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等级君主制：制度的设计和世界帝国理论，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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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前提是保证民主的广泛性，保证人民手中享有政治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决策力。

人民立法者和等级君主制

中世纪马西利乌斯的“人民主权论”暗含了这一理想:王权并不是来自于上帝并通过教皇授予国王，而是来源于公民共同体。他主张实行等级君主制，即人民有权力选出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为表达人民意志。

1324年，马西利乌斯的代表作《和平的保卫者》完稿，之后便开始为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效力。当时路德维希正处在与教皇的激烈争论之中，教皇不承认皇帝的当选和正统性，认为帝国的宝座是空的，而自诩为帝国的管理者。

1327 年和 1328 年，马西利乌斯陪同路德维希前往罗马，以巩固他在意大利吉贝林派中的地位和皇家官职的合法性。这可以被看作是马西利乌斯反教皇主义的一次实践。但是，这是一次注定失败的实践。

按习惯法，皇帝通常需要在罗马被教皇加冕，以示王权继承的正统性和上帝的认定。但是鉴于当时路德维希与教皇的针锋相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路德维希由科隆纳以罗马人民的名义受冕，同时，皇帝又以“整个神职人员和罗马人民的权威"废黜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并任命了新教皇。

这充分体现了马西利乌斯的“人民主权论”，为世俗皇帝的权力来源找到了理论依据:王权并不是通过教皇的授予，而是间接来自于上帝。相反，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来自于人民权力的转让。因此，教皇无权干涉世俗权力。

同时，马西利乌斯被任命为这座城市的牧师。然面，及至1328年8月，路德维希由于缺乏资源，缺乏吉贝林派同盟的积极支持，被迫从罗马撤军，第二年又从意大利撤军。马西利乌斯也一起回到了巴伐利亚，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1336年至1337年，路德维希与约翰的继任者本尼迪克特十二世进行谈判，并开始与马西利乌斯、奥卡姆的威廉等学者逐渐疏远。然而，在 1340-1341年，马西利乌斯的学术活动再次活跃起来，撰写了《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马西利乌斯的目标不是制定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而是解决一个亚里士多德在前基权教时期难以提出的问题:教皇在精神和世俗权力范围内的侵占和滥用，其结果是对社会和平造成威胁。

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这一延伸，使马西利乌斯公然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在强制性地将人法与教会法严格区分开来的过程中，马西利乌斯将人类法的唯一来源——立法者定义为人民或全体公民，或其更重要的部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人的品行和才能。

人民立法者理论是马西利乌斯代议思想里最有分量的一部分，不少西方学者也称之为“人民主权”思想。因为《圣经》中对教权的来源表述的十分清晰--来自上帝的授予，但是对于世俗权力的来源表述的并不明确，这引起了中古教权与俗权从属关系的极大争议。

教权派认为王权所统治的是物质性的对象，自然不能与教会在精神世界的统治相提并论，因为物质从属于精神，所以王权也应该从属于教权。教会有权干涉世俗事务，而王权派却不以此为意。

因此，一些代议先驱们迫切地为俗权建立理论依据和话语体系。世俗世界中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便是当务之急。王权派认为王权并不是通过教会的授予来源于上帝，而是直接来源于人民。

马西利乌斯是王权派的典型代表。整于基督教的社会价值，马西利乌斯肯定了教会在精神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在世俗领域的调节作用。但是在世俗政治事务中，教会必须服从于国家的统治而非参与国家内政、甚至是凌驾于国家之上。

综上所言，马西利乌斯认为法律应当从公民共同体的实际利益出发，只有将立法权赋予人民，每个人都从个人的实际利益的角度考虑，才能在社会与自我的平衡中制定出谋取公共利益的法律。

世界帝国理论

世界帝国理论的宗教色彩，最终在文艺复兴的学术浪潮之中受到冲刷。以但丁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学者，倡导去神学化、重世俗性，将“世界帝国”的概念重新解读为世界政体内的自由和正义。政教分离是其基本特征。君权授自上帝。而与教育无关。这为之后“公共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推行提供可能性。

但丁的著述《论世界帝国》与马西利乌斯的《和平的保卫者》命运相似，在巴伐利亚路德维西和约翰二十二世的政治斗争期间，众多讨论国家公共关系的小册子和著述难逃厄运。1329年，这些著作在博洛尼亚被教皇使节贝特朗·杜·波加特主教公开焚烧。

《论世界帝国》第一版于 1559年宗教改革期间出版，1564年再次被列为禁书，直到19世纪才被解禁。1921年，当本尼迪克特十五世在教皇通谕中赞美但丁的作品时，它才得到最终的认可。

首先，在《论世界帝国》中，但丁主张，全人类文明的共同目标是全面地、充分地发展人的智力，使人类在一切知识和艺术方面能够有所创造。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是实现全人类目标的基础，而建立“世界帝国”则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基础。

当然，世界和平的愿望与当时意大利支离破碎的政治现状有一定关系。可以说，他是一位颇具政治抱负的诗人。在这其中，他还曾探讨过人类与上帝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世界帝国”的设想也符合上帝对天国的统治模式、在处理各种分歧上最高权威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自由正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多个视角论证了“世界政体最有利于实现统治”的主张。

但丁的政治思想有了明显的革新性:君权的来源与教皇无关，换言之，教皇无权干涉世俗生活中国王的统治权，教会应当在世俗生活的范围内被驱除出来，国家的统治可以完全摆脱教会，这一主张为代议制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只有政教分离，才能让世俗权力从教会领域中摆脱出来，将政治权力关系的重点从国王(或皇帝)与教皇转为国王(或皇帝)与人民，让君权的来源问题摆脱教皇的束缚。至于君权来源于上帝，则是出于某种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并没有实际政治意义。

综合而言，由于中世纪很多政治词汇还混沌不清，诸如共同体(community)议会(council)代议(representation)和宪法(constitution)等，加之对它们的研究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词在不同领域分别可以指代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实在，只是到了近现代，才开始对法律和政治进行独立思考。

其实，在中世纪并没有这样明确的划分。所以，中古思想家在探讨涉及“共同体”“议会”或“代议”等代议理论时，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代议理论通过基督教神学的宣扬和传教，通过思想家的继承、传播、争论和交流，对中古后期的英国代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