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卓懋祺
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馆武官”
（1996年-1997年）
“大家都知道，台湾当时有一个亡命之徒流窜在逃。但人们还没觉得，这种事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然而突然，有个人拿着手枪闯进了我们家，正是那个最臭名昭著的罪犯。”
卓懋祺来自南非，1997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驻台湾武官”，以这一头衔在台北工作了两年。
那时候，陈进兴是台湾最臭名昭著的在逃犯。
在七个月内，陈进兴一直参与团伙犯案，他们在犯下“白晓燕命案”之后携械逃亡。
在逃亡期间，他们犯了超过19起性侵案。后来又在北投绑架了一个陈姓商人，甚至还发生方保芳医师的灭门血案。
后来团队另外两个人高天民、林春生自杀，在逃名单就只剩下了陈进兴一个人。
杨索尔记者
“（当时）父母都要到学校去接小孩，女孩子晚上几乎不敢出门。小孩子玩抓鬼的游戏，还把鬼叫做陈进兴。”
1997年11月18日，当卓懋祺回到台北的家中时，天已经黑了。
他听见12岁的小女儿克莉丝汀正在弹钢琴。大女儿22岁的梅兰妮正在忙着做晚饭。他上楼看到他的妻子正抱着最小的孩子，便就和妻子待在了一起。
突然，小女儿克莉丝汀的琴声停了下来。
但直到克莉丝汀走上楼梯时，卓懋祺才意识到出了问题。
因为她并不是一个人，有人正用手枪顶着她的头。
克莉丝汀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她头也没动地把目光转向卓懋祺说：“爸爸，他就是那几个人之一”。
图片：卓懋祺一家合影
卓懋祺
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馆武官”
“我最大的恐惧是担心我的家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年轻女性。我当时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做，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我明确知道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最恶劣的罪犯，这个人可不是那种能听劝、能善待别人的人。但凡稍有一丁点儿挑衅，他都可能杀了你。我对家里人说，不管这个人说什么，你都必须去做，照做！不要和他争论，不要犹豫，照他说的去做就行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无助的一刻。”
来到卓懋祺家的正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在逃犯陈进兴。
在把卓懋祺一家控制住后，陈进兴拿起了电话，要求和CNN通电话。
杨索尔记者
“他有预谋地去挟持了一个武官，要求国际媒体来，他是要把这件事要拉高。”
卓懋祺
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馆武官”
“陈还给警方打了电话，说明了他在哪里、（人质）有多少人，而且（人质）是西方人，他开始对电话里的人大喊‘如果你们不过来、不听我说，我就杀了这几个人。’”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警察才赶到。
很快双方对峙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因为警方开始挑衅他，想让他露出头来，以便开枪打死他。
卓懋祺
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馆武官”
“因为台湾警方当时有悬赏制度。当确认他是一名在逃的罪犯时，拿到他的人头会得到悬赏。据说任何一名能够逮捕或击毙他的警察都会立即晋升两级。所以不幸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生命安全变得更没保障了。”
警方派来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大队长侯友宜。侯友宜向陈进兴拨打了电话......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我当然不会跟他讲说，我是台北市刑警大队侯友宜大队长。因为我们办案非常清楚，办案是对等的，你如果报职称，你会跟他的距离更远。所以那时候我用台语回答，我是侯大哥啊，他马上回应：‘老大是你啊’。这一过程也都（讲）台语，非常的本地化，而且是黑道用的方式。我说‘你在干嘛’，他就情绪非常暴躁。抱怨很多，说他的小舅子他的太太张素贞冤枉，很多的警察栽赃（他们）。到最后我就问他，你骂了老半天，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讲清楚。他说要还我一个公道，不然就把这些人干掉。”
当时陈进兴的妻子和小舅子都被警方刑求，而他认为他犯的案子跟他们无关，他们是被冤枉的。
在第一次长达四十分钟电话谈判中，陈进兴提出让侯友宜去解决妻子和小舅子的问题，并承诺解决问题就不再开枪。
谈判似乎进展顺利，但后来为什么没有解决，又引发另外一波枪战呢？
卓懋祺
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馆武官”
