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中国清代文坛的一颗明珠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崛起于清初，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文派以城为名，以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籍贯均为江南安庆府桐城（包括今安徽省县级桐城市、铜陵市枞阳县及安庆市宜秀区一带）得名，其四人被称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统领清代文坛200余年，这也使得素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桐城获得了“文都”的美誉。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

中期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

后期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师事、私淑或膺服桐城派的作家，遍及中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代表人物介绍

方苞

方苞（1668年—1749年），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又均以《易》为根据，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有物”、“言有序”为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中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

刘大櫆（1697年—1779年），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

姚鼐

姚鼐（1732年—1815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姚鼐的门人以梅曾亮（1786年—1856年）、管同（1780年—1831年）、方东树（1772年—1851年）、姚莹（1785年—1853年）为著名，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为高等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梅、管、方、姚之后，桐城派的阵脚已不免散乱，尤其经过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对桐城派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也进行了猛烈了冲击。所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详细地追叙桐城派文统时，慨叹“不闻桐城诸老之声欬也久矣”，而他也就以努力重振旗鼓自任。曾国藩故以他为中心的文派也称湘乡派，他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而成为摇摇欲隧的清王朝的“中兴功臣”，也为日薄西山的“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有《曾文公集》。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曾光光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