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虫儿诈孕案：一个不存在的孩子和新帝的隔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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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驾崩五个多月后，“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想要处死皇帝宠幸过的一个宫婢。

这个宫婢第一次在史书上亮相的时间是嘉祐七年 （1062） 腊月。她叫韩虫儿，后因诈孕而受到内侍省的审查。关于此事的原始记录来源有二，一个是欧阳修，另一个是司马光。

但这两者对此事的记录都非常精简，加上韩虫儿诈孕案有一些颇不寻常的情节，所以今天读起来，它仍像一个没有定论的悬案。不过， 通过还原细节，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结论。

我们先看司马光怎么说。因为只有一百五十余字，所以直接上原文：

“己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资。翁氏位有私身韩虫儿者，自言常汲水，仁宗见小龙缠其汲绠而出，左右皆莫见，因召幸焉。留其金钏以为验，仍遗之物，虫儿遂有娠。于是，逾十月不产，按问乃虫儿之诈，得金钏于佛阁土中，乃虫儿自埋之也。太后以谕辅臣，命杖虫儿，配尼寺为长发，而翁氏坐贬。辅臣皆请诛虫儿，太后曰：’置虫儿于尼寺，所以释中外之疑也。若诛虫儿，则不知者必谓虫儿实生子矣。’”

由上文可知，韩虫儿是永昌郡夫人翁氏的“私身”，私身大概就是私人婢女的意思。一般要有些身份的宫嫔才有私身，她们通常叫私身养女，除了日常对自己进行服侍外，还可寻找机会进献给皇帝，一旦获得宠幸，养母也就跟着荣耀起来。

韩虫儿日常要服侍养母，做一些劳役。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有一次去打水，宋仁宗正巧在此时看见一条小龙缠着井绳出来 （虽然他身边的人都没看到） 他以为这是瑞象，后来把韩虫儿召来，宠幸了她。

宋仁宗还把韩虫儿的金镯留了下来，并送了她一些物品。但这些物品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只金镯，宋仁宗要用它“以为验” （此处下文会有解释） 。此后，韩虫儿便说她怀了龙种，这似乎对应了井绳上有小龙的瑞象。

但故事在这之后急转直下，到了怀胎十月临产之际——此时宋仁宗已驾崩五个多月，韩虫儿未能生育，追问之下才知道是韩虫儿诈孕。

曹太后 （因宋英宗赵曙发疯，宋仁宗的曹皇后此时垂帘听政） 将此事谕告辅臣，命杖罚韩虫儿，发配到尼寺带发修行，她的养母翁氏也遭贬一级。

辅臣们都请曹太后诛杀韩虫儿，曹太后说：把韩虫儿放逐到尼寺，可以让朝廷内外的疑惑消失。如果杀了韩虫儿，则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说韩虫儿真生了皇子（并因此被杀）。

司马光的全部记录，就是上面这些。

欧阳修的记录则详细得多，有七八百字。他首先交代说，宋仁宗在嘉祐八年 （1063） 上元节 （正月十五） 前后，健康出了状况。在这个背景下，传出了韩虫儿获宠怀孕的消息。

欧阳修提供的增量信息包括，宋仁宗看见井绳上小龙的时间为嘉祐七年 （1062） 腊月，韩虫儿的养母是“宫正”柳瑶真——这一点与司马光有异。

按照欧阳修的记录，在看到井绳上小龙之后一个晚上，宋仁宗在直阁召柳夫人侍寝，第二天她离开后，让韩虫儿去直阁取一个坐墩。宋仁宗此时正独处阁中，就召而幸之，韩虫儿因此有娠。

以上都是欧阳修听闻的外间传言，而韩虫儿自己的说法也是：“皇上宠幸我，有了身孕。”她还称，宋仁宗取走了她手腕上的一支金镯子， 并说：“尔当为我生子，以此为验”，这支金镯子，宋仁宗交予“黎伯”保管，黎伯是仁宗所宠爱的扶侍内臣黎永德，应该是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物。

到了嘉祐八年 （1063） 正月底，宋仁宗病情恶化，农历三月底去世，赵曙（宋英宗）即位。按欧阳修的说法，宋英宗接班时，大家虽然对英宗即位没什么意见，但都在传韩虫儿怀孕的事情，说仁宗有遗腹子，农历八九月就会降生。

