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义和团【4】

作平按：近段时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义和团成了热门话题。早在2011年，我曾以义和团为题材，写过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题为《庚子年的民族英雄》，发表于《读库》。后收入我的随笔集《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繁体版名为《祖国的杂种》）。我的前一个公号曾经推送过，本公号再推，文太长，分几次连载。

12、

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这个国家敢于一口气向十一个西方强国叫板宣战，却在出动了数万人的情况下，拿不下弹丸之地的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其实早在正式下诏宣战前数日，义和团即开始进攻西什库教堂。在接连焚烧了顺承门内的天主教堂及周围民房数百间，并烧死一些教民后，义和团又烧毁西交民巷教民房屋数十间。

6月15晚，近8万义和团民在载漪亲自指挥下围攻西什库教堂。是时，西什库教堂仅有卫队45人，另有由年轻传教士及教徒组成的数十人的民兵队伍。

义和团民众大红粗布包头，里面放置着所谓的关帝神马，大红粗布肚兜罩在汗衫之外，黄色裹腿，红布腿带，在清军的掩护下，向教堂发起冲锋。

义和团队伍前面，是一名作法的僧人，这僧人手执高香一柱，在教堂外点燃向北下跪，后面的义和团民众也跟着下跪。如是者三。尔后，上万人一声不吭，均左手执香，右手执刀，慢慢向教堂大门走去。

义和团民众坚信，他们现在都是替天行道的义民，在他们身上流淌着关公、二郎神、黄天霸等英雄的血液，那些传说中的英雄和神仙将护佑他们，他们全都刀枪不入。

然而，一阵点射之后，西什库教堂门前留下了一地尸体。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义和团民众由天上的神祗还原成血肉之躯。

安德鲁斯小姐也从不安全的美以美会传教团大院转移到了使馆。她的日记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使馆区内紧张、艰难，却还算有序的生活：

“今天从早饭到晚饭，只是吃晚饭时停了几分钟，我一直不停地缝制用于防御工事的沙袋。白天有几次激动人心的时刻。整个早上的射击既猛烈又连续，子弹落在我们附近，因此走出小教堂是不安全的。”

“我们过的是一种奇怪的生活，没有人知道如何结束这种生活。我们总是盼望着外国军队的到来，但还是没有来。我们对城中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政府是否还存在。我们完全与世隔绝。"

"食物定量似乎是奇怪的，就只能吃那么多不能再多，用水也要尽量节约。除了特别为男人们保存的肉罐头以外我们没有肉，直到昨天打死一匹马，我们才吃了两天肉。直到今天我们才有了面包，但我发现没有肉和面包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挨饿或是没水喝，我认为我们将不会受罪。”

“今天下午小睡了一会儿。整天都在猛烈射击，我们得知肃王府的一名女孩被炮弹片击中，膝盖伤得很重。就在此时，我们的公使康格少校将挂在他书房中的独立宣言副本拿给我们看。他今天取下来读时才发现一颗子弹从中穿过并留在后面的壁炉台上了。”

围攻使馆和教堂的，不仅仅是义和团，还包括董福祥所率领的正规部队甘军。慈禧曾问董福祥几时可以攻克使馆，董福祥答曰：“五日必歼之。”

但事实上在长达两月的围攻之后，使馆和教堂虽然弹痕累累，却依然如同汪洋中挺立的两座孤岛。“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

为了能拿下洋人的这两座据点，进攻方想尽了一切办法。眼看强行进攻无效，便企图用火攻的方式将洋人尽数烧死于内：当时，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比邻。甘军将许多煤油洒在翰林院内的一棵棵参天大树上，然后将树木点燃，烈焰滚滚，浓烟四起。

翰林院是帝国的文化精华所在，藏有历代留传下来的各种珍贵图书，包括明代由两千多名学者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永乐大典》和乾隆年间编成的卷数达七万九千卷的《四库全书》均收藏于此。其中，《永乐大典》在明未遭到火灾之后，仅存藏于翰林院的这套副本。

