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1年8月11日，年仅38岁的中统二号人物张冲因病去世，周总理不但撰写《悼张淮南先生》以示哀悼，还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对张冲的儿子张炎语重心长的说：
“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重，足以看出周总理与张冲之间的生死友谊，而周总理不但认真践行了这句“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的庄严承诺，还一直关心到张冲的第三代。
建国初期，张冲的儿子张炎因为没有工作，来到北京找周总理求助，周总理不但在家里热情接见了张炎，还亲自安排张炎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以便于下一步分配工作。
张炎去世后，因为女儿没有工作，张炎的夫人在1972年12月给周总理写信求助，周总理不但指示，就张炎的去世向家属表示亲切慰问，还安排张炎的女儿到山西落户并安排工作。
从上面不难看出，周总理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伟人，但是在最初周总理与张冲的交往过程中，张冲曾屡次出手想置周总理于死地，更是炮制“伍豪事件”的主谋。
那周总理与张冲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使二人从生死对手变为生死之交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周总理与张冲由敌到友的转变过程。
张冲出生于1904年，字淮南，是浙江乐清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组织了《醒华会》，1923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后又转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并加入国民党。
1930年，张冲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这个“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张冲在担任这个“调查科”的重要负责人后，很快就迎来了与周总理的直接斗争。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后叛变，顾顺章向国民党供述了，包括周总理住址在内的大量机密信息。
国民党在得到顾顺章口中的大量机密信息后，立即派张冲带队前往上海抓捕周总理等人，以此实现摧毁上海地下党的险恶用心。
就在周总理等人面临重大危机时，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并及时将此信息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
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采取了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转移相关干部、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办法等措施。
在周总理的沉着机智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相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使得张冲到达上海后，抓捕行动扑了个空。
虽然在这次张冲与周总理的较量中，以张冲彻底失败告终，但这也是一次，张冲与周总理都直接出面的真刀真枪对抗。
张冲的抓捕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张冲却进行了更加严密的监控，同时张冲还派出大量特务搜捕周总理等人。
这也直接导致周总理很难继续在上海立足，没有办法的周总理，只能在一段时间后，离开了上海，并返回到中央苏区。
在周总理离开上海后，气急败坏的张冲，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决定既然抓不住周总理，就要想办法污蔑他。
于是，张冲亲自起草了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并在1932年2月16日至21日，先后在《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想借此蛊惑人心。
“伍豪”最初是周总理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觉悟》杂志上的笔名，也是周总理后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张冲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而当这则造谣启事对外刊登时，周总理早已回到中央苏区，并担任中央苏区中局书记一职已达两个半月之久，也正是这个原因，上海地下党立即判断这是在造谣，同时立即开展了反击。
在这则造谣启事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2月18日，上海地下党就将对此进行辟谣的《伍豪启事》送到《申报》，要求对外刊登。
可是由于张冲等人从中作梗，加上当时的形势非常复杂，所以这则启事并没有被《申报》刊登出来，不过这也表明了党中央辟谣的决心。
2月20日，《申报》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委婉地告知社会各界，那个脱党的伍豪并不是真正的伍豪，也是这一天，上海地下党在上海大面积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
2月27日，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专门发表了《伍豪启事》，对外宣告国民党的这种卑劣伎俩，绝对挽救不了国民党即将灭亡的命运。
随后，毛主席也以自己的名义发出布告，用“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一有力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谎言。
同时，为了扩大影响力，党中央专门聘请了律师巴和，以他的名义替伍豪辟谣。至此，在党中央的努力下，“伍豪事件”彻底平息，张冲的阴谋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不过，此时张冲与周总理的剑拔弩张也达到了顶点，但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在周总理宽广胸怀的包容下，两人却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
1935年8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冲通过电台收听到这一宣言后，立即将内容呈送给蒋介石。
1936年4月，蒋介石迫于各方的压力，决定派张冲等人与党中央联系，商讨国共合作的事项，可是张冲等人当时根本无法联系到党中央。
张冲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了他四年前炮制的“伍豪事件”，于是他又亲自起草了一份寻找伍豪的启事，希望伍豪见报后，在5月5日到新亚酒店的某个房间与其会面，并表示有要事相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