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施拉德谈戛纳新片

作者：Stephen Rodrick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Variety

（2024年5月9日）

保罗·施拉德正在闲来无事地用七个处方药瓶、两个吸入器和一个空马提尼酒杯堆来叠去。我们坐在曼哈顿一栋高层建筑里的一家老年人餐厅里，外面，哈德逊河上灯光闪烁。1975 年，施拉德在创作《出租车司机》时，常常枕着一把手枪入睡，他说：「只有完成这一切，我才能安然入睡。」

对于如今已经77岁的施拉德来说，死亡的阴影虽然没有那么戏剧化了，但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一大焦点。此外，这也是他的新片《噢，加拿大》的主题，该片由理查·基尔、雅各布·艾洛蒂和乌玛·瑟曼主演。施拉德现在的呼吸浅而急促。他曾经用来与马丁·斯科塞斯争论、指导威廉·达福和逗趣娜塔莎·金斯基的声音，如今却变成了破碎玻璃般的咆哮。他提高嗓音，想再来一杯。

「请给这边点单。」

这似乎让年轻的服务员吓了一跳。在这家位于中城的高级老年活动中心的休息室里，客人的平均年龄在80岁上下。现在很晚了，也很安静，客人们通常只有在想让孙子孙女对着他们的耳朵说话时才会大喊大叫。无论如何，我们俩都要续杯。施拉德喝了一口，他的脸庞变得明亮起来，肩膀也松弛下来。

他很疲惫，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正努力在一个月内拍摄一部时长91分钟的电影。他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他曾两次因新冠病毒引起的支气管肺炎住院，一次因糖尿病药物的不良反应住院。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致敬晚宴上，施拉德一度感到头晕，最后不得不坐上轮椅被护送下台。

「我很幸运，」他一边嚼着橄榄一边说。「那场活动是在一栋与医疗站相连的大楼里举行的。」

施拉德从《出租车司机》开始就一直在美国电影界占据一席之地。他起初是《纽约客》专栏作者宝琳·凯尔的信徒，与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哥哥莱纳德合作过许多广受好评的项目，后来成为斯科塞斯最倚重的编剧，创作了《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基督最后的诱惑》和《穿梭阴阳界》等片的剧本。施拉德独自执导了24部影片，其中许多都以孤独的男人与世界和自己的战争为中心。

《噢，加拿大》改编自施拉德已故朋友罗素·班克斯的小说，将于本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试映结束后，有人建议影片可以用30秒钟的画外音在几个地方引导观众。施拉德婉言谢绝了，回答说：「现在人们看电影之前不再是一无所知，他们会提前从各种地方获取信息，告诉他们将要看到什么故事。他们往往有提前的准备。」他看了我一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记者。」

类似的建言并不少。当我问及施拉德是否接受建议时，对这部影片欣喜若狂的基尔笑了笑，他说：「有些被他听取了，有些没有。」

试映会结束后，我们乘坐出租车飞奔到施拉德常去的药店取处方药，到达时正好是打烊时间。我们下出租车的速度很慢，因为施拉德给我看了一条来自凯文·史派西的信息——他们今天进行了多年来的第一次谈话。去年七月，史派西洗脱了性侵四名男子的指控。施拉德认为是时候把史派西从冷宫里请出来了。「取消文化不会放过他，」施拉德说。「他在读一本关于查理·卓别林如何被取消的书。」

据施拉德所说，两人讨论了一个关于弗兰克·辛纳特拉晚期的潜在项目，施拉德表示史派西可能会出演这部电影。施拉德收集政治上不正确的观点，就像一个8岁的小子收集神奇宝贝卡片一样——以至于制片公司要求他在电影上映前几周停止在Facebook上发帖。他提出了自己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凯文被定罪，我就不会用他。但他没有被定罪。」

回到老年活动中心，施拉德在手机上搜索班克斯的名字，他说：「我有几封罗素生前发的邮件，想给你看看。」

班克斯和施拉德自1997年起就是好友，当时施拉德将班克斯的小说《苦难》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尼克·诺特主演，詹姆斯·科本也凭借本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两人都脾气暴，都喜欢塑造情感受创的男人。每年夏天，施拉德和他的妻子、演员玛丽·贝丝·赫特都会去纽约州基恩谷看望班克斯和他的妻子切斯。

但到2022年秋天，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班克斯那时正在与癌症抗争，施拉德的健康状况也在衰退。而且在2022年，赫特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夫妻俩不得不搬出他们心爱的家，住进了老年活动中心。

