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鄱阳湖之战：兵力较弱的朱元璋，为何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前言

元朝末年，随着在长江以南的元朝军队被基本消灭后南方形成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股主要军事力量。

三方势力扩张兼并、加速统一成为新的趋势，期间发生的大小战争不可胜数，而最为关键的一战当属朱元璋歼灭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

然而在此战开始之前，陈友谅的整体实力是要高于朱元璋的，那么朱元璋究竟是如何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最后胜利呢？

战前形势

至正二十三年(1363)春，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占据安丰(今安徽寿县)的韩林儿、刘福通等人，朱元璋闻讯往救。

四月，陈友谅乘机以大军进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揭开了鄱阳湖之战的序幕。对于洪都的地缘战略价值，朱元璋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洪都襟江带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镇，吴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陈氏之一臂。”

从洪都出发，溯江而上可直抵武昌，沿江而下可顺达金陵，其归属不仅涉及地缘制权，更关乎双方的战略安全。

因此，朱、陈双方的洪都争夺战成为了鄱阳湖决战爆发的重要导火索，在陈友谅顿兵洪都、久攻不下之时，朱元璋率领 20 万军队往救洪都。

然而，当时的朱元璋其实面临很多不利因素，首先一点自然就是朱元璋一方的兵力和陈友谅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

陈友谅率60万大军空国而来，是朱元璋军队的3倍，且陈友谅军“舰高数丈，上下三级”，以致“人语不相闻”，而朱元璋的舰船多是小船。

当然，相较于陈友谅，朱元璋的军队也有很多优势，一是军队士气较陈友谅军更为旺盛。

二是兵器较陈友谅军更为先进，朱元璋历来重视军队兵器的制造与发展，因此，武器装备不仅制作精良，而且多有创新。

三是后勤保障较陈友谅军更为得力，陈友谅军队数量庞大，补给消耗巨大，随着战局的持续，物资供给的矛盾越发突出。

而朱元璋则于人湖之初就分兵扼守泾江口、南湖嘴等通江隘口，在切断敌军退路的同时，也有效地保障了自身补给线的安全。

战争主要过程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二十日，朱元璋水师进人鄱阳湖南部宽大水域，两军相遇于康郎山，鄱阳湖之战正式爆发。

战争初始，朱元璋根据江河日涸、巨舰机动不便的情况，把舟师分为二十队，交战中采取“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的战术，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机动优势和火力优势。

陈友谅则针锋相对，命“巨舟连锁为阵”，通过舰船互连的方式扩大战场空间占据比，进而压缩朱元璋舟船的活动范围，迫使朱元璋改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为近战接敌的阵地战。在陈友谅变阵之初，朱元璋一方由于船小仰攻不利，攻势多次受挫。

关键时刻，朱元璋听取部将郭兴的建议，用满载火药、草人的火攻船，直奔陈友谅水寨而去，致使火势快速蔓延；陈友谅的巨舰则因调转不灵，“舟数百艘悉被燔”，人员损伤大半。

陈友谅迫不得已下令收拢部队转入防御，战事就此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为相持阶段。此时交战双方的主要任务从大规模兵力杀伤转为控制鄱阳湖水面的关键隘口为择机再战赢得地利先机。

朱元璋认为，必须率先抢占鄱阳湖水面的关键隘口才能掌握地利先机，将陈友谅进一步扼困于湖内、坐待自败。

但在两军相持之际贸然转移兵力，陈友谅“必以为怯，而来追”则又将自己陷于为敌所乘的不利境地。

两难之时，朱元璋利用夜色的掩护隐蔽地移泊于左蠡(今江西都昌县西北约 50 里)，成功地占领了鄱阳湖中部的关键隘口，初步达成了围困陈友谅于湖内的既定目标。

朱元璋占据左之后，陈友谅进退更加失据，战退两难之时，其右金吾提议“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为再举”，左金吾则认为目前的军力与朱元璋尚可一战，如果焚舟登陆则朱元璋必率军追赶，届时将面临更加不利的局面。

陈友谅先犹豫不决，后又赞同右金吾的主张。左金吾转投朱元璋，右金吾见左金吾投敌，认为大势已去，亦率众投降。

此后，陈友谅冒险突围，拟奔还武昌，行至湖口时遭到常遇春舟师及江中火筏的猛攻。及至泾江口，又被朱军水师截击，混战中陈友谅中箭而亡。

至此，历时一个多月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朱元璋胜因剖析

鄱阳湖之战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战略决战，更是双方对立过程中实力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

在此战之前，朱元璋进行了充分准备，首先是在水师战船方面。

朱元璋水师草创于渡江战役，当时人船匮乏的问题较为突出，但在朱元璋水师初创时的基本面貌随后数年，朱元璋大力加强水师建设，“江船、海船、风快船、多桨船、匾浅船、递运船，无年不造”。

