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谈《风流一代》

作者：Patrick Brzeski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2024年5月18日）

凭借其跨越近30年的电影生涯，贾樟柯已成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而戛纳电影节可以说是帮助他在世界影坛高举这面旗帜的最重要舞台。

从2002年的《任逍遥》开始，这位现年53岁的导演（译者注：今天正好是贾樟柯54岁生日）已经七次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译者注：除了《海上传奇》是一种关注单元，其余六部都是主竞赛单元），比戛纳电影节历史上任何其他中国电影导演都要多。

虽然迄今为止仍与金棕榈奖失之交臂，但贾樟柯在2013年凭借广受好评的《天注定》赢得了戛纳最佳编剧奖，该片尖锐地描绘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景象。今年，贾樟柯携《风流一代》重返戛纳，这是他自2018年备受关注的《江湖儿女》亮相戛纳电影节后的首部剧情长片。

正如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所说，《风流一代》是一个「抒情、优雅的故事」，它几乎完全由贾樟柯与他的长期合作团队自2001年以来在中国各地拍摄的即兴素材组成。贾樟柯说，在疫情期间，中国大概停宕了三年之久，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积累的数百小时素材制作一部长片。

与贾樟柯几乎所有的作品一样，这部新片的核心是他的妻子和缪斯女神——才华横溢、始终令人叹服的中国女演员赵涛。贾樟柯在影片中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和流行音乐，以及默片风格的对白卡片，将他多年积累的素材进行了剪裁和重组，最终形成了令人惊讶的叙事效果。

赵涛饰演的年轻女子巧巧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为了追寻离家出走的恋人斌哥（由贾樟柯多年的监制李竺斌饰演）而穿梭于中国各地。影片跨越了近25年的时间跨度，创造了一个与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略有相似的时空画卷——但它描绘的是现代中国以及片中人物的成长之痛。

在《风流一代》首映之前，《好莱坞报道者》通过Zoom连线贾樟柯，讨论了影片的创作以及中国电影今年姗姗来迟地重返戛纳对他的意义。

问：这个项目是何时以及如何开始的？

贾樟柯：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是数码摄影机刚刚问世的时期。我、我的摄影师和我的演员朋友们都是年轻人。那时我大约32岁。我们对数码摄影机的潜力充满热情，一起旅行，拍些东西。我们都还是年轻人，四处晃荡，玩弄摄影机。我们的兴趣在于捕捉生活中充满诗意的瞬间。有时我们会以纪录片的方式拍摄，有时我们会设定情境表演。我们就像在随机遇到的场景中冲浪，随着潮汐上下浮动，当诗意的瞬间向我们飘来时，我们就会抓住浪花。

这种拍摄习惯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与我的剧情片创作有所重合。在拍摄剧情片时，如果我注意到拍摄地点附近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就会停止拍摄一两天，用这种即兴的方式去拍摄一些素材。因此，在疫情之前，我时不时就会去「冲浪」，捕捉生活片段。我并不总是使用数码摄影机。有时我们用胶片拍摄。总之，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

问：你一直打算用这些素材制作一部电影吗？

贾樟柯：顺着刚才所说的冲浪的比喻，我的拍摄对象就像是整个海洋——宽广而深邃。我不知道我所拍摄的这些镜头是否会变成一部电影或是三部电影。我当时的想法是拍摄一部大型的、史诗般地记录中国全景的影片，捕捉下我多年来的所感所见。

但我满腹疑虑，难以全部消化。疫情来临时，我们都被困在家里，我的其他工作也都停止了。这让我能够真正地思考此前所积累的素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项目是从那时真正开始的，我开始回顾自己近20年来拍摄的所有素材。剪辑工作最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问：这部影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对中国过去25年深刻变化的私人沉思。

贾樟柯：的确非常私人化。它讲述了我所经历的时代、我去过的地方以及我身边的人。人生的各个时期都充满了不同的戏剧和困惑。本世纪初，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全球化来临，国家开放，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兴奋。20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但人们却失去了激情和动力。这条贯穿影片的情感曲线是我的切身感受——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但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相通的情感。