赫特今晚也待在不远处，她就住在楼下几层的记忆关怀区。施拉德一有空就乘电梯下楼。「所有关于疯狂的陈词滥调，其实都是有具象存在的，」他说。「它们都在六楼。那是疯狂的楼层：尖叫、抓挠、试图爬上墙壁。」施拉德热泪盈眶。「我不确定她是否还认得我——可能她只记得格伦。」（格伦·克洛斯和赫特是半个世纪的好友。）

还有账单。2023年，施拉德因配合《纽约》杂志关于他搬入老年活动中心的报道而获得了收费折扣（「我还算个老年网红，」他无奈地笑着说）。但这个折扣已经过期，据施拉德估计，他每年要为赫特支付38万美元的护理费，包括额外的夜间护理。

他终于找到了班克斯的邮件。

班克斯于2021年出版了《前尘往事》（Foregone）：莱纳德·法夫是一位著名的电影人，因癌症在蒙特利尔奄奄一息，他同意为他的几位学生做最后一次访谈，后者正在制作一部关于他生平的纪录片。几位纪录片制作人准备了一连串的问题，但法夫却对着站在摄影机后面的妻子展开了独白。他承认自己的整个形象都是自我神话，整个婚姻生活都被无情抹去，反对越战的立场也是捏造的。

「罗素告诉我，这是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施拉德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俄国官僚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发出嚎叫。「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我想，如果我想拍摄自己的谢幕之作，那就必须是现在。」

施拉德和班克斯之间的交流大部分是关于情节和人物的，但从文本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施拉德正准备对他朋友的作品痛下毒手。他认为，法夫——一个向妻子忏悔自己罪行的傲慢男人——还不够坏。

「这是个大问题，」施拉德给班克斯发信息写道。「莱纳德·法夫被揭露为一个自恋、自私、爱撒谎、无情的混蛋。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想加重他身上的罪责。他还没有越过无法原谅的底线。」

施拉德建议莱纳德的儿子——他在蹒跚学步时就被莱纳德遗弃——去朝圣，看父亲领奖。当他到达那里时，莱纳德却否认自己生过他。

过了一会儿班克斯回信：「如果你认为莱纳德需要更黑化一点，那就你自己来改。」

我认识施拉德十多年了，我跟他说，只有在他的世界里，抛弃家庭才不够邪恶。他耸耸肩。「我抛弃过家庭，」他说。「罗素抛弃过家庭。而莱纳德必须做一些《圣经》级别的坏事，这样，人们就会意识到他是一个真正的坏人。」

施拉德接着喃喃自语，说他自己如何以一种不可饶恕的方式背叛了某人，但隔壁一桌老年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他们的假期，我听不清施拉德在说什么。是玛丽·贝丝吗？他挥挥手，示意暂时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

我问施拉德，枕着枪睡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样的夜晚究竟有多少个？」他说。「至少有好几个。我清楚记得的就有几个。我曾有过拿着枪的夜晚，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我能那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吗？也许不能。」

他想了一会儿，补充道：「这样的事情会成为你自我神话的一部分。于是，你开始用它来包装自己，它成为你包装自己的一部分。」他提出了一个反问。「什么时候你在扮演一个角色，什么时候你又变成了这个角色？」

施拉德不会把这些点联系起来，但这正是《噢，加拿大》的核心问题。对于施拉德这样的导演来说，将传奇与真实的人区分开来尤其具有挑战性，尽管这总是很有趣。例如，几个月前，我在安德鲁·旺德（本片的摄影师，也曾经是施拉德长期的助理）的布鲁克林公寓喝咖啡，我告诉他我喜欢他的飞行员夹克。

「那是保罗写《出租车司机》时穿的夹克，」旺德说。「我以前在eBay上帮保罗卖书和衣服，他想让我以40美元的价格卖掉这件夹克，后来我自己把它买了下来。」

然后，他告诉了我这件衣服的来历。70年代中期，施拉德去拜访他的经纪人，这件夹克就搭在椅子上。经纪人临时要去参加另一个会议，施拉德就顺走了夹克。几周后，经纪人又遇到了施拉德。

「这是我的夹克！」经纪人叫道。

施拉德耸耸肩。「没错。我很喜欢它，所以忍不住把它偷走了。」

后来，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施拉德约了一起吃晚饭。他出现时手上缠着血淋淋的绷带。以下是当时对话的实录：