然而，为了攻击洋人，甘军一把火便点燃了这座堪称中国文化宝库的大院。令人嗟叹的是，当大火熊熊燃烧之时，使馆的数百名警卫人员一面阻断大火向使馆蔓延，一面奋力从火堆中抢运藏书_事后，除了被使馆卫队从火中抢出的那一部分外，其余均化为灰烬，这两套集大成的伟大著作，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残篇剩卷。

正规军加义和团，人数达数万之多，居然攻不下弹丸之地的使馆和西什库教堂，这无论如何也让人意外不解。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当时及后来均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慈禧的宠臣荣禄深知一旦真的攻破使馆，尽屠洋人，必将引来西方各国疯狂报复，是故，他在无法抗拒慈禧命令的情况下，对使馆和教堂暗中施以保护.

英国人朴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说：“欧人皆谓观于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国以大军围攻区区之使馆，而不能克，可见兵力之弱。众口一词，其意坚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误……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施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

如果说作为外人的朴笛南姆威尔的这种说法还是推测居多的话，那么经历此变且更熟悉内情的景善在他日记中的明确记载，则可作为比较过硬的证据。

景善在日记中说，董福祥向荣禄请借大炮，荣禄不听，“隐几而卧”。董不悦，荣禄哂笑之，“君必用我炮，请向老佛恳求鄙人之头。”又向其部下令，不得给甘军大炮和地雷。

另一些资料则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荣禄的暗中下令，不少围攻使馆和教堂的大炮都是在放空炮。

13、

在洪钧老祖的庇护下，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依然攻不下洋人盘踞的两个小据点。但这并不影响民族英雄们借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剪除异已。

就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和教堂的隆隆炮声中，几个曾经反对向列国开战的明白人被当作汉奸处死——五位“汉奸”中，既有光绪曾拉其手的许景澄，也 有喜吸洋烟的立山，甚至还有一位年已七十九岁的老臣徐用仪。

第一批被斩首者为许景澄和袁昶。袁昶素来对朝廷重用义和团持反对意见，他曾写信给庆亲王奕劻，请他告诫载漪，勿为祸首。不幸的是这封信被载漪所获，于是给他罗织了离间的罪名送上刑场。

许景澄则是当年支持光绪变法的所谓帝党。徐用仪从事洋务多年，与洋人多有交道，这时便是降了外国做了汉奸的铁证。联元则在御前会议上，公开反对向多国宣战。

比较离奇的是立山，此人素为慈禧倚重，除了喜吸洋烟，似乎也并没有对外国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或交道。他的死于非命，纯属得罪了庚子年最炙手可热的载漪一党。

史料载，立山久掌内务府，家里很有钱，庄亲王载勋曾找他借一笔巨款，未果。再加上两人都喜欢一个妓女，而立山先下了手，这都使得载勋对其恨之入骨。

当甘军和义和团几万人也攻不下西什库胡同时，载勋忽然间获得了灵感——他向慈禧透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立山家里有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立山“潜为接应，故教堂久不下。”

尽管此后在立山家里并没找到什么地道，但立山仍然下狱，旋即处死。宣布将立山下狱的圣旨，荒诞鄙俚，史家认为，这并非出自朝廷的圣旨，而是载勋勾结义和团的矫诏。

这道圣旨承认在立山家没发现洋人踪迹，但“当将该尚书（指立山，引者注）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秘。该尚书神色仓皇。”——义和团的所谓神，不过是由大师兄们扮演的，要指斥谁是谁非，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就是以这种奇怪的罪名，一向受宠的立山竟被处死。负责监斩的官员为刑部侍郎徐承煜。有人提议，应当用处死大臣的方式行刑，让他们死得体面些——就好比如今判了死刑的贪官，一旦到了一定级别，便可选择注射死亡，而非一枪爆头。