但是到了农历九月十七日，问题终于掩盖不住。这天欧阳修因病服药，请了一日假，未上朝，在家安养，晚上就听说宫禁内有三个宫女被送往内侍省接受审问，另有妇产科医官十余人、接生婆三人也被叫了过去。

两天后，欧阳修在内东门小殿正常早朝奏事后，帘后的曹太后将他与其他中书省宰执留下，让小宦官将韩虫儿案的卷宗拿给他们看。欧阳修等人在帘前读之，韩虫儿的供词非常详尽，她称自正月至今，一直都有月经，现在还在经期。医官、接生婆立下的军令状上写着：去年腊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还，不在阁中，而金镯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的门槛下。

欧阳修说，曹太后派人监押韩虫儿到佛堂，让她自己把金镯子挖了出来。金镯子埋了一尺多深，折为三段，把这三段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与韩虫儿手腕戴的另一只一模一样。秤了一下，两只金镯重量亦同，各一两半。为了证明埋下的金镯就是韩虫儿的，曹太后还令宦官把它拿给欧阳修等人传看。

曹太后也审讯过韩虫儿，问其为何作伪。韩虫儿说：为免除养母殴打，也为了每天能吃上好食物。在韩虫儿宣称怀孕后，曹太后就派宫人善加照护，每日给二千缗钱，用来买好吃的。一直到十月期满而不临盆，才开启追问模式。

中书宰执退去后，枢密院奏事帘前，曹太后又把这件事过了一遍。第二天，福宁殿举行完宋仁宗谥册仪式后，欧阳修会见了大宦官——“入内都知”任守忠，他说韩虫儿被打臀杖二十，送去承天寺“充长发”了。

韩虫儿案之所以疑窦重生，主要是因为伪造怀孕事实长达近十月之久，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北宋宫禁内难道连基本的孕检都没有吗？而且韩虫儿宣称怀了龙种时，朝廷内外皆知，不仅宋仁宗这时神智清楚，还有很多内臣（如黎伯）与宫嫔（如韩虫儿的养母、负责皇帝翻牌子的“尚寝”）知道此事，要查核并不困难。曹太后怎么可能会被蒙骗呢？加之主导此案走向的曹太后，和宋英宗与高皇后在这一阶段严重不合，又给了后世学人以宫斗为出发点的解读空间。

要解读这个案子，或许可以注意到一个核心线索，即那枚金镯。

仁宗要以它“为验”，曹太后还把它拿给宰执大臣看，以证明佛殿挖出的金镯与韩虫儿手腕上的相一致。但是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没解释这个金镯说明了什么。

验什么？怎么验？

笔者认为，在北宋欧阳修、司马光这个精英阶层的认知中，佛殿埋金的用意是明显的，无需多做解释。但是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不经过“认知还原”已经很难理解这种行为表征了什么。

《大宋病人》一书曾说，孕产是方术信仰大放异彩的领域，宫禁中也不例外。宋仁宗通晓三命六壬，而无论从产房设置、门槛堪舆、天干地支命理、数字信仰、胎儿性别转换……这些都能和韩虫儿的行为联系起来。

破解了这个谜题，韩虫儿的动机就呼之欲出了。

笔者认为，韩虫儿和养母柳瑶真看见宋仁宗病重，遂决心公开被宠幸的事实，以免一旦怀孕，会因皇帝驾崩而横生枝节。她们并不知道是否怀孕，但和宋仁宗一样相信“小龙”的祥瑞，并把宝押在佛殿前门槛下埋金的灵验上——要知道那时并没有精卵结合形成胚胎的知识，于是提前宣称怀孕，赌一个未来。

现在回头看，宋仁宗拿了韩虫儿的金镯，“为我生子，以此为验。”就是要用金镯求子的意思。将这句话与佛殿埋金行为结合在一起，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同代人，都能读得明白；我们则只有在做了“认知还原”的情况下才能理解。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背景，宋仁宗此前生过三个儿子，都早夭了。后来他在大臣们的裹挟之下，非常不情愿地过继了一个堂侄赵曙作皇子，赵曙千辞万推，被迫入宫后与仁宗的关系处理得非常不好。因为赵曙还不是太子，所以在理论上宋仁宗还可以再生出一个男丁，成为接班人。