问：你的手指怎么了？

施拉德：周二晚上，我和马蒂（马丁·斯科塞斯）在他家共进晚餐。他养了很多狗，都非常可爱。其中两只是比熊犬，真的很漂亮。但他还有一只苏格兰梗，是个麻烦精。那是他女儿的狗，他本人并不喜欢那只狗，但他们必须养着它。

问：嗯哼。

施拉德：我当时试图抚摸它。

问：哦不。

施拉德：那只苏格兰梗不仅咬断了我的手指，还吃了下去。

问：你有立刻去急诊室吗？严不严重？

施拉德：马丁家里有个私人护士。

施拉德乐于将自己恣意妄为、疏于自理的行为神话化。他说，30多岁时，他在洛杉矶一次可卡因狂欢结束后，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垃圾箱旁，然后他让助手立即将他的所有物品运回纽约。如今，他最接近那种狂欢的日子就是三杯马丁尼/两杯红酒的夜晚。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的创造力——他目前正在着手六七个项目。

「只有在他写剧本和导演的时候，我才不担心他的健康，」汪德说。「一开机，他就好像年轻了20岁。」

确实如此。施拉德2021年拍摄的电影《算牌人》就因为疫情而在即将完成时停拍。施拉德当时大声抱怨了拍摄的暂停。他在脸书上宣称：「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愿意冒着地狱之火般的暴雨拍摄。我又老又有哮喘，还有什么比死在工作岗位上更好的人生结束方式呢？」

保罗·施拉德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一个严格的美国归正会家庭中长大。有一次，他问母亲地狱是什么样的。母亲用缝衣针扎了一下他的手，说：「就像这样，不过是永恒。」

从2017年的《第一归正会》开始，施拉德近几年的电影中到处都洒满了永恒诅咒的灰烬。该片由伊桑·霍克饰演归正会教堂的牧师恩斯特·托勒，努力应对着儿子的不幸逝世。

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霍克因此获得了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男主角，施拉德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之后，他拍摄了《算牌人》，奥斯卡·伊萨克在片中饰演一名善玩纸牌的前阿布格莱布监狱刑警；去年，他又拍摄了《园艺大师》，乔尔·埃哲顿在片中饰演一名有着极端种族主义历史的园艺师。这三部影片的男主角都在内心遭受着真实或想象中的存在主义式威胁。

「他笔下的人物都很古怪，」基尔说。「他们从来不是简单的普通人，都有各自奇特的地方。他们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隐秘问题。」

自45年前拍摄《美国舞男》以来，基尔和施拉德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我记得保罗给我打电话谈《美国舞男》的事，他说他需要在一小时内得到答复，」基尔笑着说。「我回答他：『保罗，让我先看看剧本。给我点时间。』」

基尔最终接下了这个角色。「《美国舞男》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为他和我都带了大量关注，」基尔说。「我想我们俩都不得不把它当作我们身上的某种印记。它就像我们的新生皮肤一样贴在我们身上。」

据施拉德称，两人在纽约为霍克和《第一归正会》举办的庆功晚宴上不期而遇。基尔走到施拉德身边，称赞霍克的表演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在拍摄《噢，加拿大》时，施拉德偶尔会跟基尔重提那次对话。基尔和施拉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化妆和打灯，这将有助于观众了解身患绝症的法夫。基尔调动了自己照顾101岁父亲的经历——父亲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去年去世。

「把人从轮椅上弄下来是有一套技巧的，」基尔说，「把人从马桶上弄下来，以及让人端坐在马桶上并在他们呕吐时帮忙疏导，都有不同的技巧。」

施拉德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完成了所有关键的濒死场景的拍摄。基尔告诉我，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这部分镜头可能要拍摄数周之久。「保罗感到自豪的是，拍摄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都被用在了正片中，」基尔说。「没有任何浪费。」

我一度去往秋高气爽的韦斯彻斯特县，参观剧组第二周的拍摄工作。有时，主演和导演会以一种礼貌的方式发生争执。第一天拍摄在一所学校里，施拉德认为基尔扮演的法夫太有活力了。施拉德说：「他是将死之人。」基尔反驳说，如果法夫临死前的忏悔是影片的核心，那么他就需要精力充沛地激情演绎。最后两人取了折中。

