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延宕至今,澳大利亚正面临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生育率的显著下滑,这一趋势已悄然降低了近20%。
据澳媒5月25日称,这一数据不仅映射出家庭决策的深刻变化,更对国家的经济规划与社会结构构成了深远影响。
面对这一现实,影子财政部长安格斯·泰勒近期明确表态,排除了重拾“生育奖励”政策以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同时强调需探索创新策略,助力职业女性在家庭与职场间找到和谐平衡点。
泰勒的言论是在《悉尼晨锋报》的报道中被引述的,报道指出,尽管政府削减移民数量的承诺言犹在耳,但联邦预算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未来的人口增长动力将更大程度上依赖移民,而非本土出生率的提振。
这一转变凸显出生育率降低已成为所有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可忽视的重大议题。财政部长吉姆·查默斯亦公开表示,更高的出生率无疑对国家有益,但他同时也坦承,抚养孩子的高昂成本等因素正成为家庭决策中的沉重负担,阻碍了许多人扩大家庭规模的愿望。
移民潮下的自然增长放缓
过去一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2.5%,总量攀升至2680万。然而,与2019年相比,自然人口增长速度却下降了14%,这一对比鲜明的数据揭示了国内生育状况的严峻性。
此外,本年度的联邦预算还对生育率及预期寿命假设进行了微调,澳洲男性现在的预期寿命为81.6岁,而女性的预期寿命为85.9岁,这两个数字都比去年的预算低0.4岁。
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泰勒个人倾向于鼓励生育,但他同时强调,政策层面的考量必须更为复杂和全面。
他指出,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为职业女性创造更加友好的环境,使她们能够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不必在家庭生活上做出过多牺牲。
尽管两党均认同儿童保育改革的重要性,以此作为促进生育与工作平衡的手段,但泰勒也表达了对改革效果不确定性的担忧,强调尚需更多研究来评估其对家庭决策的具体影响。
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预测,到21世纪末,澳大利亚的生育率将进一步降至1.32,远低于人口替代率2.1的水平,这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同时,现在预计到2026年底,澳洲人口将达到2820万,比2023-24年预算预期的多出20.3万。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移民数量的激增。
预期寿命的下调,部分归咎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也为社会福利体系和医疗保健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澳大利亚已在2022年的首份预算中宣布增加近50亿澳元用于儿童保育补贴,并委托相关机构对行业进行深入调查,力求通过这些措施减轻家庭负担,鼓励生育。
在生育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在不回归旧有“生育奖励”模式的前提下,创新性地解决职业女性面临的家庭与工作平衡难题,成为了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首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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