这个背景让我们理解，已经五十三岁高龄 （北宋人均三十几岁） 、健康堪忧又非常相信符瑞的宋仁宗，何以在众多宫女中，对一个打水的私身突然有了兴趣。

宋仁宗宠幸了韩虫儿多少次？并无记录。但从宋仁宗的重视程度 （“留其金钏以为验”） 看，应该频次不低，韩虫儿被寄托了生育太子的期待。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韩虫儿月经一直未停，怎么可能未被照护的医官识破。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如果她的养母在宫禁内比较有权势，就可能将其保护得比较好，制止医官进一步查验韩虫儿的身体——譬如只让她们进行不靠谱的诊脉验孕。不要高估北宋宫禁的管理水平，宫正柳瑶真应该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司马光记录称，韩虫儿的养母翁氏是“永昌郡夫人”，“郡夫人”是一种封号，比她高一级的是国夫人，低一级的是郡君。“郡夫人”的品秩不低，譬如宋仁宗的生母李宸妃原本是刘娥的侍女 （很可能也是私身） ，被宋真宗宠幸后生了皇子，也只是被封为“崇阳县君”，比郡夫人低了两级 （当然这个案例有刘娥刻意压制李宸妃的因素在） 。

欧阳修的记录则称韩虫儿养母为“宫正”。宫正是宋真宗时期设置的宫廷女官，“掌知宫内格式，纠正推罚之事。” （《宋会要辑稿》） 宫女的纪律与奖惩基本是她负责，差不多可以理解为宫禁内的女管家，是个非常有权势的人物。二者之间，笔者个人倾向于认为欧阳修的记录更准确，因为他亲自参与了曹太后的廷议，也翻阅了案卷；而司马光是不在现场的。当然，如上所述，即便按照司马光的记载，韩虫儿的养母也是一个有控场能力的人。

养母参与合谋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她很难被肚子平坦、仍在行经的韩虫儿蒙混过去。如果这个推理属实，则韩虫儿后来实际上是保护了她，独自将罪责承担下来。她则因失察而被降一级。韩虫儿免于一死，很可能也是养母的某种保护，毕竟宫正基本可以确定是曹太后的心腹红人。

如果佛殿埋金的方术一直没能促使韩虫儿怀孕，宫正还会坚持到临盆吗？很可能曹太后稍晚知晓了真相，但却让“遗腹子”的想象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但这么做不是为了废掉英宗，而是起到刺激他和高皇后的作用。

那有没有另一种可能：韩虫儿确实怀孕了，只是后来流产或生产后早夭？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流产或早夭，并没有必要隐瞒。北宋已知的早夭皇子可不少。

因为曹太后与英宗夫妇不睦，韩虫儿怀孕的事实只会对她有利。所以韩虫儿果真怀孕但被曹太后故意加害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

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记录中，还都提到宰执想要杀死韩虫儿而曹太后却留了活口 （《官家的心事》中错将欧阳修“在虫儿当勿留”理解为不让韩虫儿“留”在宫中） 。这显然也是重要的解读线索。但据此不能得出曹太后是诈孕合谋的结论。她自己的解释“若诛虫儿，则不知者必谓虫儿实生子矣”其实是合理的。

宰执要杀、曹太后要留，出发点都是要避免外间生疑，这折射出当时的普遍认知就是宫斗刀刀见血。

当然，所有的推理都可能是错误的。但也有可能让我们离所谓的“真相”更近一步，或者至少能经由具体的事件让我们更适切地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思想、信仰与行为动机，以重返现场的姿态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又三事：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后，其曰“追书”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宋会要辑稿》，徐松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韩福东《大宋病人》，读库/新星出版社，2024年。

赵冬梅《大宋之变》，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

吴铮强《官家的心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彭康《北宋仁、英之际韩虫儿案探析》，见《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7年12月。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作者 | 韩福东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郝芮（实习）

校对 | 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