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唐朝与吐蕃，至少于唐高宗即位初期（公元659年以前），双方信使往返，吐蕃甚至成为向慕华风诸国之一。
1、唐朝如何为吐蕃所蒙蔽？
当时唐人对吐蕃形象的刻画，属于力争上游且文明初开的国度，尚无负面的描绘。
但对于吐蕃实际的内部结构，与吐蕃国家的意志与野心，却全然懵懂无知。
《资治通鉴》记载吐蕃上层社会分类时云：“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此条记载的资料来源，很可能出自唐蕃初次接触时，唐人对吐蕃的观察所得。
吐蕃人冠有“论”头衔者，皆属赞普宗室，故称“王族”；冠有“尚”头衔者，皆属做官的人，故称“宦族”。
然而在吐蕃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发现冠有“论”头衔者，绝非属赞普宗室，而为吐蕃王室征召各地方贵族至朝廷任官者；冠有“尚”头衔者，是为与王室通婚的四氏族：没卢氏、琛氏、那曩氏及蔡邦氏之成员，受王室征召在朝为官者。
由此可见，当时的唐朝对吐蕃社会与官场情况，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清不楚的状态下，完全遭受吐蕃所蒙蔽。
事实上，吐蕃与唐蕃关系另有盘算。
吐蕃君臣早已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其中，北向掌控青海高原，再进一步由青海高原推向中亚以及李唐所掌控的外围地区新疆，直至唐境如河西走廊及鄯、河、洮等地，试图吞并宜于居住的空间，抢夺资源，以建立庞大的帝国霸业。
为避免李唐知道吐蕃的扩张意图，遂采取了两面手法：
表面上，以慕华急先锋的姿态，令李唐失去戒心，而暗地里却仍积极经略青海。
2、吐蕃的“瞒天过海”之计
吐蕃于高宗显庆元年(656)挥军攻打白兰，《册府元龟》载云：
(高宗)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十二万击白兰氐，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吐蕃于攻克白兰后，接着便积极干预吐谷浑，吐蕃大论禄东赞，于显庆四年(659)开始，至乾封元年(666)几乎连续7年，均身在吐谷浑境内。
但另一方面，吐蕃却仍大作表面工作，分别于永徽五年（654)、显庆二年（657)遣使赴唐致赠礼物。
甚至于显庆三年(658)，吐蕃赞普还遣使向唐请婚。这些都是吐蕃为掩饰其积极经略吐谷浑的障眼法，以避免李唐的干预。
吐蕃终于显庆五年(660)图穷匕见，大论禄东赞，以吐谷浑与唐亲善的借口，遣其子论钦陵率兵攻吐谷浑，开始明目张胆地侵伐吐谷浑。
《旧唐书·吐蕃传》对此事的记载：
(吐蕃)后与吐谷浑不和，龙朔、麟德中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套。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
吐谷浑受到攻击后，向唐求援。吐蕃也遣使赴唐声讨吐谷浑的不是，有意让吐蕃侵略吐谷浑的举措，变成蕃、浑二国间的纷争。
然而，高宗与满朝文武，竟堕入吐蕃的圈套，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未能及时阻止吐蕃的野心。
吐蕃遂于龙朔三年(663)击灭吐谷浑，并加以并吞。吐蕃兼并吐谷浑后，仍试图掩饰，接连于龙朔三年(663)遣使者仲琮入唐，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
复于麟德二年(665)遣使入唐，请与吐谷浑修好。
凡此，均属吐蕃为延迟李唐军事行动的措施，以便吐蕃于兼并青海高原后，争取更充裕的时间，巩固战果及更为稳固的控制。
3、大非川之战的历史叙述
吐谷浑亡国后，对唐朝的冲击陆续出现，其中冲击最大者，莫过于咸亨元年(670)吐蕃陷西域十八州、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等地，迫使李唐放弃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四镇。
李唐此举等同于放弃新疆，使得李唐西北边陲几近崩溃，整个形势对李唐极为不利，逼得李唐不得不出兵，力图为吐谷浑复国，并恢复青海高原的旧秩序，以解除危机。
然而，李唐既贻误了时机，事已不可为。
唐高宗于犹豫迁延许久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出兵，于咸亨元年(670)四月，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以讨伐吐蕃。
《资治通鉴》记载，薛仁贵于该年八月率军前往青海作战的过程：
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至大非川，将趣乌海，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率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率所部前行，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并钦陵约和而还。
《资治通鉴》所载，基本上已说明李唐兵败大非川的过程。
但在许多细节上，仍有为唐廷的决策与薛仁贵兵败脱罪之嫌，以及掩饰了某些重要的环节。
4、大非川之战前的双方战略得失
此一影响唐蕃关系重大的大非川之役，似应在《资治通鉴》所载的基础上，再予以深究。