在另一个场景中，法夫被告知得了癌症，他的妻子问他是哪种癌症。

「总之情况不乐观。」

起初，基尔用他标准的俊男魅力随性抛出了这句台词，即使他已经74岁了，这种魅力依然是他的特质。施拉德认为这「太基尔」了。「你不是在对她说这句话。你是在对自己说，」施拉德提醒道。

基尔立刻心领神会。下一条戏好了很多：法夫仿佛是宇宙的主宰，意识到末日即将来临。

后来在片场，在一面巨大的血色墙壁前，法夫身侧有妻子艾玛（由乌玛·瑟曼饰演）的陪伴，被他遗弃的儿子走了过来。法夫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感到畏缩：「离我远点。我没有儿子。」

在第四次或第五次拍摄之前，基尔问了施拉德：「你想让我用完全放开的方式演一条吗？」

施拉德思考了片刻。「不，你应该表现得更为内敛。」

这是典型的施拉德式说法，意思是表演需要更低沉一点。基尔略显困惑地看了施拉德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在下一条拍摄中，他说：「我没有儿子。」语气更冷，更淡漠。

「就是这样，」施拉德说。

后来，我向基尔提起这场戏，他笑了。「我觉得恰恰相反，更多时候是我的意见胜过了他的，」基尔颇为自得地解释。「我们不是那种协同一致的合作方式。有些导演会让你感觉到『我们在一起拍电影。』但那不是保罗的作风。」

拍摄完「法夫不认儿子」这场戏后，离下一个场景准备就绪大约还有一个小时。我吃了点午饭，走进一间空教室，听到一阵嘈杂声。施拉德正躺在一张破沙发上打鼾。

醒来后，施拉德告诉我，他的一些好点子都是在梦中出现的。如果说《噢，加拿大》是施拉德的谢幕之作，那么1992年的《迷幻人生》可能就是他的中年危机之作，威廉·达福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贩毒分子。施拉德说，整个故事是他在梦中想到的——他只需要和自己接触的毒贩子呆上几天，就能让影片丰满起来。

「我可能会在凌晨3点被一个想法惊醒，」他说。「然后继续睡觉。如果早上7点醒来时，想法还在，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值得一试。」

施拉德跟我分享了他在《噢，加拿大》筹备期间做的一个梦。「我梦到了一部名为《人性》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一切正常运转的未来社会，」施拉德说。「生活在其中的『他们』不一定是人，但他们仍然有情感、性高潮、各种财产，他们平等地生活。」施拉德揉了揉自己的山羊胡子，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不是我的典型风格。」

我相信，保罗·施拉德更害怕的是职业生涯的终结，而不是真正的死亡。在创作了《出租车司机》之后的十年间，施拉德又创作了《愤怒的公牛》和《基督最后的诱惑》的剧本，执导了《美国舞男》和声名狼藉的《豹人》，与21岁的娜塔莎·金斯基有了一段情，然后又拍了《三岛由纪夫传》，对日本极右作家三岛由纪夫进行了复杂的研究。

也许是因为毒品，也许是因为职业倦怠，施拉德在40多岁时陷入了一段低谷期，以致彼得·比斯金德在其1998年出版的《逍遥骑士，愤怒的公牛》（Easy Riders, Raging Bulls）一书中宣称：「在《三岛由纪夫传》之后，施拉德就很少再有消息了。」（比斯金德一定是过早完结了这本书，因为1997年施拉德还改编并执导了《苦难》，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亮点。）

施拉德的一次衰落必然伴随着另一次复苏。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2年，正值他的低潮期。当时他正在尝试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合作拍摄一部宝莱坞/好莱坞电影，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二年，我记录了施拉德拍摄《峡谷》的过程，这是一部由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编剧的黑色电影，由林赛·罗韩和艳星詹姆斯·迪恩主演。

我在报道中写到，施拉德为了说服罗韩拍摄裸戏而脱光了衣服，以及罗韩为了能在午休时间去马里布买醉而翻越围栏。当我问施拉德对这篇报道有何看法时，他没有正面回答，转而给我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未作任何评论——这封邮件来自一位学者，称我的报道是对一位电影大师的低级诽谤。

我花了很多年才弄明白施拉德为什么这么生气。原来，是因为我明确写道，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完了」。十年后的现在，施拉德也承认，当时情势一片黯淡。在《峡谷》遭到猛烈抨击后，施拉德在2014年执导了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惊悚片《光逝》。制片人不喜欢他剪辑的版本，将影片的终剪权从他手中夺走了。

