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俊朱敦儒的封神之词，开篇便是千古绝唱，词意美得让人心醉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露支风劵，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宋·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

名门之秀，不羁放纵爱自由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又称伊水老人、洛川先生，洛阳人。南宋楼钥所著《攻愧集》列出了两宋之交时活跃于洛阳的八位文人，称其为“洛中八俊”，朱敦儒便是其中的“词俊”。

朱敦儒的词作在当时影响极大，辛弃疾《念奴娇·赋雨岩》一词标题中就明确是“效朱希真体”。陆游年轻时也曾向朱敦儒学习，为人与词作都受其影响。

不仅如此，朱敦儒的词作量在南渡文人中也是最大的，今存有词集《樵歌》。但就是这样一位体量与质量双双在线的词人，在后世各选注大家的著作中却鲜见，更不要说位列一流知名文人了。

尽管宋代以后，朱敦儒在词坛的知名度日益式微，但在生前他的作品是很具特色与知名度的。

朱敦儒青年时期的歌词《鹧鸪天·西都作》便是北宋末年在汴、洛两京间传唱度很高的一首小令，尤其是开篇两句，被誉为千古绝唱。

词俊朱敦儒是宋词史上第一位将自己的行藏出处体现在作品中的词人，在以往的宋词研究中，他的艺术成就往往是被低估了的，但他的创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都应该是宋南渡时期极具代表性的。

朱敦儒自小成长于富足的官宦之家，妥妥的官二代，青年时期他过着自由随心的生活，不需要为了生计和前程担忧。

也正因家庭出身使得朱敦儒能够博览群书且不被世俗物质所羁绊，因此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多是随笔诗歌与随笔作品，表达自由的精神追求。

时至北宋末年，当时时事凋敝、举世混浊，政局一片混乱，多少文人才子沉沦下僚，有志难抒。朱敦儒却能放弃那唾手可得的富贵，隐居洛阳而不入仕，足见其清雅之志。

1127年，北宋灭亡，朱敦儒也开始了飘零艰难的南渡生活，他辗转多地，最终无奈入仕，但因其不能与南宋的屈辱卖国求和政策合作，而最终被黜，后隐居于浙江嘉兴。

在嘉禾隐居时期，朱敦儒年岁老矣，心态也逐渐走向平和，这时他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多是闲谈旷达的，如经典传世名句“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和“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等。

关于朱敦儒在嘉兴的隐逸生活，小话诗词曾写过专门写下长文论述过（《朱敦儒隐居嘉兴时写的渔父词，词情画意美不胜收，读来让人沉醉》）

这类词中虽然仍存在隐逸的情绪，但更多的表现的是词人高洁洒脱的情怀，隐居的田园生活让他感到身心舒畅，心态也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而更加任意随心，看尽世事人情，他终得了悟，当初那个“西都散汉”也已变为今日的“江南衰翁”。

1155 年，朱敦儒受秦桧之令，被迫复鸿胪少卿之职，这一次入仕也成为了他一生的污点，甚至落了个晚节不保的罪名，但我们读其词、观其人可知，他这一生并不曾谄媚权贵，一切都是时事所迫。

其中原委，《宋史》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桧死，敦儒亦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

出于对儿子的关爱又迫于来自权威的左右，朱敦儒接受了秦桧指派的官职，终落得晚节不保。

因为这个原因，自南宋之后，朱敦儒的名字似乎刻意被加了滤镜一样，很少出现在的诗词选注之类的书籍中，他的文学成绩并没有受到后人的正视，终于还是被“疏狂”“傲骨”等词一笔带过了，委实可惜。

在时代的浪潮中，人人都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他们组成浪潮，却不能将浪潮倾覆。1159 年正月，朱敦儒卒于嘉兴，年七十八岁。

朱敦儒是一个淡泊名利、热衷隐逸的人，他出身富贵人家，物质条件优渥，精神追求高洁，并不汲汲于功名富贵。

在朱敦儒的词中曾出现过多次“我”的字眼，其实这些“我”均可以看作是现实中朱敦儒的自我写照。

如《好事近》中的“我不是神仙”，再如《鹧鸪天·西都作》里的“我是清都山水郎”等，在宋词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朱敦儒将自己置身于读者面前，现身说法，这样就使得他的词脱离了干涩的说教，而更具有艺术魅力，诗人超脱的自我形象也借助着词句而得以潜移默化的深入人心。

朱敦儒的词作还带有典型的自传性，他将词作为展示他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的载体，这样词就不再是他兴之所至的一时玩乐，而是他复杂的人生经历的记录。

朱敦儒的词作正如他的人生一样，是具有连续性的，他的自我形象也在词中随着阅历的改变而展现出不同的状态。

饮最烈的酒，写最狂的词

正如前文提到的这首蜚声词坛的《鹧鸪天·西都作》，便是朱敦儒早年生活轨迹和人生写照的真实再现，也是他前半生人生态度和襟怀抱负的集中反映，更是他前期词歌词的代表作与集大成之作，原词如下：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露支风劵，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全词译文：

