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70年11月初，解放军301医院。
特护病房之前已经来过不少人，除了病人家属和医务人员，周总理以及中央部委和地方单位的干部代表都曾来探望病人。
名为“探病”，其实是临终道别：自从年初确诊胃癌晚期，整整七个月过去，无论专家会诊还是冒险手术，都没能为病人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生命。国庆观礼后，他的病情就急转直下，最终沉疴难起。
床上的病人显然也明白高规格探望背后的意味。然而，这期间他最关心的，仍是千里之外单位的工程进度，还有牺牲职工的家属养老问题。
这一天，和过去十多年一样，他忍受着无以复加的剧痛，硬撑着挺了下上身。
这是有事要托付！距离最近的领导同志立即倾身向前。
病人颤抖着手，伸进枕头下面，摸索出一个小纸包、一个小本子。
领导同志怔了下，双手接过后小心打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其他人也探过脖子去看。
一层层粗纸被揭开，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叠整齐的钱款；小本子上，则密密麻麻写着接收钱款的时间和数额。
大家愣住了：这是病人妻子、母亲、儿女生病期间，党组织下发的补助款。此时已贵为中央委员的他，居然一分钱都没有动。
“请组织……把这笔钱花到最需要的地方。”病人有气无力地说，“我不困难。”
短短一句交待，令在场心如刀绞，有些年轻的同志甚至别过脸去，不愿病人看到自己夺眶而出的热泪。
几天后，病人又强忍病痛，翻出自己毕生积攒的300元钱，交给陪护的弟弟：“看样子，我看不到咱妈了……你多替我尽孝吧……”
接过存有哥哥余温的钱币，弟弟王进邦再也无法忍受，在病榻前哭得泣不成声。
公家的事当众说，自家的事私下说，绝不公私混杂——直到临死，他都没有打破自己视为钢铁的坚持。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之一、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铁人”王进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
这位一生都在新中国工业前线奉献的石油工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从此成为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代的真实见证。
然而树欲静，风却不止，不仅吹个不停，还隐隐透出一股子妖气。
它的含沙射影，令激励全国人民半个多世纪的“铁人”受辱，更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泼来了莫须有的脏水。
一、发酵
90年代是魔幻的十年。
基础通信工程建设飞速发展，带动互联网的新风吹遍中华大地，诞生了核爆级别的资讯体量。新奇的网络世界犹如冲垮堤坝的汹涌波涛，以颠覆之势席卷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并趁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革命话语全面走入低潮的机会，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我的方式。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中既有能人、正人、直人，又有奸人、蠢人、庸人，更有擅长“搅混水”的贱人和喜欢看热闹的路人。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座无限大的江湖。
新千年前后的国人，一面因“炸馆事件”“撞机事件”愤恨至极，一面又沉浸在WTO入世成功、北京申奥成功、男足挺进世界杯带来的幸福海洋里。冰火两重天之外，还有对“911恐袭”和2001年美军一个月速通阿富汗、2003年美英联军27天颠覆伊拉克惊愕莫名；与此同时，一本名叫《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学习心得，也悄然敲开工薪阶层内心最隐秘的期待。
跨世纪中的复杂心态，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想象上，加之国家尚未强盛、个人生活的不如意，辅以自我怀疑的思维惯性，成了中文互联网光怪陆离的诱因。它们叠加在一起，不断发酵、异化，通过“阅读-发明-创造-传播-阅读”的闭环模式，呈现出各种土洋结合的故事会，并在半信半疑中走向线下，构建了奇特的中式互联网生态。
一则传言就这样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之一：
我国最著名的“照片泄密案”，就是1964年《中国画报》封面刊出的一张照片。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在他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
日本情报专家据此解开了大庆油田的秘密，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并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的直径；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
有了如此多的准确情报，日本人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备。当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计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
庆幸的是，日本当时是出于经济动机，根据情报分析结果，向我国高价推销炼油设施，而不是用于军事战略意图。
相比那些更加耸人听闻的谣言，这篇风格冷峻的文章并不出彩，缺乏夺人眼球、令大众心里“咯噔一下”的内容。但正因为没什么“爆点”，平铺直叙的文字反而无比具有说服力。
笔者选取的这个版本，它的来源更让人一言难尽——新华网。人民网则转载过来告诫军事爱好者，不要随意在军事网站或平台上传图片、发表评论。
国家顶级媒体平台刊登转载，相当于为真实性背书。“照片泄密案”从此成了共和国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不少教师的教案里，作为真实的历史传递给学生，成为他们调侃中国“水平不够”的依据。
而“水平不够”的背后，自然关联了一个“水平极高”的战后日本形象。
有些悲哀是，“照片泄密案”只是当时众多流言中颇具普遍性的一条，其它则多得能写成儿歌，包括但不限于“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良心下水道。全民医疗索马里，俄国白送房一套。印度恒河有疗效，舌尖韩国很美妙。喜迎民主伊拉克，同工同酬仅冰岛。德国百年油纸包，犹太民族读书好。樱桃战斧华盛顿，只要阳光李光耀。日本夏令营呱呱叫，蒋公诺曼底逞英豪，阿富汗自由炮火少，乌克兰人人有选票……”
以上种种，随便从哪条街拉出来一个75后或者80/90后问问，对方少说也听过三条。
更悲哀的是我们的长辈——年过花甲的他们，固执而坚定地确信，在那些他们终生都不曾触及的陌生土地上，存在一个乃至数十个用共产主义理想勾画的地上天国。
何其讽刺，又何其可悲。
面对复杂紧张的形势，王进喜们选择自我牺牲，寄希望于未来。
未来却在享受他们牺牲成果的同时，肆无忌惮地嘲讽戏谑他们。
世界不应该这样，做人不应该这样。
所谓情报安全工作，绝非文艺作品想象的险象环生。它的真相，更类似于日常朝九晚五的打卡上班；没有多少戏剧桥段，有时还欠缺应有的格调。
真要讨论情报工作，从瑞金时代起，我们的党组织就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相比中情局、克格勃、摩萨德、军情局这些抛头露面的“谍王”，我们的工作是在日复一日的卷宗材料中，考验对纪律和细心的坚持。
一张照片或许会流露出些许信息，但涉及党和人民核心利益的情报，究竟会否通过一张照片流出来，肯定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保护情报的前提，是要有情报。
解锁中国石油资源情报的关键，就是在大庆油田打下第一口井的王进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