「我被拒之洛杉矶的剪辑室门外，但他们不肯解雇我，」他说。「如果他们解雇我，就得付钱。所以我就百无聊赖地坐在第三街的一家酒店里喝酒。我想他们肯定很乐意看到我在酒店房间里喝死自己。」

施拉德对自己的电影史了如指掌，他能说出哪些影星的职业生涯以光荣告终，哪些又默默无闻退场。「在《光逝》之后，我确信我的职业生涯会像弗里茨·朗那样黯然收场，」他说。「我现在希望我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就像约翰·休斯顿的《死者》那样。」他灰色的眼眸亮了起来。「而且他的确死于片场！这就是我想要的死亡方式。」

尽管保罗·施拉德自幼接受加尔文教义的熏陶，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恪守道德的人。除了在已婚的情况下追求金斯基之外，他还承认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只和那些能帮助他的事业的女人上床。他还坦言，为了完成电影拍摄，他愿意做任何事——在《峡谷》片场赤身裸体出现在罗韩的更衣室里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筹集数百万资金拍摄一部关于身患绝症的纪录片导演的艺术片，只是他最近的一次冒险。

回到老年活动中心的另一个夜晚，施拉德还有两天就 要完成《噢，加拿大》的拍摄了，他很高兴，也很自豪，因为他又有一部新电影要开机了。我问他，是什么让他在大多数人都去写回忆录之后，还能坚持不懈地找钱和拉拢人才。

「你必须在早上醒来时告诉自己，『好吧，没人认为我能搞定这个问题。但我一定要解决这个小问题。』于是我把这些零件和装置放在一起，让它们开始相互发生作用。」他停顿了片刻。「你需要打一个上旋，让球冲起来。」

就《噢，加拿大》的情况而言，这个上旋始于基尔。

「我已经有40年没有与理查合作过了，但他完全与《美国舞男》以及我联系在一起，」施拉德说，他很清楚，《天堂之日》《军官与绅士》和《漂亮女人》的导演们可能会不同意他的看法。「在这部影片中，他扮演的是身材干瘪版的『舞男』——这就是我想要的上旋。人们对我说，『有很多其他演员都会演得很好——乔纳森·普莱斯、汤米·李·琼斯等等。』」施拉德咧嘴一笑，搓了搓手。「他们会演得很好，但没有上旋。」

施拉德知道，只有扮演年轻版的法夫的演员能打出弧线，才能实现终极的上旋。「现在，我们还需要什么旋转？好吧，我们需要年轻时的理查。回到《美国舞男》——我四处打听：『如果现在给《美国舞男》选角，你会选谁当主演？』雅各布·艾洛蒂出现了。」

我问施拉德是否此前就认识艾洛蒂，「不，」他简单回道。

施拉德被简单告知了 艾洛蒂 的情况，包括他在《亢奋》中的角色，以及他在当时即将上映的电影《普瑞希拉》和《萨特本》中的表现。当他最终选定艾洛蒂并告诉他的朋友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时，这位编剧赞叹道：「真是绝了。」

施拉德又喝了一口马提尼，微笑着说。「你总是要想『谁会受益？』（cui bono），如果他们不会从中受益，你就别去找他们。当你去找演员时，你必须说：『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因为我刚给你打过电话。』」

一位艺人经纪人最近问施拉德，他是如何在不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让奥斯卡·艾萨克这样的顶级演员愿意出意他的电影。「我其实给了他报酬，」施拉德回答。他拿出手机，给那位经纪人看了一张艾萨克登上法国电影杂志《电影手册》封面的照片。「他可以把这本杂志存到银行。」

艾洛蒂很符合施拉德的期望，但上旋有时会导致后期协调的问题。艾洛蒂比基尔高出将近一英尺，因此不得不取消了两人并肩出现的镜头——年长的法夫逐渐变为年轻的法夫。尽管如此，施拉德还是捕捉到了艾洛蒂接近80年代基尔的性感程度。在纽约州哈里森一条街上的一家商店进行晚间拍摄时，艾洛蒂在拍摄间隙与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外面谈论女孩和举重。不到一个小时，就在周边聚集了500人。

事实上，艾洛蒂即将主持《周六夜现场》节目，并与澳大利亚的一位电台制作人发生冲突——后者不断追问他是否还保有他在《萨特本》的片场洗过澡的用水，但这都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今晚，艾洛蒂在签完名后，又不失专注地开始了他的精彩表演。

