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陕西省委书记找到曾志：毛主席给你两个选择，留西安还是回京

1973年，这已经是曾志在粤北山区进行劳动的第四年了，自从浩劫开始后，曾志先是因为反对“四人小组”的所作所为，以至于自己又被翻出了“闽东事件”的旧案，陷入了长达三年的“政治审查”，之后就被“下放”到了粤北山区。

虽然曾志依靠自己的双手，已经极大的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还是遇到了诸多问题。于是在1970年，曾志选择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述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收到她的这封信件已经是3年后了，但他很快就通知了地方政府，最后是由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亲自去找到曾志进行了谈话。

“曾志同志，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传达他老人家的决定，给你两个选择：留在西安，或者…回到北京。”

为什么毛主席会特别给出她两个选择？最终曾志又会如何选择？

曾志

旧事重提

1965年1月，曾志的丈夫陶铸赴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次年5月又调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因考虑到丈夫未来有在北京长时间工作的趋势，又适逢自己生病，于是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向组织请假，而后千里迢迢北上去往北京疗养。

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的医疗资源和条件较好，另一方是因为曾志已经与丈夫异地生活一年多了，正好也借此机会待在丈夫身边。

不巧的是，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拉开了浩劫的序幕。曾志、陶铸夫妇一开始就被卷入其中，但二人都是始终坚持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爪牙均进行了十分果决的斗争。

陶铸（左）、曾志（右）

也就在这一时期，曾志的“闽东事件”再次被翻出来审查，“四人小组”的目的就是指鹿为马，将白的说成黑的。

因为“四人小组”拿来针对曾志的这个案子，早在195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已经交由广东省委进行调查，广东省委花费了两年时间调查并仔细审理后，才给出了一份正式的结论：“曾志同志过往历史清楚，政治成分并无问题”。

这个案子的原委是这样的：1935年春节前后，国民党反动派依旧在追捕共产党人，曾志当时重病缠身，可面对敌人对于闽东的大举进攻，同志们只能选择用担架抬着曾志撤退，但这样怎么能跑得快呢？

更何况敌人来势汹汹，游击队没过几天建制就被打散，曾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情急之下，她坚决要求战友们将她放在福霞地区的一处农家之后自行突围。尽管曾志通过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战友，但也自此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曾志

同年3月，曾志身体稍有好转，国民党反动派在附近的“清扫行动”也告一段落，曾志得以独自按照突围前，党组织给她安排的原计划，前往广东白区治病，直到1937年才回到党组织中，而这就是曾志最为被诟病的一段时光。

因为后来有人认为，曾志和当时的另外一名同志任铁锋，两人都是从闽东逃出去的，并非正常的撤退行动。

1941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在这期间，曾志一度成为了后来“抢救”运动时期的“审查重点”，被实施了1年零4个月的监禁。

虽然最后将曾志无罪释放，但负责审查的同志还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曾志同志在闽东时期以外的时间，工作态度一贯积极，个人表现良好。但经组织慎重考虑，认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其当时离开闽东属政治动摇行为。”

曾志

这样的定性无疑是让曾志无法接受的，她据理力争，但无奈人微言轻，并且的确没有更多佐证可以证明，她的确不是因为害怕而离开闽东地区的。

但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曾志仍然心向共产党，更加积极的在党内担任工作，但她此时不会想到，这件小事会前后袭扰她的人生整整40年。

挚友难得

鲜为人知的是，曾志与毛主席关系很好，甚至曾志还多次做出过当众“冒犯”毛主席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愿意给予她优厚待遇与选择的原因。

井冈山时期，曾志由于其直来直去的性格，很快就与毛主席“混熟”了。当时，有传言说战士们天天喝的是南瓜汤，而毛主席喝的是肉汤。

（从左到右依次）陶铸、曾志、毛主席

曾志听闻之后感到十分好笑，这肉汤和南瓜汤的味道还能闻不出来吗？于是她没有提前跟毛主席打过招呼，直接有两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突击检查”毛主席的碗里到底是什么，最后证明了毛主席吃的跟战士们没什么两样。

还有一次是在1929年，当时毛主席准备去参加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贺子珍因怀孕不便同行，于是毛主席临行前喊来曾志，希望她可以负责好好照料贺子珍。

谁知道曾志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看着她生孩子？”

这下毛主席也被她弄得一头雾水，自然也不愿让步：“这就得你来负责！”

“我是党的干部，怎么可能一直看着她一个人呢？”

贺子珍

这时，毛主席才明白，曾志是以为自己要全天守着贺子珍才发的脾气，于是语气和缓了许多：“我不是让你丢下工作，是让你在工作之余多关照她。”

曾志也一下子明白了毛主席的本意，也变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和子珍是好朋友，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你就放心吧。”

