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民族识别和划界既是苏联的顶级阳谋，也为解体埋下了隐患？

民族和宗教被誉为21世界最难解决的两大难题，前者涉及身份，后者涉及精神，皆关系到一个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故而向来棘手。特别是民族问题，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正式用法中，亦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起源，它是所持国家护照的公民身份。那么民族问题为何难处理？世界各国又是怎么应对民族问题的呢？

民族问题因何产生？

民族问题主要是指在民族关系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这类矛盾一般涉及的不是社会的个体或少数成员，而是民族的整体。一个民族一旦在诸如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受到歧视、干涉、破坏时，就会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损害，往往会因此引发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并有可能很快从一方面的问题，波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

这种情况在中东诸国、欧洲的爱尔兰、英国等国家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所以民族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随着不同的民族形成而诞生，也只能随着民族差别的消失而消失。可以说在民族差别消失之前，民族问题是一直都会存在的，只是严重与轻微的区别。

民族问题的产生有三大因素，一是民族政策，这对民族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为政策会直接作用于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一个合理科学的民族政策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民族问题的偶发性，反之亦然。

二是历史因素，历史并不是已经死亡的过去，它会雁过留痕般在人们思想深处留下记忆、情感和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包含了对其他民族的记忆和印象，并代代相继，形成整个族群的意识，它让一个民族天然地表现出对某个民族的或亲或疏，比如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苏格兰抗英战争、苏格兰人民起义）、加泰罗尼亚人对西班牙人（加泰罗尼亚大起义）等。

这些历史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行为目标，从而对民族关系造成影响。同时历史意识与历史冲突中的记忆相互交织，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延续到历史的某一个点，由某一个偶然事件的触发便会演变成现实中的民族冲突。比如苏格兰独立公投就是由于英国脱欧引爆的。

三是经济因素，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经济因素也是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任何社会现象几乎都能从经济上找到根据。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构成了民族的特征之一，各个民族无一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可以说经济差异导致了民族差异的存在，只要这种差异存在，民族问题必然产生。

同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如果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相当，大家都能获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那么民族关系就大概率都是和谐的，反之亦然。所以经济因素更多体现在各民族对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综上结合这三点原因，便能够发现，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优待和照顾，而在于如何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处理民族问题的两大基本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方法千奇百怪，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苏式的民族识别模式和美式的大熔炉模式。其中民族识别模式的突出代表就是苏联、南斯拉夫及东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

苏式的民族识别模式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917年一战战场上的拉垮引发了二月革命，面积略小于北美洲，远大于南美洲，达到2288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帝国轰然倒下，境内各地的势力纷纷自立为王，列宁领导的苏俄以伤亡191万人的巨大代价，历时5年才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重新统一疆土。

但问题是在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并不是单靠自身取得胜利的，还有各地苏维埃组织的通力协作，比如乌克兰苏维埃、白俄苏维埃等，所以战争胜利后论功行赏，很难推行杯酒释兵权，再加上但当中亚地区正风靡泛（大）突厥和泛（大）伊斯兰思潮，企图在中亚建立统一的信仰伊斯兰的大突厥国家。

苏式的民族识别模式诞生背景

这是苏俄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便发生了1924年中亚民族识别事件，在列宁的建议下，中亚进行了对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五大主体民族的识别，并以此为依据，重新划定了五国的边界和疆域。此举彻底颠覆了中亚地区上千年来一直以地形、经济生活方式、政权力量对比乃至外来势力干预所决定的疆域。

新的区划以民族分布为准绳，虽然并不妨碍当地民众继续以原有的风俗习惯生活，但却是让许多原有的地缘格局和古城要塞失去了意义，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作为“中亚粮仓”的费尔干纳盆地和中亚各国原本依托历史名城和交通区位发展起来的首都分布。

其中费尔干纳盆地以中亚五国1%的土地面积，养活了中亚22%的人口，原本属于同一个地缘板块，却被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分割得七零八落，三国边界犬牙交错。这里因民族识别和划界而产生的矛盾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格外突出，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堪称中亚之最。

同时划界后中亚诸国的首都基本都成为了“边境城市”，如哈萨克斯坦的原首都阿拉木图，距离吉尔吉尔斯坦边界仅20余公里；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距离哈萨克斯坦边界也仅约10公里，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距哈萨克边境约10多公里；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距伊朗边境约10公里；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距乌兹别克边境也约为30多公里。

当然，此时由于中亚五国均在苏联这个大家庭之中，所谓的边界更多像是“省界”，并不具备如今国界的功能，所以中亚各国也并没有因边界问题出现过严重的争议和冲突。但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五国成为独立国家，苏联时代的“省界”变成了国界，在本国利益至上的理念指导下，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几乎充盈了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亚。

根源就是苏联的民族识别和划界政策，在强调民族是“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时，也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民族”标签，使不同民族把各自的加盟共和国看作是“本民族领土”，把加盟共和国的资源看作是“本民族资源”，认为加盟共和国应由“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本民族”干部来领导和管理。

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方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发言人，在苏联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当然，这种通过强化民族差异、民族身份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将民族意识灌输到各民族的观念中，再将民族认同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上升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认同的方式，的确瓦解了因大伊斯兰突厥主义思潮而生的“中亚联邦”构想。

在中亚五国成为了同等地位的加盟共和国后，苏联实际上成为了中亚五国的仲裁者和利益分配者，也强化了中亚各层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苏维埃倾向也得到了解决。只是当苏联这个“大家长”因为特权和贪腐而愈发“年老体衰”后，便无法再胜任利益仲裁者和分配者的角色，于是因政治多元分野，社会民族生活泾渭分明的作用下，最终演化成了民族分裂。

1990年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之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纷纷响应，到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也一分为15个国家。这其中拉脱维亚甚至在苏联后期改革停滞时，就实行了的经济改革彻底改变了前苏联经济的僵化模式，建立起了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知道，苏联并不是实行“一国两制”。

那么除了苏式的民族识别模式，还有比较突出的就是美式的“大熔炉模式”，即国家不对族群实行法律、政治身份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允许种族自治，强调公民认同，凡是加入国籍，就只能成为X国人和X统一民族。当然这个“大熔炉模式”的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至于有何优劣势，限于篇幅，下期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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