问：你有多少素材需要处理，又是如何将它们重新编排成这种松散的叙事的？

贾樟柯：第一步就是将所有素材数字化。最早的一些镜头是用录像带储存的。后来，有些是各种格式的胶片。因此，我们将所有素材数字化，以便随时使用。这花了不少时间。当一切准备就绪，我坐在剪辑台前时，完全被惊住了。因为镜头实在是太多了。我从来没有统计过一共有多少个小时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开始重新安排素材的顺序。例如，有时我把2005年拍摄的素材与2001年拍摄的素材混合在一起。当我们越来越接近当代时，演员们明显老了，所以我不能再随意打乱顺序。

问：这个过程一定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回忆之旅。

贾樟柯：我发现了很多我已经完全忘记的拍摄内容。这真的就像一次时间旅行，让我感慨万千。有趣的是，在本世纪初，数字电影摄影技术还不发达，而我们使用这种不发达但令人兴奋的技术来拍摄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也都还不发达。使用不成熟的设备来拍摄这个国家的新生时期，我被这种有趣的巧合所触动。还挺神奇的。

问：那么，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你拍摄了新的镜头来完成影片松散的叙事，对吗？你是如何处理这方面的？

贾樟柯：是的，影片中发生在疫情期间的一切都是新镜头。对于这些现代镜头，我使用了虚拟现实摄影机——为影片带来一种未来感和沉浸感。为了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不得不采用一种传统的线性电影叙事方式。但另一方面，处理和组合所有影像的感觉更像是创作一件当代艺术作品，而不是制作一部电影。我对影像和声音进行了大量实验，并在故事与音乐之间进行了大量混合。

问：你为何会想到以一段关系以及这段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为叙事中心？

贾樟柯：叙事中心必须依靠我们现有的素材。不过，在一些片段中，我使用了默片的技巧，使故事更加完整。

在过去的20年里，赵涛一直是我所有影片的女主角，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心。在与她一起回顾和讨论这些镜头时，她提到这20年也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自我觉醒之旅。你可以从素材中看到这一点——在这段时间里，她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女人的。你可以感受到她是如何在这些年中找到自我并变得更加强大的。这也反映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关于数码摄影的发展和中国发展的有趣重叠。

因此，在一开始，你可以看到她是如何被卷入那个喧嚣的时代，并有些迷失。在第二部分中，在「三峡」部分，她失去了她的爱情，正在努力面对。到最后，你可以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她在一家超市工作。但她也成为了一名跑步者，这说明她有自己的生活，有很强的个人生命力。她不需要男人，甚至不需要家庭——当然，她同时也怀有一些悲伤。

问：这些年来，你与赵涛的合作有何变化吗？

贾樟柯：无论我们是随意地即兴拍摄，还是高效地制作电影，她总是会问很多关于我的意图的具体问题，甚至包括「这场戏应该在一天的什么时候拍？」因为如果是上午8点或下午2点拍摄，她说她的角色应该有不同的感觉或能量。她非常聪明，表演的肢体方面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她对台词也非常讲究。如果她觉得台词有一点让她不舒服，她就会告诉我，然后我们再进行调整。她帮助我改进和重建我的剧本。她还帮助我理解女性视角，我认为这让我的作品变得更加有力。直到我退后一步审视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作品涉及到了多少强大的女性角色。

自《山河故人》以来，女性角色在我的作品中一直非常重要。通过这些人物，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的缺点。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非常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社会。我觉得男性需要退一步，给予女性更多的尊重。拍电影是我弱化这种男权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我们并非生来就有现代意识。就我个人而言，拍电影对我成为一个现代男人至关重要。

问：今年重回戛纳电影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过去几年，在戛纳展映的中国电影并不多，但今年我将带着我的新片回来，还有其他几位中国电影人也会来。

这是我时隔六年回到戛纳电影节，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们一起告诉了世界，我们从未停止——我们从未停止拍摄，我们从未停止讲述我们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未失去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