但徐用煜怒斥说：“这都是汉奸，杀了都是便宜他们，哪值得给他们体面？”临刑前，袁昶长叹：死亦好，省得看见洋人打进京城，国破家亡。

徐承煜喝斥道：你还想着洋人打进京城吗？袁大怒，骂道：你们父子俩把中国害苦了，狗一样东西，你还敢骂我。徐恼羞成怒：快些拉出去宰了他。袁答道：哼，我死得很痛快，只是你们将来死得连一只老鼠都不如。

当义和团奉旨造反之时，偌大的北京城里不仅洋人和教徒人人自危，即便是普通百姓甚至朝廷命官，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官员们纷纷南逃，以至于许多部门无人办公。

更有甚者，连深居禁宫，身为国家元首的光绪，竟然也差点被义和团抓走。据景善在他的日记里讲，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王公，带着六十几名义和团，以寻找二毛子为名闯入宫中。至宁寿宫时，慈禧还没起床，载漪一行大呼大叫，要皇帝出来，并宣称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意思就是说，皇帝就是二毛子，理应抓起来。

景善称：“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或酒醉而发狂乎？”慈禧起床吃早茶时，听到外面大喊杀洋鬼子徒弟，急忙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怒斥阶下的载漪：“你自己觉得是皇帝吗？敢于这样胡闹？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废立的权柄。现在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就可以废之。你以为当国事纷乱的时候，可以随便胡闹，就错打主意了。赶快带人出去，没有奉旨召见，不许随便进来，并须叩头谢罪。”载漪“乃大惧，叩头不已”。

庚子之乱后，慈禧曾经有过一番反思，这种反思虽然旨在为自己开脱，但也透露出了局势的混乱：开初不过想利用义和团这种所谓的民意来给洋人一点教训，但当民意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即便是帝国最有权威的慈禧，也无法把控局势的发展：

“拳匪攻打使馆，攻打教堂，……杀的抢的，我眼看不像个事，心下早已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都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如像狂醉的一般，全改了平日的样子。……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了他们，使他们对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

“我本来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太甚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指义和团，引者注），始终总没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过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攻克不下来的道理？”

14、

大言炎炎的董福祥和义和团，攻不下区区几百人守卫的使馆及教堂，这不仅让曾经对义和团心存侥幸，以为可倚之为对抗洋人利器的慈禧疑虑丛生，更让她对义和团心生不满。

而载漪带义和团擅自闯进宫中，要把光绪当二毛子抓起来，虽然慈禧对光绪并无好感，时刻打算废之，但载漪的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举动，更令慈禧异常恼火。“太后浸厌之”。她开始考虑这场闹剧到底如何收场，于是乎一度下达了停止围攻使馆，并给使馆赠送西瓜等食物以示和好。

西方人当然搞不懂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收下了西瓜，却无人食用，他们担心这会是中国人的计谋，西瓜里或许藏有毒药。

当天津失守的消息传来，慈禧已打定主意与西方列国议和，她下诏保护教堂教士，并准备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但就在诏书还没下达之际，李秉衡进京了。事情又一次峰回路转。

李秉衡此前主张与洋人媾和，并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李刚到京，朱祖谋等人便在路上拦住他，向他讲述义和团进京后的危亡乱象，希望他见到慈禧后，向慈禧说明义和团不可恃，当今之计，惟有息兵议和。李秉衡深以为然。

但是，当李秉衡入朝时，一向主战的大学士徐桐即向他大呼：“鉴翁（李字鉴堂），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意谓要李主战。在见到另一个主战派刚毅时，“知太后旨所在”，也就是了解到慈禧想要议和，不过迫于形势，内心其实是希望与洋人决战。“意遂变”。

于是，在慈禧召见时，李秉衡从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他极言当务之急是和洋人决战，即便要议和，也应先把洋人打败，以后议和才有底气。即所谓“必能战而后能和”。他力言义民可用，而他本人愿意亲自督师出征。

