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六次大改道，怎样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军事史和政治史｜文史宴

文/韩茂莉

黄河是中国主要的大河之一，黄河改道对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华北平原的影响不可低估。历史上有过六次大的黄河改道，本文会详述六次改道及其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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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特质

黄河全长约 5464 公里，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北麓，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九个省区，最后汇入渤海。

根据河道水文特性，上、中、下游的分界点分别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与河南洛阳旧孟津。

一条大河，上、中、下游姿态各异，上游淌流在高原之上，中原穿行于山陕峡谷间，下游水出龙门，经孟津进入平原，沿途数千里积累的能量一倾而下，浊水横流。

清人宋琬《渡黄河》中的诗句“倒泻银河事有无，掀天浊浪只须臾”，对此描述得十分精彩。

图 42 涡纹彩陶罐

首次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河奔流，在两岸留下千古记忆，考古学界在黄土深处发掘出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黄土烧成的陶器上描绘的旋涡图案，也许就是黄河涌动的波涛，那团五千年前的炉火将奔流的河水凝固下来，化作永久的印记（图 42）。

大河奔流不仅成就了艺术创作，也书写了历史，传说中的先贤大禹，一贯被视作上古时代治水的英雄。

相传三皇五帝之时，黄河泛滥，洪水滔天，淹没了庄稼，冲毁了家园。尧遍访各地，寻找治水能人，各部落首领都推举鲧。然而，鲧未能胜任，治水九年而无功。尧之后，舜执掌天下，将治水之事交给禹。禹是鲧的儿子，为了治水，公而忘私，率领民众“随山浚川”，导河入海，成功地完成了治水大业。

数千年来，大禹治水故事早已从传说变成后人对祖先的记忆，那么治水留下的人与自然抗争的业绩，是否存在事实基础呢？

解答这一问题，要参考图 43 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遗址的分布开始讲起。

图 43

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遗址的分布

很多年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凝视着这幅地图，渐渐陷入思索，不禁产生了疑问，无论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还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存在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华北平原的腹心地带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难道考古调查与古人均忽略了这块土地，还是另有原因？

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现今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当年正是黄河河道所经之处。那时，黄河行经华北平原，每当汛期，数条河道并存，且随意游荡呈漫流状态，浊水奔流，四溢成泽，人不得为生，更无法安家立业，因此成为史前文化遗址的空白区。

当代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也许正是大禹所在时代洪水滔天的缘由。

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力量是人工修建的河堤，这一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

据西汉贾让的《治河三策》记载，战国时期黄河两岸大堤相距较宽，可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

这是说汉代依然可见当年战国魏人修筑的大堤，距河流远在几十里外，此后不断有新筑的大堤在内侧排列，竟有数重之多。

这样的局面持续到西汉时期，黄河大堤“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的河水结束了漫流状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

战国时期人口尚少，对土地的需求也不那么紧迫，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至西汉年间，随着人口加增，迫切需要扩展土地，黄河大堤直逼河滩，河水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大量的泥沙迅速堆积在河底，很快便有了“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

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在这 70 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 1～5 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踰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贾让《治河三策》载：

“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 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 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贾让这番记述告诉我们，黄河下游的地上河并非从来就有，其形成时代大约在西汉前期。

黄河下游地上河的存在，如同悬在两岸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冲破大堤，酿成滔天洪水。

洪水猛兽是形容难以抗拒的灾难的常用之词，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三千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一千五百次，名副其实的三年两决口，较大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致使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

频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达淮河流域，在整个黄淮海平原均留下了黄河的足迹。

我们就以黄河六次重大改道为核心，看看“掀天浊浪只须臾” 的大河历史（图 44）。

图44

黄河历代重大改道图

头两次的自然改道

正是地上河的存在，使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一直维持到了西汉末年。公元 11 年（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东，泛滥五十余年。

至东汉初，公元 69 年，汉明帝命王景主持河道治理，新河道形成。如果说战国中期两岸的人们力挽狂澜， 修筑大堤，将黄河引入固定的河道，为黄河下游的第一次重大改道，那么东汉年间修筑的新河道就是第二次重大改道。

新莽时期，河水肆意泛滥半个多世纪，与当时的执政者王莽直接相关。王氏祖坟位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河决东流，正好避免被淹之难。若填堵南岸决口，那么下一次大河决口就会冲向北岸大堤，王家祖坟正在北流之路上。