「他是一个认真的演员，而不是只会卖傻的靓仔，」基尔说。

夜晚闷热潮湿，施拉德的呼吸比往常沉重。在拍摄间隙，他从窗户向外窥视为艾洛蒂聚集的人群。「他不知道这枚火箭会把他带去哪儿，」施拉德说。「这也许反而是件好事。」

施拉德有一种末日将至的感觉，不是就他本人而言，而是他所熟悉的生活。他把家里的房子给了女儿莫莉，并担心赫特的生命不会有很长时间了。「也许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我不知道，」他平静地说。

施拉德开始更注重自己的情感生活。去年感恩节，施拉德带着儿子萨姆回到密歇根州，与多年未见的表亲们共进节日大餐。施拉德总是有备而行，他带着自己的酒和开瓶器来到一桌禁酒主义者面前。

「我的表姐长得和我母亲太像了，」施拉德说。

施拉德与家人的关系充满矛盾。多年前，他向我坦承拍摄1979年的《赤裸追凶》——该片讲述了一位父亲寻找身处色情行业的女儿的故事——是为了向父母叫骂（施拉德的父亲从未看过他的任何影片，但曾公开抗议《基督最后的诱惑》。）

在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中，施拉德又回到了为什么要让法夫变得更凶狠的问题上。他说，他理解莱纳德·法夫对他儿子所做的一切，因为他对自己的兄弟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先是告诉我，在他们早期的一些合作项目中，他是如何从哥哥莱纳德那里窃取功劳的。莱纳德是个日本迷，越战期间他在东京躲避战火，对日本的黑道很着迷。兄弟俩合作完成了1974年的《高手》，但保罗并不满足于分享功劳。

「我们一起写了这个剧本，」施拉德说。「而我对他说，『我想用这部作品一鸣惊人。我想获得编剧的单独署名。我们可以共同署名「故事作者」。』这太下流了。」

他摆弄了一会儿眼镜，捋了捋毛衣的袖子。「后来我在《三岛由纪夫传》里写了他的名字，但那完全是我的作品。」

正是莱纳德向保罗介绍了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这位广受赞誉的日本作家在一次让日本回归武士文化的不切实际的尝试之后自杀身亡。兄弟俩与莱纳德的妻子千惠子共同担任编剧，但当保罗前往日本拍摄《三岛由纪夫传》时，他把哥哥冷落在了一边，自己一个人与剧组人员一起通力协作。莱纳德其实也住在同一栋楼里，但施拉德没有把他纳入团队。施拉德的手因为激动而开始颤抖。「当时我认为莱纳德会削弱我的叙事、我为《三岛由纪夫传》创作的奇妙故事。」

《三岛由纪夫传》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但莱纳德不想去，尽管他有另一部电影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他写了《蜘蛛女之吻》的剧本。「我对他说：『没人能让自己写的两部影片同时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施拉德说。「他回答：『这是你的机会。你必须去。』但他不去，因为他知道我会让他成为助威团的一员。他无法接受。」

施拉德并不气馁，他说服了千惠子前往，理由是这部电影受益于他所谓的「日本风情」。《三岛由纪夫传》赢得好评的同时，莱纳德却丧气地回到了洛杉矶。

第二年圣诞节，保罗邀请莱纳德和千惠子来探望玛丽·贝丝和他以及当时还是婴儿的莫莉。「我曾设想这是一次和解，为我从他那里偷走『日本』道歉。」莱纳德拒绝了，但还是给全家人寄去了礼物。保罗则将礼物原封不动地退回。

「那就像一把刀，」施拉德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在那之后，莱纳德只拍了一部电影，于2006年孤独终老。

「你可以为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各种行为开脱，」施拉德说。「但有些事你不能。你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蠢事。」

施拉德的懊悔让我想起了莱纳德·法夫在《噢，加拿大》中的一段话。「所有事物都会消失，」他说。「它们会消失或被遗忘，就像你曾经爱过或爱过你的人。」

我被施拉德对他哥哥怀抱的悲戚所打动。后来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施拉德去年曾向《纽约客》讲述过一个版本的关于莱纳德的背叛故事，也曾在上世纪90年代跟比斯金德讲过。这让我不禁怀疑，施拉德告诉我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为了忏悔，不如说是一种叙事手段。或许，他是在为这篇关于保罗·施拉德的电影的报道给出一个完美的收尾——而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生都是骗局的男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