子折算。票号是汇款，广州的财政收入汇到北京，北京的转移支付发到西北等等。当然票号钱庄的放贷业务都有重合之处，但北京的仍然以官员为主，民间的自己去找高利贷，人家四大恒看不上。

官员们对四大恒一般有两种业务，一是外地官员入京，四处打点必须用银子或银票。于是他们都在本地存上一笔钱，汇到北京，然后直接去四大恒拿钱就行了，“冰敬炭敬”和“三节两寿”什么的。

第二种业务是官员离京，主要都是外放的实缺，那就必须给朝中的实权派送“别敬”。但官员们还没上任呢，哪儿来的这一大笔钱啊？那就得找四大恒呗，借贷行贿，然后四大恒派人跟着官员去上任，甚至是直接当会计出纳帮着刮地皮敛财，收够钱了再回北京交差。

其他放贷的小型业务也有，但仍然是以官员为主，甚至是只做官员的生意。因为只有他们的信誉最好，而且还在乎面子，不还钱的话一闹腾也就还了。而当时的生意人一般不找钱庄贷款，都是找人投资入股，老百姓则只能去找黄世仁借高利贷了。

总之吧，头戴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身穿八大祥，在民国之前主要都是官员的派头儿，民国之后才以民间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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