先就当时李唐对外的战略布局而言，唐高宗于永徽六年(655)至总章元年(668)的14年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方平高丽。
唐高宗对于东北连年用兵，削弱国力一事曾表懊悔云：“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
另一方面，李唐同时于西域从事军事行动，高宗永徽二年(651)征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永徽六年(655)至显庆元年(656)再征贺鲁。
隔年(657)复征贺鲁，而于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于此时举事，挑战李唐之背后，均与吐蕃主使挑动有关。
例如《资治通鉴》于高宗龙朔二年(662)十二月记载：
…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
这说明了吐蕃至少于公元662年以前，已于西突厥站稳脚步，成为西突厥部众所能依附的另一靠山，而能与李唐分道扬镳的资本。
吐蕃于此时突入西突厥，也正是李唐于东北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时。
以此观之，不得不佩服当时吐蕃算计之精准，吐蕃看清了整个局势，迫使李唐陷入东北与西北两面作战的困境，无暇顾及西陲青海地区局势的变化。
吐蕃利用此时机，出兵殄灭已立国三百余年的吐谷浑。
其次，吐蕃于高宗龙朔三年(663)灭吐谷浑的同时，还派遣使者仲踪入唐廷，“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
吐蕃此举系向李唐解释攻破吐谷浑的原由，结果唐高宗的回应仅是派遣使者赴蕃，“降玺书责让之”。
如此软弱无力的反应，而且竟然没有立即发兵救援吐谷浑，因为吐蕃于新破吐谷浑之时，仍处不稳定状态，正是李唐发兵干预的时机。
李唐竟然按兵不动，如此愈发让吐蕃肆无忌惮。
吐蕃复于麟德二年(665)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并请求于赤水地畜牧。
此举如同放烟幕弹一般，迷惑李唐。
李唐迟至总章二年(669)为移置吐谷浑部落于凉州南山，恐吐蕃侵暴一事，召开廷议，谋发兵先击吐蕃。
结果群臣纷言，议久不决，竟未移置。
这意味着吐蕃自公元663年攻破吐谷浑以后，李唐竟然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挽救青海地区陷于吐蕃之手的危机，长达6年，造成吐蕃完全控制青海地区的后果。
换言之，吐蕃成功地延迟了李唐出师青海的时间，使得吐蕃得以从容巩固战果，并牢牢地控制青海地区，就等李唐出兵，以便迎头痛击。如此一来，薛仁贵奉命征讨盘踞青海的吐蕃，在时机上已属不宜。
5、战术上的失算
在战术的拟定与执行上，《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郭待封未能执行薛仁贵之作战计划，而招致败绩。
实际上，若郭待封依薛仁贵之令于大非岭设栅置辎重，并留二万人防卫辎重，除薛仁贵轻骑前锋外，余均编为预备部队由郭待封随后缓进之战术，则仍触犯了军事上的忌讳。
因为部队新入陌生战区，切忌部队分散，以致首尾难以兼顾，且易为敌方各个击破。
这是薛仁贵无奈的一种战术选择，因为唐军开进青海已八月，所谓“胡天八月即飞雪"，过了八月，青海地区即将进入冰天雪地。
在时间上对远征的唐军不利，薛仁贵只能采速战速决战术，在草原上主动捕捉吐蕃的主力部队，意图以快速攻击后，预备部队再跟进，清扫战场。
奈何吐蕃早已窥知唐军的作战策略，先吃掉郭待封后进的预备部队，再包围薛仁贵的主力部队，进行歼灭战。
也就是说，不论薛仁贵的作战计划如何高明，在不对的时机（吐谷浑已亡国7年)，在不对的时间（八月），在高寒的陌生环境之中，对一支远征军而言，未战已败矣！
勿怪乎，薛仁贵于事后曾叹曰：
“今年岁在庚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
此语透露出一位沙场老将，将兵败归咎于流年，直道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沉无奈。
6、大非川之战的影响
大非川之役是继松州之役（公元638年）32年以后，唐蕃首次正式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结果是唐军全军覆没。
对唐蕃关系的发展影响重大：
其一，吐谷浑确定亡国，青海高原全境也为吐蕃纳入版图。从此，唐蕃双方直接结界，成为邻国。
自此，吐蕃从各方肆行既定的扩张行动，成为李唐最大的边患，李唐君臣对吐蕃的观感，开始有了转变。由具和亲关系的外臣，变成侵略边境，并抢夺李唐域外属地的麻烦制造者。
其二，吐蕃因此战役以全胜收场，歼灭唐军十余万。
此役等于戳破了李唐为第一等强国的神话，唐军并未如想象中的强大，在青海大非川一役，所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征东、征北大英雄薛仁贵，竟一败涂地，震骇李唐满朝文武。连带地使得吐蕃军威震撼李唐，也助长吐蕃藐视李唐，不复以上国视之。
其三，此战役的结果，等于向世人昭告吐蕃正式列入亚洲诸强之一，雄霸李唐西裔，成为亚洲不可忽视的强权。
其四，此战役以后的唐蕃关系，形成一种类似“斗而不破”的关系。
尽管唐蕃持续于青海地区与李唐边界地区军事冲突，但双方仍互派使节，保持往返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