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在当代文学界，有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文学评论家，他就是夏志清先生。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过：“在我们20世纪的中国，谈到人文知识分子的学养，有三位杰出的代表。第一代是陈寅恪先生，他的学问之深、见解之独到，实在是让人佩服；第二代则是钱钟书先生，他的才情横溢、文笔优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到了第三代，那就是吴兴华先生了。”
说起陈寅恪和钱钟书，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界的传奇。然而，说到吴兴华，可能很多人就会感到陌生了。尽管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同样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名声并没有像前两位那样广为传播。
吴兴华先生曾经有一个宏大的治学计划，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四十岁之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为未来的学术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他相信，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磨砺，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到了四十岁之后，他打算开始实施自己的雄心壮志，将所学所得运用到实践中，为学术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命运却并没有给吴兴华先生足够的时间去实现他的梦想。在他四十五岁那年，因为一些原因，他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最终被整死了。
在1921年那个充满历史韵味的11月21日，天津塘沽这个繁华之地，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小生命——吴兴华。他的父亲，曾是一位在清末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的才子，他的学识与才华，在当时可谓是远近闻名。然而，这位父亲并没有被传统的科举制度所束缚，他勇敢地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选择前往日本留学，专攻医学。
在日本的那段日子，他深受先进文化的影响，学成归来后，便在天津开设诊所，用他所学为乡亲们治病救人。他不仅医术高超，更在文史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家中的书房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籍和藏书，这些都是他多年来精心收集的心头好。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吴兴华，自幼便受到了父亲深厚的文化熏陶。他从小就对古书充满了好奇与热爱，四岁那年，他便开始捧着那本厚重的《资治通鉴》，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五岁那年，他踏入了学堂的大门，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老师们很快便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他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天赋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神童的美誉也在不知不觉中传遍了整个天津城。
由于天赋异禀，吴兴华在求学的道路上走得异常顺利。他连连跳级，用比同龄人更短的时间完成了学业。1937年，当他还只是个年仅16岁的少年时，便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吴兴华在大学四年的时光里，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英语专业，更是有着广泛的学术追求。除了深入学习英语，他还选修了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世界的多元文化。他跟随历史学家、词人张尔田学习经典，又向历史学家邓之诚请教历史知识，真正做到了博通经史，贯通中西。
燕京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说是吴兴华的第二个家。他常常流连于那里，借书时总是一次性借上十本，尽管管理员规定只能借三本，但吴兴华总是笑着解释：“我不带走，就在馆里看。”而往往还没到闭馆的时间，那十本书就已经被他翻阅完毕了。
阅读之余，吴兴华还是个桥牌高手。每当他从图书馆出来，就会找人打上几局桥牌。在牌桌上，他总是谈笑风生，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不仅能一边打牌，一边讲笑话，让人忍俊不禁，甚至在别人还在苦思冥想如何出牌时，他还能拿起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来欣赏。
不仅如此，吴兴华在围棋方面的造诣也是校内和中关村一带数一数二的。他的音乐天赋也同样出色，无论是演奏还是歌唱，都深得朋友们的赞赏。可以说，吴兴华不仅学识渊博，更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在1941年的炎炎夏日，吴兴华结束了在燕京大学的学业，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出色表现，学校决定让他留校任教。然而，就在那个夏天结束，冬天的脚步刚刚踏上大地的1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太平洋战争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日军封锁了燕京大学，使得校园内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吴兴华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毅然决定带着他的姐姐、弟弟和三个年幼的妹妹，一同租住在东裱褙胡同的浙江会馆里。那里虽然简陋，但却成为了他们一家暂时的避风港。吴兴华以他的翻译技能为生，赚取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然而，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击垮吴兴华的意志。他深知，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他白天忙于翻译工作，晚上则挑灯夜读，苦读经史，对清代作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用纸和笔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一张张札记卡片堆满了书桌。
在艰难的日子里，吴兴华还坚持写诗，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感悟。他的诗作情感真挚，意境深远，赢得了朋友们的赞赏。同时，他还积极翻译国外作品，将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国内的读者。这些译作大部分刊载在《辅仁文苑》和《西洋文学》等杂志上，为当时的文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1948年，那时的吴兴华，风华正茂，刚刚步入人生的黄金时期，年仅27岁的他，已经凭借自己扎实的学识和才华，被燕京大学慧眼识珠，聘请为副教授。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吴兴华倍感珍惜，他深知这是对自己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更大的期许。
为了适应新社会，吴兴华开始努力改造自己，他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想，努力让自己融入这个全新的时代。他深知，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学识，更要有开放的思想和进取的精神。
1952年，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等院校开始进行院系调整。在这一次的大调整中，燕京大学的西语系被并入北京大学。对于吴兴华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功担任了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的职务。
在北大这个名家云集的地方，吴兴华能够担任主任，足以说明他的才学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时的他，才三十出头，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希望能够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命运却似乎并不眷顾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1957年，吴兴华因为不赞成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被扣上了“帽子”，遭受了撤职降级的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吴兴华倍感失落和无奈。他失去了教书、写作的权利，也失去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在1962年那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吴兴华终于摘掉了长久以来压在他心头的“帽子”，重新获得了部分工作的权利。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格外舒畅，仿佛一只被束缚已久的鸟儿重新获得了飞翔的自由。他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开始着手去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雄心壮志。
吴兴华的第一个计划，就是翻译意大利文学——但丁的《神曲》。这部作品被誉为意大利文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然而，翻译《神曲》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可以说是在翻译界中攀登珠穆朗玛峰般的挑战。因为《神曲》的形式极为精致，充满了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很难用另一种语言完美地还原出来。
但吴兴华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翻译的执着追求，开始了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他深入研究但丁的诗歌结构、形式、音韵和节拍，力求在汉语中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表达方式。他反复推敲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以确保自己的翻译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出原作的神韵和魅力。
在这个过程中，吴兴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他常常熬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完善自己的翻译。他不断地向同行请教，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他甚至还亲自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原作的精神内涵。
最终，在吴兴华的不懈努力下，他成功地完成了《神曲》的翻译工作。他的译文不仅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意义，还保留了原作的艺术风格和韵律特点。他的翻译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成为了中国翻译界的一座丰碑。
后来，吴兴华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要写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小说。这部小说，他给它取了个特别的名字，叫《他死在柳州》。这部小说主要讲的是古代的大文豪柳宗元的故事，但可不仅仅只是柳宗元哦，它还融入了很多当时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为了写这部小说，吴兴华可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构思，去收集各种材料，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每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就像是穿越到了那个遥远的唐代，他说：“每当我闭上眼睛，我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唐代的生活画卷，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仿佛就置身于那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员。”
除了写小说，吴兴华还有很多其他的计划呢。他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的悲剧作品，这些可都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啊。不过，就在他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却悄然而至。吴兴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惶恐和不安，他深知自己在这场风暴中难以独善其身。
《神曲》他已经译了一半了，而《他死在柳州》也写了一小半，但这时候，他害怕自己的作品会被别人误解，甚至被说成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在这样的压力下，他无奈地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将自己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全部烧毁。
他的妻子谢蔚英看到这一切，心痛得无法言喻。但她还是偷偷留下了《神曲》翻译的一个小节，希望至少能保留一点吴兴华的心血。就这样，一场原本充满希望的创作之旅，最终却以悲剧收场。
1966年，在那个特殊时期，学校内成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劳改队，数百名师生被要求参与其中，吴兴华也未能幸免。他深知自己无法逃避这场命运的安排，于是，在入队之前，他做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