其实说到这里很多人也能明白，古往今来，能将家小托付出去的，无一不是自身绝对信任之人，毛主席与曾志的革命情谊可见一斑。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江青等人的折磨迫害下，病逝于安徽合肥，曾志与陶铸相知35年，夫妻情谊深厚无比，但她的党性坚定，始终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与丈夫会得到平反。

周总理

第二年，曾志因生活多有不便，虽然得到了周总理的关照，但由于年纪大了，还是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曾志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解决眼下的困难。

谁曾想这封信一去就是3年，毛主席1973年才让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代为通知的曾志：“曾志同志，毛主席给了你两个选择：第一，留在西安，由省委统一给你安排工作，保障你的生活起居；第二，如果你不愿意留在西安，也可以调回北京……”

曾志听到这里，不假思索的回答：“我要回北京。”

她知道北京有江青等人在，去了必定又有可能受到迫害，但她也明白，不去北京就永远没有机会给陶铸翻案，也就无法与反革命分子进行对抗了。

陶铸（左）、曾志（右）

于是她毅然动身回到了北京，并在“四人小组”覆灭后的第二年，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为陶铸翻了案。

至此，曾志心中最大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命途多舛

曾志的一生也是极其坎坷，但也正是如此，这种在磨难中锤炼出来的革命品质才更加难能可贵。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性格刚强、颇有冲劲。

曾志

13岁那年，曾昭学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进行学习，在校期间，曾昭学积极参与反对“旧文化、旧礼教、旧习俗”的活动。除此之外，她还积极为女性发声，倡导男女平等，支持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面对时下各地军阀的肆意妄为，曾昭学也丝毫不惧，反对军阀官僚主义的活动，她是一个也没落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昭学”二字，代表的正是走向光明的学问，由此说来，曾昭学倒也没有愧对她的这个好名字。

1926年8月，曾昭学进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她在报名时，在姓名一栏填下了“曾志”。与之同行的朋友都对她的这一行为表示讶异，纷纷好奇问她为什么要将自己名字改成曾志。

曾志

因为就“曾昭学”这个名字来说，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女性气息的，但“曾志”这个名字在大部分情况下的确看不出是女性。可曾昭学却说：“我改这个名字，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我不仅今天用这个名字，以后也是这个名字！”

同年10月，曾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彻底与旧时代告别的决心，曾志在好友彭镜秋的帮助下，解除了其父母为她一手包办的封建婚姻。

1927年，曾志奉命赴衡阳担任地委组织部干事，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并在这一年结了婚。婚后夏明震又调往湖南郴州任郴县县委书记，曾志则作为秘书长。

次年，湘南起义爆发，曾志、夏明震夫妇自然是双双参与，但夏明震在3月郴县当地的土豪劣绅早有预谋的暴动中不幸牺牲，曾志只得随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同上井冈山，期间与党代表蔡协民成婚。

蔡协民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曾志一直在红四军编制下进行各种工作，她做事雷厉风行，所以当时许多人都喊她是“母夜叉孙二娘”，说蔡协民是“张清”，每每这时，都是蔡协民出面呵斥这些人，这让曾志感到十分温暖。

可毛主席此时在党内遭到排斥，离开了领导岗位，一直旗帜鲜明拥护毛主席的曾志，自然日子更加不好过，也因为性格原因多次遭受排挤。

时间一长，蔡协民也开始和曾志爆发了争吵，主要矛盾则是因为两个孩子的问题，两人也由此爆发了多次争吵。

1929年，曾志、蔡协民夫妇被派往福建工作，这一待就是4年。期间两人为了对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领导和发动当地人民与其开展了多次斗争。

曾志（左）、蔡协民（右）

1932年，曾志与蔡协民在漳州开辟了小山城根据地，但他们由于是新生政权，缺乏枪械弹药与训练有素的同志。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经考虑后，为了保存我党的有生力量，二人选择了先行撤退，回去后却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

次年二人离婚，蔡协民亦身染重病，处境维艰。

本来，蔡协民在第二年是想回到根据地养病的，可由于途中交通员叛变，蔡协民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但蔡协民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应有的觉悟与意志，到死也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党与组织的秘密，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33岁。

曾志闻讯后悲恸异常，如果说她与夏明震的结合是因为风言风语的压力，那她与蔡协民的确是双方互有情意，蔡协民也很照顾她。以致于在解放之后，曾志还时常怀念蔡协民。

曾志

1934年5月，曾志认识了陶铸，后来随之二人感情加深后成为夫妻，直到浩劫开始前，二人都为新中国的诸多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谓是党内的诸多模范夫妇之一。

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一生的曾志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她死后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两份，一份与陶铸合葬，另外一份则洒在井冈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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