我是天宫里掌管山水的郎官，上天赋予我狂放不羁的性格。曾多次批过支配风雨的手令，也多次上奏留住彩云，借走月亮。

我自由自在，吟诗万首不为过，喝酒千杯不会醉，王侯将相，我何曾放在眼里？就算是在华丽的天宫里做官，我也懒得去，只想插枝梅花，醉倒在花都洛阳城中。

据《宋史·文苑传》记载，朱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

靖康年间，钦宗召朱敦儒至京师，欲授以学官，朱敦儒固辞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因鄙弃世俗和权贵，拂衣还山。

此词即为朱敦儒从京师返回洛阳后途中作，故题为“西都作”。该词是北宋末年脍炙人口的一首小令，曾风行汴洛一带。

上片主要写作者在洛阳时纵情于山水，豪放不羁的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表面说自己是天上掌管山水的官员，实则点出了作者当时在西京洛阳的山水之间，过着神仙般逍遥洒脱的生活。

洛阳盆地，三面环山，四河穿城，八景闻名。朱敦儒以洛阳的“山水郎”自居，说明他热爱山水是出于本性，不仅如此，他还声称自己疏狂的个性乃上天所赐——“天教分付与疏狂”。

正因“山水郎”的身份和“天教分付与疏狂”的个性，词人方能“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这两句写得很浪漫，体现出词人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与自然互相成全的美感，富有神奇的幻想。

这两句充分表现出了词人的性格特征，坦荡直爽，豪气四溢。

加下来的三四句以天意抒怀抱，透露出作者远避俗世，怡然自得的心理。这两句主要描写自己不入仕途的情志，相比满是束缚的朝堂，词人更喜欢懒散自由的生活方式。

细细品味歌词，不难看出，这二句充满了浪漫的精神，富于神奇的幻想，不仅对首句进行了绝妙而风趣的解释，而且透露了他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对世俗发自内心的鄙弃。

下片笔锋一转，词人用巧妙的方法突出了自己不慕名利的洒脱，“几曾着眼看侯王”更是将词人的傲气体现得淋漓尽致，全然一副超然物外的狂士形象。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写作者诗思的丰富，酒量的很大，隐逸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表现为对诗与酒的钟情。

面对“侯王”几曾看过，凸显词人对功名富贵的鄙夷，面对王侯的傲骨铮铮。“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二句表现出作者不愿意返回京城官场，只想纵诗饮酒，与山水为伴，隐逸归老。

玉楼金阙，本是人人羡慕向往的荣华富贵，但词人用一“慵”字，十分准确地表现了自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与此形成鲜明对的是，词人对于”插梅花醉洛阳”的生活却十分欣赏留恋，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名士的清高、名士的风流。

朱敦儒喜爱梅花，有不少咏梅之作，如《减字木兰花》一词：“无人请我，我自铺毡松下坐。酌酒裁诗，调弄梅花作侍儿。心欢易醉，明月飞来花下睡，醉舞谁知，花满纱巾月满杯。”

词中出现了一个生动的主人公形象，他自由自适，不受世俗所累，与花酒为伴，闲散逍遥。其中“松下坐”“花下睡”等体现了他日常生活的无拘无束 。

而“调弄梅花”“醉舞”等则活生生地将一个脱俗的隐士的日常生活摆在读者眼前，极富画面性。其中“梅”这一意象尤其需要注意，中国素有托物以言志的传统，梅花自古以来都是君子的象征。

再看《鹧鸪天·西都作》中的梅花，词中的梅花象征词人的品性高洁，将高洁与疏狂的品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表现出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狂放。

朱敦儒不似其他宋儒般拘谨，他豪言自己吟诗万首，饮酒千殇，怡然自乐，根本不正眼瞧那些有权有势的王侯将相，表现出他对功名富贵的鄙夷态度，使他的狂放不羁表现得更加突出。

小话诗词

《鹧鸪天·西都作》分为上下片，上片想象瑰丽，塑造出一个不染红尘的天人形象；下片豪情万丈，勾勒出一个洒脱不羁的人间浪子。

在朱敦儒的词中时常会出现一个旷达出世的隐士形象，实际上这就是他将自己的形象熔铸于词的结果。

他既然不喜功名利禄，那么他对象征王权的“玉楼金阙”也不感兴趣，“插梅花醉洛阳”的洒脱生活才是他的最爱。

词人以“斜插梅花，傲视侯王”的山水郎自居，这是有深意的，充分体现了作者蔑视权贵、傲视王侯、潇洒狂放的性格特征。

从天上到人间，虚实结合，表现出作者钟情山水、鄙夷权贵的清高疏狂之态，也体现了他对自然风光的无限眷恋和喜爱。

总的来说，《鹧鸪天·西都作》是一首清隽婉丽、自然流畅、前后呼应、章法谨严的词，且无论从内容或艺术言之，这首词都堪称朱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真的是一首“天资旷远”，婉丽流畅的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