“我们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人们一直在打电话。”
那时，跑外交的记者都有“外交部”的手册，所以都会有南非使馆的电话，所以几乎每一家媒体其实手上都有卓懋祺家的电话。
杨索尔记者
“台湾当时的媒体为了新闻不择手段，警方没有办法直接跟歹徒直接连线，那像台湾警方这种放任媒体去跟罪犯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等于一个实境秀一样。实际上是置人质的危险于不顾，也是置整个台湾治安的颜面全部没有了。”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我就非常焦急地希望继续谈判。媒体这个时候打电话进来其实是有影响到我的整个步骤的进行。一直打电话打不进去，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十点多左右，当时的宪兵特种部队“夜鹰部队”的人已经爬墙，进入阳台了，他们距离陈进兴只有两公尺。
突然，枪声大作。
卓懋祺
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馆武官”
“我甚至不记得警察是否还击了。我觉得他根本没给他们机会，因为他一直在开枪。他把对着我脑袋的那把手枪拿开，对准了从楼梯间上来的警察。不幸的是，当他开枪的时候，他还没把枪口对准他们，就这样，子弹打穿了我的左膝。我只觉得我的膝盖突然被炸开了一样。”
他的女儿梅兰妮也在尖叫。
卓懋祺
时任南非“驻台湾大使馆武官”
“我意识到她也受伤了。我说，梅兰妮，你还好吗？她回答说，我中枪了。我问她哪儿，她说在背上。我听到这句话心里一凉。”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从里面大概打了100多颗（子弹）。我站在外面（听见）有一个男的跟女的用英文的骂脏话的方式，那种凄惨的声音，我就知道惨了，里面有人中枪了。陈进兴用三字经骂我：你既然没有信用，这两个都要死的。我马上回他一句话，你如果把他干掉，我们事情就不要谈了，我进去就把你杀掉。
此时陈进兴提出新的要求：要让侯友宜一个人进来谈判。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我站在那一个位置上，到底要不要进去？如果不进去，我判断半个小时里面，人质因为枪伤就会瞬间大量流血死亡。如果要进去，当时在挑衅对立冲突底下，你要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自己生命的风险，包括人质的风险。所以当下我也没有请示，也没有再答任何话，我说我进去！”
进到阁楼后，侯友宜看到陈进兴一个人拿了两支手枪，双眼充满着血丝，不断地走来走去。
侯友宜形容他的状态完全像是疯狂的动物一样。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他叫我双手举起来，他要搜身。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一辈子当警察搜别人的身，他竟然搜我的身，但是为了营救人质，就是要让他搜。”
凌晨0点35分，绑架案发生5小时30分钟后，房间内仍然还有三名人质，其中包括一名7个月大的婴儿。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他所犯下的不是单一死刑，是多次死刑，那时候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只是想替他的小舅子、替他的老婆，能够替他们多澄清一些事情。”
11月19日上午10点40分，陈进兴的妻子张素贞进入了房间。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陈进兴说想见老婆一面谈一谈，所以用他的太太（张素贞）换（人质）小孩出来了。”
上午11点55分，绑架案发生16个小时后，陈进兴还挟持两名人质安妮和克莉丝汀，房间内还有陈进兴的妻子张素贞。
侯友宜
时任台北市刑警大队 大队长
“我就跟陈进兴再三地说你跟张素贞谈完的时候，准备把那两个（人质）放出来。但是他又多了一个要求，他希望有一个辩护律师。”
逃亡的时候，陈进兴就曾经写信给律师谢长廷求助。
下午2点50分，律师谢长廷爬窗子进入房间。
陈进兴希望谢长廷帮妻子张素贞辩护，两人谈了很多委任辩护的细节。
杨索尔记者
“谢长廷作为一个律师，尤其是人权的律师，他很知道谈判技巧，他知道人心的脆弱处。”
1997年11月19号晚7点50分，陈进兴终于把最后一名人质安妮释放。
最后陈进兴把手枪交给侯友宜，同时伸出了双手，让侯友宜为他铐上手铐。
杨索尔记者
“事后回头看这人质谈判的过程，台湾的警方应该是属于非常生嫩的阶段，这些媒体纯粹只是想要赚广告跟收视率，陈进兴几乎是照他心里想的剧本一样（实现了）。可以视为说，台湾的警界借这个案子在累积谈判经验。”
事后，卓懋祺与梅兰妮完全康复。
1997年，侯友宜组建了台湾第一支反绑架部队。这支部队致力于利用谈判技巧解决问题，而非使用武力。
1999年10月6日上午9点33分，陈进兴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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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大视野》
编辑：y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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