慈禧的议和本非真心，乃是情势所迫，一听李秉衡之言，如同打了强心针。不过，她仍然责问李秉衡，“你既然主战，为什么之前和李鸿章等人联奏主和”？

李秉衡撒谎说，“这都是张之洞擅自将我的名字列上去的，我根本不知道此事”。

李秉衡向来被史家和舆论认作忠贞之臣，其实只不过是一邀宠固位的投机分子，在他的观念里，并无明确的媚洋和仇洋，或者说媚洋仇洋皆无所定，惟太后马首是瞻，因为太后是这个国家里最能影响他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的人；太后的是就是他的是，太后的非也就是他的非。

不仅李秉衡，也不仅庚子年，煌煌数千载中国史，李秉衡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几天后，李秉衡率部出征，除清政府正规部队外，还有义和团三千人跟随。义和团曾经把李秉衡和洪钧老祖、梨山圣母供奉在一起，现在他们的追随，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出师之日，义和团诸位大师兄二师兄，各持称为八宝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物什，拥秉衡以行。

这不像一支奔赴前线抵御外敌的军队，更像北方民间的神汉或戏台上的表演。不论洪钧老祖还是梨山圣母，义和团渴望的那些保护神，除了在上阵前给他们壮壮胆子外，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义和团民众只能一败涂地。同时一败涂地的，还有清政府的正规军。

至于李秉衡本人，也在兵败后绝望自杀——他的自杀也符合一个高级官员的身份：他没有仰药，也没有自刎，而是吞下了一大砣亮闪闪的金子。就在李秉衡自杀前数日，另一位高级官员也选择了自杀，那就是直隶总督裕禄。

曾夸口五日内拿下教堂和使馆的董福祥，既然连数百人的卫队也搞不定，更无法阻挡数以万计的联军。1900年8月13日夜间，联军中的俄军率先发动了对北京城的总攻。次日，美军首破东便门。

接着，乘虚而入的英军在广渠门击败董福祥部，沿着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闸进入内城——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幅老照片记录下的真实一幕：

当洋人攻进自家京城时，一大群事不关已的民众掂起脚尖，拉长脖子，兴致勃勃地观看这出精彩的闹剧。在这些围观者心里，洋人正在攻打的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与自己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原本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天下，或者至多是爱新觉罗与其它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的天下，洋人要推翻它，至多不过换个人坐庄而已，老百姓依旧是老百姓，除了命是你的，这个国家还与你有什么关系？

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帝国掌舵者们再也坐不住了。15日黎明，慈禧换上民间老妇的蓝布长衫，坐上一辆马车，仓皇逃出皇城。在颐和园略事休息后，经居庸关往太原方向西遁。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庚子西狩。狩就是打猎，在替尊者讳的中国，凡是皇帝逃出京师，都称作狩。就连宋朝的徽宗和钦宗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去，也称作北狩——皇帝到北方打猎去了。现在，轮到慈禧太后去西边打猎了。

跟随慈禧一道去西边打猎的，包括光绪皇帝，端王载漪及其子溥俊，庆亲王奕劻，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以及军机大臣刚毅，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王公大臣。

临行前，光绪曾请求留下来和洋人交涉，但慈禧深知，一旦把光绪留在北京，他就会脱离自己的掌握，并被洋人认定为帝国的真正主宰。她不会做这种傻事，坚持让光绪随行。

光绪宠爱的珍妃也跪请慈禧同意光绪留在北京，她的举动惹来了杀身大祸――尽管有光绪的一再哀求，这位可怜的女子仍然被慈禧喝令太监推入井内溺死。一旁的光绪站粟不已，慈禧高声叫道：“上你的车子，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

两宫抛下京城，仓皇西逃，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第二次落入洋人之手。

15、

毫无疑问，肇自民间、进而被朝廷府利用的义和团，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可以说，它加速了大清王朝覆灭的进程，也让遭逢此劫的芸芸众生苦痛悲怆。

首先是运动初起之时，大批沾上了洋字的中国民众被英雄们认定是罪无可赫的汉奸而身首异处；其次是联军攻入北京后，既有大量义和团民众被报复杀死，更有无数无辜民众作了替罪羊。