虽然朱元璋在水师的整体规模上还不及陈友谅，但其大力发展水师的效果是显著的。数年之间，朱、陈水师的差距已大为缩小，这也为之后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外，相较水师的发展，朱元璋在火器的准备上更加充分且全面，不仅种类齐全，而且大量列装部队。

从火器装备的数量上说，参照平江(今江苏苏州)之战中朱元璋出动了 2400 多门大小将军筒炮击张士诚的记述，规模空前的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动用的轻型、重型及燃烧性火器的总数恐更在此之上。

正确的作战谋划是朱元璋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朱元璋在鄱阳湖之役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一是舰船形制大小与夺取水上行动自由权之间的矛盾；二是兵力短缺与夺取胜利之间的挑战。

朱元璋综合天时地利的因素，通过正确的作战部署来达到“变易主荐”、“反客为主”的目的，从而完美地解决了上述两大难题。

从天时的角度上来说，陈友谅出兵时机选择在水位较高的四月，而朱元璋往救洪都则在江水日涸的七月。

朱元璋深知自己在舰船的形制上处于劣势，若在陈友谅进兵之初就选择救援洪都，显然没有胜算。

而若等待鄱阳湖水位下降至不利巨舰活动的七月出兵，则能有效消解陈友谅巨舰作战的优势。朱元璋一方则由于船小，水位下降对其水师机动性能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如此一来，陈友谅仰仗巨舰夺取水上行动自由权的优势不复存在，朱元璋船小的劣势此时反而转化为有利水上机动的优势。

由此，利用天时解决了舰船形制大小与夺取水上行动自由权之间的矛盾。

从地利的角度上来说，陈友谅之所以将决战之地选在鄱阳湖水域，是因为其宽大的战场容量有利于巨舰的展开，若再利用围困洪都之机调动朱元璋劳师远征，则可进一步占据战场主动。但朱元璋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化患为利。

先是在出兵之前，利用洪都城小而坚的特性，坚守防御，疲敌误敌，待陈友谅兵疲师老、粮草不济之时出兵，实现了“主客”的转换。

后是在出兵过程中，将占据地利、迫敌来攻的军事部署落实到战局的各个阶段中，实现了“强弱”的转换。

如攻守阶段，朱元璋命令部队扼守泾江口、南湖嘴、武阳渡等通江隘口;相持阶段，巧施妙计、及时抢占鄱阳湖中部的左釜;围歼阶段更是移师湖口，摆出持久困敌的架势，迫使陈友谅不得不冒险突围。

正是凭借此前不断累积的地利优势，朱元璋逐渐扭转了被动的局势。灵活的战术战法是朱元璋战胜陈友谅的重要手段。

作战初期，朱元璋命舟师分为 20 队，依次配置火器、弓弩、短兵等各式武器，采取“以长击短”的作战常法，对陈友谅机动不便的劣势予以针对性打击。

此后，陈友谅命“巨舟连锁为阵”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朱元璋舰船的活动范围，但其巨舰调转不灵的劣势也更加放大。

对此，朱元璋将“以长击短”的常法与“巧施火攻”的变法相结合，利用舰船的机动性快速接敌，配以火器的燃烧性实施火攻，使陈友谅巨舰避无可避，损失惨重。

此外，粮草接济不足、军心士气低落是陈友谅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不利因素同样也是朱元璋战术战法制定的重要依据。

史载，陈友谅在发动都阳湖之战前，曾于湖潭荆襄等处大规模征兵，“三丁抽一为军，号为蓬合”。大量抽调的田夫市子除无法正常参加农业生产外，还需承担沉重的军事和徭役工作。

加之陈友谅连年征伐，败多胜少，至鄱阳湖战前，其粮草供应、军心士气不足等问题已相当突出。

因此，朱元璋制定了“军事围困、心理破防”的战术战法，通过占据地利的方式形成对陈友谅的围困之势，使其粮草不济的矛盾更加激化，通过心理破防的手段，进一步瓦解其军心士气和战斗意志。

为此，朱元璋特意下令“但获彼军皆勿杀”，视其伤者赐药疗之，皆遣还，以达到攻心夺志和加速战争进程的目的。

结语

鄱阳湖之战的胜利，是朱元璋综合运用各种佐胜条件的必然结果。

在主观上，要准确把握有利因素，转换不利因素，实现主客与强弱的转换。

客观上，充分且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是军事行动能够成功的必要前提，也是制定战略部署、创新战术战法的重要保障。

可见，充分认清、把握主客观因素的作用规律，对于赢得战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