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看到网上一篇小文，说中国古代历法如何如何不行。
文中说：“刚才看书的时候了解到个知识，关于农历”，然后便是一顿吐槽。
刚在什么书上瞄了一眼，就下此结论？
只能说，此人无异一叶障目、少见多怪了。
文中说，“周朝到民国，我们居然建立了60多套农历”。其实还说少了，明朝以前制定的历法，能够考证清楚的就有90多部。
不过，这并非如文中所说，中国古历法“不成体系，也缺乏传承，导致算出来的历法当年还勉强能用，越往后越乱，根本对不上农时”。
前面说到的90多部历法，始终是陈陈相因，一脉相承的。
所以，农历，才被称为夏历——夏代开始的“建寅”历法。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部历法，不外四个原因——
第一，诸侯分立的时候，各有自己的历法，还有中央政权无力控制的边远少数族裔的历法。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就由诸侯实行多种历法，被称为“古六历”，除此之外还有古楚历、古彝历等。
第二，颁布新历法，是新朝建立或新帝即位宣誓王权的重要标志。
因此，上述90多部历法中的绝大多数，是源于此颁行的。如前所说，这些历法绝大部分陈陈相因，所改变的是名称与年号。
第三，90多部历法陈陈相因，但并不是没有创新，毫无新意。
概括地说，其中有13部历法属于创建之作。最著名者当推《太初历》《大衍历》和《授时历》。
第四，中国自古就是“阴阳合历”，其制历所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太阳（日）视运动周期纪年与太阴（月）朔望周期纪月更完美地契合。
这确实增加了中国自古以来制历的难度，但同时也使中国历法的精确性和延续性长逾数千年中独步世界。
不妨来详细说说。
先说太阳年的长度。
古人将太阳年长度叫“岁实”。
殷商历法，就是“阴阳合历”。根据卜辞考证，3000多年前殷人的一个太阳年长度为365-365.3天之间。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尽管实行的历法名称不同、年首不同，但普遍采用“四分历”，即一个太阳年的长度为365.25天。
汉代刘洪，经过二十年自行观测，已察觉365.25天这个数值偏大，他的术语叫“四分术斗分太大”，于是造《乾象历》，突破了“四分历”窠臼。
三国时杨伟造《景初历》，计算的日月交食更为精密，为后人的突破打下了基础。
东晋虞喜，发现了太阳回归年和恒星年之间存在的“岁差”。
在以上基础上，祖冲之完成了著名的《大明历》，将一个太阳回归年的长度定为365.2428天，与真值误差仅52秒。
再说太阴月的长度。
古人将太阴月的长度叫“朔策”。
“朔策”，实际是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平均周期。
殷商历法，已经掌握“朔策”在29天稍多。因此懂得通过“置闰”来协调太阳年和十二个太阴月。
春秋战国时期，“四分历”所包含的“朔策”，为29又499/940，即一个太阴月的长度为29.5306日，这叫“平朔”。
至祖冲之，他测定的太阴月长度为29又2090/3939日，即平均每月长度29.53059日，与真值误差不足一秒。
前面说到的刘洪，已经发现月亮的运动是非匀速的，因此“平朔”计算的“朔望”不准确，修正结果是“定朔”“定望”。
南朝何承天和北朝张子信，又发现了太阳运行的非均匀性。以上，使隋代刘焯发明了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公式，来计算太阳和月亮的不规则运行速率。
唐麟德二年，李淳风编制《麟德历》，采用“定朔法”，他称为“进朔”。
僧一行在《大衍历》中，发展了“定朔法（定气法）”。
“定朔”，将“朔策”定为29.2-29.9日之间。
中国古历法中，真正登峰造极的是郭守敬的《授时历》。
其在元世祖忽必烈鼎力支持下，于全国二十七个地点实时观测，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验。
《授时历》以实测为基础，汲取历代历法精华，所用天文数据几乎全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这一历法，一直沿用到明末。
后来的《时宪历》（原名《崇祯历法》），除了冠以西洋算法的名头，然而并未超越《授时历》打下的基础。
况且，其主要工作由徐光启完成，汤若望只是削减后献给了进京后的清帝顺治。
中国古天文学和历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和组成。
不是古人不行，是我们懂得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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