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当时中国正是风雨如晦、灾难深重，陈独秀身在其中，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是叫人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话后来都被陈独秀“不幸命中”了。
他曾在1913年、1919年、1921年、1922年，四度入狱，四次出狱，真的是“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但到1932年第五次被捕的时候，陈独秀就没有以往那么轻轻松松地重获自由了。
图/陈独秀影视形象
1932年10月，其实陈独秀已经不是共产党党员，他在1927年7月被以“犯右倾投降注意错误”而停职，又在1929年11月被正式开除了党籍。
但即便是已经在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因为组织“托派”而被当作共产党的内部矛盾，却还是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
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苦肉计”，希望以此让陈独秀屈服，为“党国”效劳，但陈独秀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他只是把这次被捕，当作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家常便饭”。
所以，在从上海被押解到南京的列车上，在满是钢盔、铁枪和刺刀的车厢里，陈独秀酣然入梦，直到凌晨列车到站，才在梦中被押解员狠狠叫醒。
他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囚犯，也没有因为囚犯的身份而自卑，所以在到南京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南京当局，要求添置衣物和棉被，因为他身体多病，被捕时没来得及带任何保暖衣物。
不仅如此，因为陈独秀的名人身份，当时请求入狱采访的新闻记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还有不少人，单纯是因为仰慕陈独秀的书法，而请求入狱采访，希望陈独秀“赐字”。
而陈独秀对这些来访者，也并不是都拒绝。当许多军政部的青年，手持笔墨和几寸长的小纸条，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的时候，陈独秀就在监狱中，挥毫落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他应接不暇，直到将墨水写完，才算是解了围。不仅是他龙飞凤舞、刚柔并济的书法，令青年军人们得者喜、失者憾，这些东方哲人的忧国胸怀、威武不屈的勇夫气质，更是令人惊叹，丝毫没有低眉顺眼的囚徒形象，有的只是气吞山河的魂魄。
虽然在监狱，但陈独秀非常受到尊敬，不仅是看押的士兵，所有人都对他另眼相看。
图/陈独秀书法
而在监狱外，同样十分“热闹”。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羁押的消息传出后，正如之前四次一样，再度引起各方的呼吁和营救。这次营救的舆论，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这是一次社会各界的大营救。
先是国民党内部。翁文灏、胡适及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纷纷致电蒋介石，请求将陈独秀一案交给司法审判，不要交给军事法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陈独秀的一种特殊“保护”。
还有是学术界。上海学术界领袖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文章，请求蒋介石“矜怜耆旧，爱惜人才”，放了陈独秀，如此一来，“学术幸甚，文化幸甚”......
此外还有国际界。陈独秀被捕当月，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国际知名人士，纷纷致电蒋介石，营救陈独秀，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图/陈独秀
对此，蒋介石的态度是起起伏伏的。一开始，有不少人要求“清算陈独秀”，因为他曾经是“赤匪的始作俑者”，应该正法，而没有任何活命的可能。
但是，后来蒋介石还是妥协了，迫于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国际界的压力，考虑到之前几次陈独秀被捕后“热闹”的情形，他在11月24日致电南京：
“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
如此一来，他才终于放弃了组织军事特别法庭的念头，改由法院公开审理。这给了陈独秀本人极大的生存空间，也给了外界营救人士极大的希望。
图/陈独秀在狱中，影视形象
先是陈独秀的北大学生傅斯年，于1932年10月30日在报纸上发文声援，称颂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而后是宋庆龄，他在10月31日从上海到南京，又乘飞机到武汉，为陈独秀的案子，想访问蒋介石夫妇。
还有蔡元培、胡适等人，纷纷向陈独秀推荐辩护律师。尤其是陈独秀“五四”以前的好友，民国大律师章士钊，还自告奋勇，请求义务为他辩护。
这么多人要帮助陈独秀，但没想到陈独秀却特立独行。当记者问他聘请律师一事时，他说自己没钱请，而且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案子，不需要请律师。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他坚信自己能为自己开脱，请不起律师，也用不着律师。
但即便是这样，深知陈独秀倔强秉性的章士钊，还是去了南京，主动卷进了这个政治漩涡。
图/章士钊
说起陈独秀和章士钊，他们其实是政治上的老搭档了。1903年《苏报》案发，他们一起迎难而上，创办了《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报》。期间，他们同进同出，同吃同住，日促膝谈，意气风发。
后来1914年在日本，陈独秀又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只不过，后来由于政见相左，在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后，两人分道扬镳，不谈政治。
1926年“三一八”惨案震惊全国，陈独秀气愤之余，致信章士钊，表示要跟他绝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