中国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祖坟被淹不仅祖宗不舒服，也会因此而殃及后人，这样的结果是王莽不想看到的，自然不主张堵塞决口。正是如此，直到东汉时期，才暂时结束了黄河的泛滥。

东汉形成的河道大约维持了八百多年，在这八百年间，小的决口从没有间断，但河道大势尚且稳定，故后人也将这八百年视作黄河“安流”期。

黄河下游第三次重大改道发生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 年），黄河决口于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并形成了北流。这次改道形成的河道不止一条，主要由北流、东流两条流向构成。

其中，北流自商胡埽一路北上，至天津以东入海，东流则经大名府向东北流，由今山东省无棣县入海。

黄河第三次重大改道带来的灾难远远甚于前两次，此后几乎每两三年即出现一次决口，每三四十年发生一次大改道，河水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始终没有稳定在固定的河道中，流径大致以澶州、濮州为顶点，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的方圆千里内摆动，水过之 处，田庐荡然无存。

北宋都城开封距黄河决口地点并不远，且黄河下游无论南北均是国家赋税的重要贡纳地，治理黄河自然成为北宋王朝的大事。然而，朝堂之上，究竟保北流堵东流，还是保东流堵北流，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北流、东流之争伴随河决地点的变化，大概存在三个阶段，经过几番争论，这已经不仅仅是治河理念的问题，俨然成为政治派别分野的依据。

其中第三次北、东流之争，东流一派代表人物为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等；北流一派代表人物为范纯仁、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俞等。这些我们熟悉的、不熟悉的人物都是朝中重臣，两派各执一词。

东流一派指陈北流存在的弊端有三：1. 北流河道会淤填北上至海河流域的运河，进而影响驻扎在北边军队的漕粮运输；2. 河北为重要农耕区， 北流行经会吞噬大量民田；3. 开挖于宋辽边界的塘泊，目的本为限制辽人骑兵南下，由于北流的淤填，将失去应有的防御作用。

最终结论是，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这是说，契丹人可顺黄河而下，直抵开封。

东流一派强调国防与漕运，北流一派则注重地形与水势，这派提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即东流一带黄河行经多年，早已淤高，而北流一线却有低洼之处保障河水通行，依水往低处流之常理，北流更近水情，况且“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

北流、东流两派不仅势均力敌，且均有在理之处，帝王也难下决心支持哪一主张。元祐三年（1088 年），回河东流 ，五年后河决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再次北流。此后北流、东流并存，且与北宋王朝相终。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朝堂上众说纷纭、难分难解，背后黄河再起狂涛、洪水滔天的景象。

军事造成的人为改道

黄河下游第四次重大改道发生在 1128 年，这时中国南北方已经分属于两个政权，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国，南方则延续赵宋政权，为后人称为南宋。

正是因为南北两个政权的对峙，这一年黄河决口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南宋政权为了阻挡金人南下，在今滑县西南李固渡，人为扒开大堤，“以水当兵”。这一次黄河不再经行以往的河道，河水向东南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从此开启了黄河夺淮的历程。

黄河下游第五次重大改道出现在元代至清中期，这几百年内是黄河下游河道最紊乱的时期，尽管总体流向也是夺淮，但黄河侵夺范围远远超过第四次重大改道。河水从泗水流域向西扩展至颍水一带，几乎淮河北岸所有支流都成为黄河流路。

黄河下游第五次与第四次大改道，不仅流向同为夺淮，且均从人为决口开始。

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 年）已是金王朝晚期，在蒙古军队的压力下，哀宗皇帝从北京一路南下逃至开封，又从开封逃至归德（今商丘）。面对蒙古人兵临城下，金人曾计划在凤池口扒开黄河大堤，挡住蒙古军队，但派出去的人无一冲出重围，计划未能实现。

然而，城内金人没有做成的事，却被城外的蒙古人实现了，结果如何呢？当初金人计划掘开黄河大堤，是听说凤池口地势高于归德府1，决堤可以挡住蒙古军队，当然也会淹没这座城市，几番权衡后，还是认为挡住蒙古人进攻最重要，于是有了派遣士兵出城决堤之举。

城外的蒙古人同样知道了这一信息，他们想利用河水淹没归德，不战而胜，于是毫不犹豫地挖开凤池口 ，却没想到归德城墙高，河水南下，绕城而去。水淹归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保护了这座城市，进而延缓了金朝的灭亡。

