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中的方先觉：与传统印象大不一样，中国不应宣扬方先觉

1944年8月7日，方先觉向重庆发出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为报国家！”

慷慨激昂、拳拳报国的电文让人动容，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不到12小时，当天傍晚方先觉就开始计划投降，第二天正式投降。

如何看待方先觉的投降，笔者此前认为于理不容、于情可悯，但相关回忆录却揭开了另一面，方先觉并非真英雄，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该投降，更不该被褒扬。

接下来，笔者按照时间顺序，根据相关回忆录，将方先觉投降时的局势与他的行为，作一个简单介绍。

衡阳会战中，无一卒投降，营级军官死伤无数。

《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

衡阳会战参与者老兵彭中荣回忆：“战斗一线的连营级干部死亡殆尽。五桂岭争夺战，半天里晋升了5个营长，但又全部阵亡。主守城南张家山、五桂岭阵地预十师3个团、直属部队伤亡90%以上。”

时任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回忆说：“（整个会战中方先觉部）团长以上军官却无一人战死。”

衡阳会战极其血腥，杀伤大量日军之时，我方伤亡也很惨重！暂且不谈团长以上的军官，团长以下的将士皆是毋庸置疑的国家英雄。方先觉投降之后，他们的命运如何？

8月7日，上午发出死战电文，傍晚时分商讨投降。

时任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尔后，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

所谓“七项条件”，包括停火、保留建制、善待受伤官兵、不杀俘虏、送方先觉去南京面见汪精卫等。其中面见汪精卫，这一条非常关键，预示着方先觉想要在汪伪政权谋求职位，这是真投降、不是万不得已而投降的表现。

对于饶少伟的回忆录，时任预备第10师政治部副主任的杨正华，撰写的史料证实了这段内容。

8月8日，方先觉部与日军商谈投降事宜。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敌师团长首先发言，他杀气腾腾地说：‘本官以日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拒绝了方先觉的七项投降条件，并且威胁着说‘请即时答复。’方先觉在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

也就是说，方先觉连讨价还价都没有，更没有说再去思考一下，与部下商量一下，直接是无条件投降，直接是“服从这个要求”！

因此，说方先觉为了保全部下性命而投降，这一说法不客观。既然是无条件投降，岂不任人宰割，又如何保全部下性命？

8月8日，当天举办投降仪式。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郭汝瑰回忆录》，郭汝瑰有两段重要回忆：

《郭汝瑰回忆录》：原暂五师的柏松林参谋，1944年在方先觉部任情报科长，我回国后，柏告诉我，投降是方先觉叫副官处长出去联络的，投降时部队撤下来还有一万多人，机枪迫击炮等尚多，方先觉一见就哭起来了。对柏说：“早晓得还有这么多枪和人，我就不投降了。”

这段回忆录非常重要：首先，投降时尚有一万多人，武器尚多，远没有到山穷水尽之处；其次，投降时一万多，但最终仅有1200余活了下来，其他抗战将士是何命运？很多老兵回忆说投降后官兵遭到残杀，因此答案非常残酷；第三，作为主官的方先觉竟然没有掌握部队的基本情况，这一点非常不可思议。

关于郭汝瑰回忆录里的内容，中国翻译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湖南作战》一书，可以与之印证。

下图可见：其一，当时投降的是1.33万人，显然不是伤亡殆尽、没有抵抗力量；其二，“尚有大量武器弹药”，且当时调查还不完整，还有增加的可能，可见方先觉当时绝对谈不上弹尽粮绝。

如此，当下很多宣传说方先觉无可奈何的“光荣投降”，这就是睁眼说瞎话了。

《郭汝瑰回忆录》：还在教堂举行了投降仪式，方先觉双手捧“军人魂”短剑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反共的青年军师长。

在很多文章中，笔者看到的都是：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等帮助下，方先觉主动逃出日控区。但郭汝瑰的回忆录却是方先觉被有意释放，是日本诱降蒋介石的使者，因此以郭的回忆录看，方先觉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汉奸。

8月9日之后，方先觉组建“先和军”，已为日军效力。

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的《衡阳战役见闻》：方先觉身穿日军制服，腰挂日军战刀，对投降的官兵训话所“大家可以安心下来，我们已经改编为‘先和军’第一军，今后粮饷都由南京供给，我们不久就可以开到南京，大家安心吧。”

方先觉投降后，在衡阳一处教堂组织“先和军”军部，成立参谋、副官、军务、军需等处，且在训话中强调“南京”（汪精卫政府）。其中，先和军的“先”是方先觉之“先”，“和”是汪伪政权的和平建国军之“和”。

因此，方先觉不是身怀拳拳报国之心的无奈投降，不是消极对待日军与汪伪政权，而是积极融入，在伪军中谋求一席之地，这不是变成了汉奸是什么？

事后，饶少伟大致总结了此次投降行为。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守城将领都缺乏作战的决心和信心。虽然后来战斗坚持了四十几天，但团长以上军官却无一人战死，并且还演出了集体投降的丑剧，这是无以对广大的死难同胞的。”

因此，衡阳会战中最该铭记的不是方先觉等高官，而是中下层官兵，他们才是衡阳功勋的主角。显然，方先觉等高官的投降，的确是对死难同胞与中下层官兵的背叛。

其中，还有中国军网刊登的《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指出：衡阳会战能够重创日寇，与地下组织动员百姓参与有着紧密联系，比如破坏公路、铁路等，还有积极修筑各种工事等。其实，衡阳守军并不多，没有百姓积极配合，很难取得辉煌战果的。

总之，方先觉肯定有其指挥运筹之功，这是不能抹杀的，但功劳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抗日决心没有那么坚定，真正的功劳在于浴血的中下级将士、以及被我党动员起来的百姓。

通过以上回忆录可知，方先觉投降时没有弹尽粮绝，没有伤亡殆尽，而是还有很强的实力，还有一万多人，但方先觉却没有掌握部队基本情况，而是自以为的认为“事不可为”。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投降，并非为了保全部下性命的“光荣投降”，而是没有什么挣扎的“无条件投降”，是真投降，是苟且偷生，做了真汉奸，导致万余英雄官兵在事后被日军杀害。

基于上述回忆录，方先觉这样的人，不仅算不上真英雄，而且已经成了汉奸，显然不能宣扬，否则何以面对杨靖宇等真英雄。即便宣扬衡阳会战，也应该放在浴血的中下层官兵与百姓身上。

至于方先觉“悲壮的光荣投降”的形象，主要自于白天霖连长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实际是受方先觉之请的“美化与洗白”，最终影响到了后来的影视界。或许，影视界更喜欢这种前后矛盾冲突的人物。

最后，笔者讲一个历史人物——李陵，很多人同情他，但历朝历代可有把他当正面形象来歌颂的？衡阳大儒王夫之说“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揜”，李陵罪状之大不可掩盖啊！如果王夫之活到今日，该如何看待方先觉？即便李陵悲情投降，王夫之都没有丝毫同情，更合理方先觉投降根本谈不上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