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8岁男子患帕金森，花费21万治疗无果后，向诊所索赔28万

北京大兴，18岁男子被诊断为帕金森综合症，通过网络找到一家医学研究院，先后支付21万治疗无果，男子向卫计委举报该研究院非法行医，研究院被卫计委处罚后，男子将研究院诉至法院，要求赔偿28万元，研究院却称21万并非治疗费，而是按摩服务费，无需予以返还，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幸奇是幸华和徐丽之子，自小体弱多病，18岁那年的1月23日，幸奇在解放军301医院，被诊断为帕金森综合症，为治疗疾病，幸奇父母多方求医问药。

后经网络查询，幸奇父母检索到北京某医学研究院能够治疗该病，因此幸奇同意在研究院接受治疗，并购买研究院提供的药品。

从1月25日至5月，幸奇父母采取支付宝、微信转账等方式，向研究院负责人张振共支付治疗费和医药费150900元。

期间，徐丽还听从张振建议，参加为期7天的点穴培训，并支付培训费6万元，以帮助治疗幸奇病情，但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的医疗服务合同。

经过几个月治疗，幸奇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有加重趋势，幸奇家人感到很震惊，经查询，研究院并没有开展医疗行为的资格。

幸奇家人遂向卫计委举报，经调查，北京市大兴区卫计委认定，研究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并对其进行处罚。

后幸奇将研究院和张振一并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与研究院之间的事实医疗合同无效，返还治疗费、药费、培训费、律师费、公证费等232045元，并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

研究院和张振辩称：

1.双方是普通按摩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医疗合同关系，双方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

2.研究院收取的不是所谓的治疗费，而是按摩费用，因为双方的服务合同有效，因此无需退费。

至于幸奇主张的培训费，培训主体是幸奇母亲和研究院，而非幸奇，幸奇不是本案当事人，因此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且幸奇主张的律师费和公证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关于幸奇的第3项诉讼请求，因为这是一个合同之诉，属债权之诉，精神损害属于侵权之诉，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请法院予以驳回。

4.该案的经营行为，是研究院的企业行为，而非张振的个人行为，因此幸奇的各项诉求与张振无关，张振无需承担相应责任。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首先，关于幸奇和研究院之间的服务关系性质。

幸奇主张与张振、研究院之间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张振存在非法行医情形，并提交：1.荣誉证书、照片、资料打印件，证明幸奇接受张振治疗和购药情况、徐丽接受点穴培训情况。

2.手机截屏打印件，证明父母给张振支付治疗费，并有“第六个疗程”和“治疗费”等字眼；3.处罚记录，证明研究院曾因非法行医被北京市大兴区卫计委行政处罚。

研究院、张振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1.研究院曾研发人参桑葚颗粒，但幸奇提供的该药品并非研究院提供。

2.幸奇支付的费用是按摩服务费，不是治疗费，也不存在针灸治疗行为，并提供张振的保健按摩师资格证、微信聊天记录加以佐证张振具有按摩资格。

3.研究院和张振提交受理通知书，证明研究院不服处罚，已经提起行政诉讼。

幸奇主张与研究院虽未签订医疗服务合同，但从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幸奇认可得到治疗，并支付相应治疗费用，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其次，研究院是否存在公开宣传治疗行为。

幸奇提交公证费发票、律师费发票、公证书、药品，证明研究院以“十九代祖传中医”，张振院长作为其治疗方法的创始人，在网上宣传治疗帕金森综合症等各种病症。

研究院在宣传中用了“药方”及药理化验等字眼，向社会宣传张振的方法和药品；研究院向幸奇进行治疗活动，并向幸奇出售治疗药品。

研究院主张，无法看出研究院及张振对幸奇有明确具体的治疗行为；关于药品一事，食品检测报告明确人参桑葚颗粒是食品，因此即使该食品是研究院提供也合法。

综合双方证据，研究院虽主张只是提供按摩服务且只提供食品，但在宣传及交流过程中，多次使用治疗、诊疗及药品等字眼，并明确提出其专长和主治范围，存在虚假宣传现象。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合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有权申请变更或撤销。

研究院虚假宣传，导致幸奇对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产生重大误解，因此幸奇可以主张撤销其与研究院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

合同关系被撤销的，因合同取得财产应予以返还，但在本案中，研究院与幸奇之间虽不存在真实的医疗行为，但存在其他保健服务，幸奇也实际接受了该服务和食品。

且幸奇亦在接受服务之初，认可了研究院的服务行为效果，因此全额退还幸奇所支付的费用显失公平，对幸奇要求研究院退还其诊疗费用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研究院和张振返还幸奇诊疗费12万元，对精神损失费等不予支持，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