蒙古人决河之举的目的没达到，却导致了黄河第五次重大改道。

黄河第五次重大改道，河水夺泗、夺涡、夺颍，最后入淮，黄河将足迹推向黄淮平原的西缘，至豫西山地而止。

元代，黄河下游长期经汴、涡、颍三支分流，并以汴道为正流。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在贾鲁主持下开展了治河工程。贾鲁主张“疏塞并举”，挽河东南由泗入淮。

根据这一主张，堵塞其他河口的同时，一条自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的河道形成，这条河道也被称为贾鲁河。

贾鲁河的治理尚可说成功，不但短暂结束了数条河道并流的局面，且根据水情设计了功能不同的堤埽。贾鲁河建成不久，元末起义爆发，朝廷无力顾及河道，新的决口泛滥再次发生。

朱元璋的祖坟妨碍治河

如果说元代的黄河下游专意夺淮，那么进入明代后黄河在夺淮的同时，还威胁着运河，因此治河得到更多关注。

治河在于因地势而导水，但明代治河受到了各种因素制约，情况在明人谢肇淛所著的《五杂俎》中讲得十分清楚：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他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

伤田庐、坏城郭、妨运道、惊灵寝四项之中，运道与陵寝至关重要，运河是朝廷倚仗的南北物资运输命脉，其重要性自不待说，而陵寝在古人的理念中也同样不可忽视。

明祖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的衣冠冢及其祖父朱初一的实际葬地，位于 今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明皇陵为明太祖朱元璋父母陵墓，位于凤阳县城南七公里处，此两处皇陵都位于黄河河道所经之处。

既要治理黄河，又不能阻断漕运、惊扰陵寝，这一切使治河变得十分棘手。明代黄河下游时而北决，多股入运，时而南决，多股入淮，局面纷乱（图 45）。

图 45

康熙《全黄图》局部

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此图方向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图上画有黄河两岸大堤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潘季驯在夺泗入淮的水道处采取 “束水攻沙”之策，即逼近河道修筑堤防，进而通过增加水流挟沙 能力而减缓沉积。

这一举措虽然不能彻底解决泥沙淤积的问题， 但却结束了自金代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并存的局面，这条由潘季驯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当代地图上所标识的“废黄河”或淤黄河（图 46）。

图 46

乾隆《黄河南河图》

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此图方向上南下北，右西左东

图上所绘黄河下游属于第五次重大改道夺淮入海时期

时至清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下游在潘季驯治理的河道上已经流淌了三百多年，河堤随着泥沙的淤积而增高，河床渐渐高出地面，成为地上悬河。洪水频发时节，防御不慎，即成决口。

这一年夏季，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省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 河水先向西淹没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之后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县至东明县雷家庄又分为两支。

这两股三支河水在张秋镇与曹州流出合为一股，穿越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东出曹州的一股数年后即淤塞，剩下的那股就是黄河正流。

这次改道结束了七百多年黄河夺淮的历史，河道转向东北，注入渤海。

咸丰五年的这次改道也被视为黄河下游第六次重大改道。河水改道之初，以铜瓦厢为顶点南北摆动，河道迟迟不能固定，而影响河道不稳定的因素同样来自人为作用。

原因之一，此时太平天国燃起遍地烽火，朝廷无暇相顾治河之务。另一原因，在于南北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争。

黄河北流，首当其冲的是河北、山东等北方之地， 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代表北方利益的政治集团坚决要求堵住决口，恢复南行，而安徽、江苏等黄河南行之地的政治人物李鸿章等维护南方利益，怎么可能送走祸水，又再次引回呢？他提出因势利导，维持北流。

这番争论直至光绪年间才有了结果，朝廷终于着手在黄河新河道南岸筑堤，固定河道，南方政治集团获得最后胜利。

光绪十年（1884 年），两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最终固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今日黄河下游河道。

回顾黄河在大地上摆动的历史，一切似乎距今久远，而踏上黄河两岸，那黄色的足迹依然可见。

大河奔流，数千年间决与塞不绝于史，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这些远古的祖先，到 21 世纪的今天，黄河在流过的地方留下了不寻常的记忆，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芸芸众生，也造就了赫赫精英。无论福祸，黄河浊流都在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本文节选自《大地中国》，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这是一本历史地理的书，通过地理的变迁观察历史的演变，深入浅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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