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2》：明家的一个下人，说出了全剧最细思极恐的一句话！

范闲再赴抱月楼，烟花五月下苏州。

在抵达江南之后，如何顺利接手三大坊就成了摆在范闲面前的头号难题。

在三大坊的权力架构中，长公主是实际控制人，明家人是职业经理人，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都不愿意轻易放弃三大坊这个聚宝盆。

二皇子与明家人，表面上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实际上却是各怀鬼胎、貌合神离，每个人的心里都横着一个小算盘。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前的双方，背靠着三大坊这棵摇钱树，每个人都赚得腰包鼓起、盆满钵溢。有了共同的利益，彼此之间必然是同心同向、共享共赢。

如今，范闲的到来，乍起的狂风，吹皱了所有人心间的春水。二皇子与明家人的塑料盟友情，就此走向了终点。

于是，明青达急着找出路，二皇子忙着断后路。两人隔空下了一局大棋——棋子，正是贱如蝼蚁的百姓。

在这场楚河汉界的博弈中，二皇子是率先出招的那一个。为了防止明家人倒向范闲，二皇子鼓动一大批灾民去劫官船，用近乎造反谋逆的大罪，切断了明青达的后路。

在二皇子运筹帷幄的同时，明青达也没有闲着。他见招拆招，推出一个堂弟作为替罪羊，默默背起了劫官船的黑锅，同时忽悠一帮百姓自杀，营造三大坊失火的假象，给自己找好了出路。

二皇子与明青达，目的不同、手段相似。为了实现自己的设想，他们祭出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桥段——用老百姓的命来对局。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场以人命为棋子的博弈中，并没有威逼利诱、草菅人命的罪恶。无论是被二皇子忽悠去劫船的灾民，还是在明家后院服毒自杀的百姓，所有人都是心甘情愿、从容赴死的。

对于所有人而言，死亡是人类最恐惧的事情，怕死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是，在明家后院，在范闲船上，一群又一群最底层的庆国人，都选择了生死看淡。

在明青达毒杀众人之后，负责清点尸体人数的一个下人曾说到，“他们都是自愿的，要不是数量有限，想死的人多了。”

想死的人多了——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却细思极恐。在死亡这样恐怖的事情面前，庆国的百姓们是数量有限、先到先死。这场面、这桥段，很有一种超市酬宾、抢购秒杀的感觉。

人为什么会想死，活着不好吗？

在庆国的百姓看来，饥饿是比死亡更加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没有经历过的人，真的无法理解饥饿的痛苦。

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在赈灾时，给灾民吃麸糠和草料，纪晓岚曾当面抨击和珅。对此，和大人是这样说的，“灾民还算人吗？行将饿死的人那就不是人了！那就是畜生！只要能活着，还什么麸糠啊！那是好东西。草根、树皮、泥土都可以吃，你是一介书生，你只会在书斋里，手捧圣贤书骂骂当朝者而已。”

和珅说，他曾亲眼见过易子而食，只是史书上的四个字而已；这换孩子吃啊，就是锅里的一堆肉！

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人吃人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鲁迅说过，在这没有年代的历史里，到处写着吃人两个字。所有生在乱世的底层人，都卑微如蝼蚁，渺小似尘埃。人相食，易子而食，短短的几个字，可能是无数人一生的终点。

江北的灾民之所以愿意为明家卖命，是因为在他们流离失所的逃荒路上，只有明青达能够收留他们，愿意给他们一口饭吃。明家周边的百姓争着自杀，是因为明青达承诺将在今后照顾他们的家人。

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在饥寒交迫的庆国，这样的故事绝不是个案。对比视而不见、作壁上观的当地官员们，明青达至少给了一部分人活的希望，所以自然会有人以命报恩。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是底层人民无药可救的穷病。

《白鹿原》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一个灾荒之年，赤地千里、遍地饿殍，一个新婚不久的小媳妇夜里起床，听见公婆和丈夫商量，要把儿媳妇下锅煮了，新媳妇吓得连夜逃回娘家。惊魂未定的她刚刚躺下，听见亲爹亲妈又在商量，与其让外人吃了闺女，不如我们自己先把她吃了。

在贫穷和饥饿面前，亲情也经不起考验。

韩信在落魄时，曾受过漂母的一饭之恩，从此之后牢记一生。这个故事看似稀松平常，但只有真正挨过饿的人，才知道一顿饭有多珍贵。

百姓，饿极了；庆国，烂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