《庚子国变记》中指称：“宫人自裁者无数，或走出安定门，道遇溃兵，被劫多散……满州妇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把一座当时亚洲最繁华的大都市，变成狐狸昼行的废墟，其间的折腾当是如何巨大而可怕，我们只有用想象力去还原了。

慈禧最初打算西狩的目的地是山西省会太原，但她很快就明白，太原并非久留之地。

想当初，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庇护有加，因遭洋人坚决反对，被慈禧调任山西巡抚，而山西境内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不如京津两地那样声势浩大，但对洋人及教徒的迫害，却更加令人发指。其幕后的指使者，便是山西的最高长官毓贤。

现在，洋人占据了北京，对山西的迫害暴行，必然不会放过，因而出兵山西是迟早的事。慈禧只得又踏上了西狩的路途，这一回的目的地是的西安。

天津陷落后，毓贤为了表示忠心，曾主动请求勤王，但当朝廷真的要求他带兵进卫北京时，他却“实不欲行”，鼓动山西民众出面挽留他。由于朝廷严旨再催，他只得勉强上路，但还没等他出山西，联军已攻陷北京。

毓贤在山西的最大政绩，是对洋人及教徒的残酷迫害。当他离开太原时，曾对义和团首领说：“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

山西是西方传教士较早深入的传教区之一，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教士活动。传教士们通过修建孤儿院、学校和医院等慈善方式，获得了山西民众的好评。

当山东、河北等地义和团风起云涌时，山西处于相对平静之中。但是，当朝廷不顾洋人的强烈反对，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后，这个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将义和团的种子从山东带到了山西——随侍他左右的几十名卫队成员，几乎全都是义和团成员。

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个省的最高长官，他不管朝廷对洋人是战是和，始终如一地执行血腥的灭洋政策。因而，山西境内的杀人事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其血腥与残暴，甚至超越京津。

1900年6月26日，义和团大批进入太原，在巡抚衙门前设坛练拳。27日，毓贤接见义和团首领，鼓励这些所谓可用的义民，以消灭洋人和教徒为神圣职责。

此后，毓贤将法国天主堂的二百余名修女押送到桑棉局，强迫修女们背教。修女们不从，毓贤下令斩杀为首的两名修女，并将其鲜血盛于盆内，宣称如果其余修女把它喝下去，就放了她们。

于是，十六名修女勇敢地站出来，争相喝完了盆内的血。但这种举动却激起了毓贤更大的愤怒，他下令吊死这十六位修女，再次威胁幸存的修女背教。修女们仍然不从，统统为毓贤所杀。

毓贤还将一大批传教士集中于巡抚衙门前训话，训话中，毓贤以那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诸如洋人挖中国儿童眼睛以制枪炮——为证据，指斥洋人在中国胡作非为。

他的训话遭到主教艾士杰的反驳，毓贤辩论不过，恼羞成怒，亲手将艾士杰杀死。当天，在巡抚衙门前被杀死的上百人中，既有天主教主教，也有妇女和儿童。这些殉教者的尸体被拖到野外，听任野狗撕食。

据统计，山西一省被杀死的传教士共计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则多达一万余人，被焚毁的教堂和医院225所，民房两万余间。其中，有两个细节令人心酸：

省城某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火海中逃出来，他在众人面前号哭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两银子，救活了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我的性命吗？”

另一位英国妇女带着她的婴儿逃出来，跪在地上求饶说：“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好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天就请饶了我们母子吧。”

然而，在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嗜血者看来，洋人的求饶，不但不可能得到宽恕，反而激起了他们无边的斗志――传教士被杀死，英国妇女及其幼子被推入火中。

有时候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这些原本善良纯朴的中国农民，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暴戾可怕。当他们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时，他们的确是受人欺压的，甚至逆来顺受的弱者。

当他们被某种虚妄的精神捆绑成团，他们就会以为自己是无限强大的、没有对手的，人性中的恶便被释放出笼。而集体的无意识驱动和迹近表演的狂欢中，他们会以一种疯狂的嗜血把罪恶施加到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之上。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庚子年的这场运动，被屠杀者绝大多数都是义民们的同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