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启蒙，传统与保守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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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法理论在诸多方面展开猛烈抨击，批判封建王朝。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民主与人道的一面:启蒙与大革命的民族主义

法国涌现了众多的启蒙学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

较之其他几位依旧推崇“开明君主制”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继承了英国人洛克、弥尔顿等人的大众主权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启蒙时代最激进的政治主张——“人民主权论”，直接为法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

卢梭的民族主义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的宗旨和目的，他反对一个民族为了本身私利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而且，；卢梭本人也没有表现出对哪个国家有什么特别大的爱好。

他相信，人们只要把握住自由与平等、公共意志、人民主权这些工具，就能实现全世界各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的友爱。

卢梭的民族主义期望实现全世界民族的大友爱，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思潮也是强调热爱全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他们不是狭隘地从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全人类的幸福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卢梭代表的法国启蒙时代的人道民族主义，同时还延伸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不同地方的人民不但有权决定他们所要的政府，而且也有权决定他们所愿附庸的国家，成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这个时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经常奔走异国他乡，用自己的人道精神服务于各国“开明君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认为每个人是可以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国家。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如果我知道有些事情有益于我的祖国而不利于欧洲，有益于欧洲而不利于全人类，我将认为这是犯罪。”伏尔泰撰写的学术巨著《风俗论》，旨意正是要让人们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书中对异域文明的赞美，正是体现了伏尔泰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和民族偏见，用人道和启蒙的伦理观点看待全人类的文明。那么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潮，又如何会同时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呢?实质上，这两者的“二律背反”中也有“和”的一面。

18世纪法国人道的民族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家的笔下建构起来的，而启蒙思想的中心依据是自然法和理性。自然法和理性是普遍的，全人类都应该享受它们带来的公正、自由和幸福。这些因素，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

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共同对抗的对象就是封建王朝国家。因此，18 世纪法国人道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自然只是“貌不合”，而“神似”了。它们的“神”浑然结合，统一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

18纪法国人道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满足法国本民族的解放与进步，它的内涵还包括欧洲与全世界的民族都应当效仿法国人建立民族的统与自主，排除专制与特权，摧毁束缚他们的桎梏，人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和平和友爱。

但是，大革命后期，法国的民族主义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方向，淡化了民主主义的色调，强化了民族主义的情感，显露出专制、怀疑、狂热的一面。这是法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史学界称之为雅各宾民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雷斯时代的极端民族主义虽然在本质上与此期的雅各宾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但在崇尚军事力量、崇拜伟人等方面却有着相似的地方。

传统与保守的一面:反启蒙与反革命的民族主义

在18世纪的西欧，与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的理念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到了大革命时期就越发表现出其尖锐和苛刻的一面。

他们攻击“人民主权论”，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疯狂行动、雅各宾专政期间的恐怖统治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都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带来的恶果。

此外，他们还攻击雅各宾民族主义，指责雅各宾民族主义一味追求自然权利，却破坏了现实社会与其历史根基的联系，无视存在于传统中的超自然力，即宗教的力量。

在表达这种责难与批评的人中，多数人是宫廷贵族、流亡贵族，以及一些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可以被总称为“反革命派”，即反对大革命。

在这些人看来，贵族是社会的精英，没有贵族，人类发展就没有了希望;国王就是国家主权，效忠国王即效忠祖国。这一群体的最初代表有英国的柏克，法国作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和法国流亡贵族路易·德·博纳尔伯爵。

柏克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先驱，也是英国批判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人。因此他的思想和法国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有着密切关系。

柏克在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就在他的《法国革命论》中，以充满激情而又酣畅淋漓地文笔大肆抨击了大革命的原则。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

光荣革命是使英国摆脱君主专制统治，重建英国传统秩序的“光荣”的革命;而法国革命则犹如风卷残云一般把过去与现实完全割断。然而，文明是一个长期的积淀过程，尊重祖先的遗产是社会的第一使命，如果改革不可避免，那也只能依靠经验渐进式地改良。

作为亲历法国大革命，并身心受到革命伤害的法国反启蒙思想家，德·迈斯特从宗教观出发对法国革命的批判，显得比柏克走得还要更远。

迈斯特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完全是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对堕落的法国的考验和惩罚，因为不信教的法国人在整整一个世纪都无视自己的宗教使命。

作为遭受大革命“残害”的贵族的一员，迈斯特当然竭力拥护君主制，他曾以蜂群的组织来类比人类社会：“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人类社会其中可有主权者，就如无法想象一个蜂巢和蜂群中没有蜂王一样，因为，依照自然的永恒法则，蜂群就是如此存在的，否则它就无法存在。”

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以巴雷斯为代表的保守民族主义正是承袭了传统主义的衣钵。他们标榜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雅各宾派则是虚伪的爱国主义者。

此处，不妨用传统民族主义来代表这种作为雅各宾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思想流派。传统民族主义是封闭性的民族主义的发端和最早表现形式，此后法国的民族主义天平在两位波拿巴的统治时期逐渐右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