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的甘肃选调生与病逝的浙江援川干部：可以不高尚，但别太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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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打算就甘肃嘉峪关离职选调生一事发表点什么，因为彼时的认识还是“这不就是一初出茅庐年轻人的抱怨吗”——刚出象牙塔，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困苦，也没有遭遇过社会的毒打，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反应。

这样的认识，也正契合那些随声附和的声音，“芸芸众生，能有几人有肩负使命的肩膀？”。是以，对于年轻人，应当宽容；对于毕业生，应当尊重个人选择。

直到最近刷到关于在任上不幸逝世的浙江援川干部王峻的事迹，于是“惊坐起”。先是认真“拜读”离职选调生顾某的那篇热文《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又深入学习了逝世的援川干部的事迹。

对于前者，读来就四个字的感受：“小家子气”。

作为文学专业出身的“高材生”，顾某文笔虽然在一众读者看来“不错”，而且表达精准，也足够“坦诚”，但字里行间多的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始终充斥着小布尔乔亚的“高贵”气质，一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 ”的满腹牢骚。

当查询后得知分配到“嘉峪关市市直单位”后，她“感觉自己瞎了”。之后，她和朋友“大骂一些美丽的中国话，花香鸟语，香气扑鼻，优美动听”，并自夸“我们俩不愧是文学方向大拿”。

“还是妥协了”以后，她将嘉峪关形容成“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然后“觉得自己像黑奴，一车车拉着黑奴去往不同的地方”，然后“觉得自己像妓女，只不过是出卖自由和灵魂”。

如此种种，再加上“名校”武汉大学研究生身份、“高超”的文学造诣，以及大众对落后地区的俯视、对体制内职业的鄙视等因素，从而引发热议和一众官媒亲自下场“以正视听”。

对于后者，感受是两个字：“伟大”。

浙江日报在《独山松的理想——追记浙江省驻川工作组组长王峻》一文中，这样问道：“一个人的生命质量，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新婚仅一年，他离开宁波，奔赴山区丽水。这一待就是18年，为云和、缙云、松阳等地发展积极奔走；扎根松阳时，他用一年时间，走遍400多个村庄，开启文化引领的乡村复兴之路，为全国乡村振兴创造浙江经验；到省直机关工作不久，他又远赴四川，带领154名干部和1000多名专技人才，投身浙川东西部协作……

为了这份壮丽的事业，他交出了全部的自己——2024年3月25日，王峻因病不幸逝世，年仅52岁。生命骤逝，斯人已远。

但是，跟王峻熟识与不熟识的人们心里，他坚守的事业还在。一如他的网名，“独山松”，傲然挺立。

以上，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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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于说教，尤其以前者的价值观去论，一个是未定级便离职的“落后地区”选调生，一个是正厅级的“发达地区”干部，天差地别的地位，怎么比？

但公道需要评述，是非需要分明。作为观者，我们既不应吝啬对高尚的赞美，也不应当遏制对自私的鄙夷。当人人冷漠自私，其结果只能是人人自危。

而将两者放一起比较，也是在说明，人家发达地区那么大的领导尚能义无反顾扎根偏远山区，而你矫情个什么劲儿？嘉峪关再怎么说也是生你养你的本省之内，而且是地级市。

实在想不通，顾某在面试答题时候是如何做到光正伟岸、“为人民服务”张嘴就来，而一到嘉峪关就后悔并文思泉涌，小作文信手拈来的？这样的反差不得不让我们要好好审视现有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体系正在批量生产粗糙的或精致的利己主义。

从文章所述已见端倪，顾某的导师说“你家是省会的，又在武汉接受高等教育，你怎么甘心去那边偏远落后地区”，坚决“不允许我的学生当野妇”。话里话外，嘉峪关不仅地方低层次，而且去了就是“野妇”。

上梁不正下梁歪，文史类历来“眼界高”，根子出在这。而某种意义上，顾某导师“私下”说的见不得光的“贴心话”被“泄露”，可以称得上是被背刺了。

其实，顾某看不上嘉峪关也好，觉得和她个人的职业规划、前景不一致也罢，那都是她个人的选择。但是，选调生的分配是看成绩的。顾某之所以被“流放”到嘉峪关，还不是因为自己申论分数不高，去不了省直和兰州吗？

既然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完全可以在被分配到嘉峪关的时候，在体检的时候、在政审的时候等等，都可以选择放弃，再考别的省份嘛。包括最后妥协的压力，也都来自于家庭。

何至于去了以后，将所有委屈的一股脑全部归咎于这座城市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何至于自己没有实力考上发达城市，反倒对“收留”她的嘉峪关恶语相向？真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再者说了，“服从组织安排”是当地选调生的选调条件之一。不知道顾某是不是党员，如果是，记不记得入党誓词？平常再怎么躺平再怎么造作都没事，既然选择了，一旦需要你冲锋陷阵，你就责无旁贷。

此外，选调生招考流程挺多的，这样去了又离职不仅导致用人单位一时招不到人，又抢占了那些想去人的名额——她嫌弃的嘉峪关，恰恰是多少人回不去的港湾。不想去偏远地区，完全可以直接考省直单位或发达地区公务员，或者看不起公务员等职业更可以不考。

而今去了又走，并在网络上大放厥词。正是这种人的存在破坏了招考的规则，污染了考公的生态，给后来者下了“铁蒺藜”。从前，那些偏远地区招考并无最低服务年限要求，是以外地过去的有时候还能讲点人情味儿，干个几年时间如再考上其他地区通常都能放行，但其后由于这样的投机分子越来越多而收紧闸口。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在这里，恰如其分。但是还有句话，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我们不去苛求人人都做到如王峻那样的高尚，但也不能如顾某自私得那样理直气壮和振振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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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才华再好，好不过品德。顾某在文章中还提到“文人风骨”，说“孔乙己脱不下来长衫，我也脱不下来”，但文人的风骨从来不是孔乙己的长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是黄文秀，是张桂梅，是王峻……

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缝缝补补。抗战14年，伤亡军民超3500万；抗美援朝近三年，牺牲197653人；脱贫攻坚八年间，奋战在没有硝烟战场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累计300多万名，牺牲1800多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三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牺牲的医务工作者136人；在2020年6·15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名烈士中最小的仅19岁，还有一位是准爸爸，并且诞生了“陈母问勇”的成语……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世风日下的今天，纵然集体主义式微，纵然利己主义盛行，纵然如顾某及其导师一样的想法不在少数，但也正是有如黄文秀、张桂梅、王峻一样高尚的人，义无反顾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支撑我们的民族复兴，乃至给了小布尔乔亚以生存空间（虽然有时反遭谩骂）。

“我们在巴勒斯坦长不大”，六一儿童节前后，有关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儿童悲惨命运的短视频刷屏，看着令人揪心。截至目前，超过1.4万名加沙儿童在冲突中丧生。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前面为你负重前行。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不去道德绑架如顾某及其导师那样的人如何感恩戴德，当然也允许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有抱怨有看法，但做人得有最起码的良心，不能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或发泄个人情绪，对客观事实熟视无睹，甚至睁眼说瞎话去伤害一座城，而忽视数以万计扎根基层一线干部们的默默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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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某的小作文并非没有积极作用。三年文旅无人知，一篇文章万人晓。有机会，我们都要去嘉峪关看看，去看看嘉峪关到底是不是“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是不是会“在那里被禁锢，动弹不得”，是不是会成为“野妇”、“黑奴”或“妓女”？

当然我们应当包容，去选择原谅一个年轻人的无知，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毕竟禀性难移，她以后会有自己的生活，只是奢望那样的偏见和自私不会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