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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盟国对德国实施分区占领之时，《明镜》周刊一方面发挥了媒体的重要作用，参与了盟军对德国社会进行非纳粹化与“再教育”的历史政策的宣传;而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了德国大众对这些历史政策态度的缩影,鲜明体现了德国社会不愿接受盟军历史政策的种种言论与反抗。
那么，当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后，对于联邦政府制定与实行的大赦政策，以《明镜》周刊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保持着怎样的态度，并且又做出了何种反应呢?
《明镜》周刊在大赦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及其态度立场
较之于占领时期对盟军历史政策的大量篇幅报道与评论，《明镜》周刊对于联邦政府历史政策的报道数量明显骤减，连前一阶段的一半都不到。
这也无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于这个在被占领多年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以大赦为核心的历史政策并不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观察和了解的焦点与兴趣之所在。
1949年夏季,《明镜》在第25期中报道了奥地利70万前纳粹党人在大选前通过大赦而重新获得了投票权,此举引起了奥地利各政党对这些选民的争夺,甚至不惜以撤销所有对纳粹的判决和归还所有国家没收的个人资产来争取前纳粹人的选票，从而获得数量可观的议会席位。
这则报道看似德国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许多结束非纳粹化和要求大赦的声音。而在这则报道的两个月后，想要对过去“沉默”的社会大众在大选中选择了“向前看”的阿登纳政府。
在1949年大赦令颁布后，整个德国社会在大赦的氛围下，对结束非纳粹化出现了更加强烈的期待。这一点在联邦德国社会大众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是在联邦德国出现了一类新的“弃儿”。
《明镜》周刊在1950年第19期的“侍从官”中报道了这一社会现象。随着联邦德国的建立，社会大众普遍对盟军非纳粹化政策表现出厌烦与不满,并且把这种糟糕的情绪迁怒到了那些参加过各种非纳粹化机构的德国人身上，甚至对他们发出了“回到美国佬那儿去”的咆哮。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些人在社会其他人的敌视态度下，很难再找到就业的机会，成为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类新的被驱逐者。
与此同时，联邦州政府也启动了结束非纳粹化的程序。《明镜》周刊在1950年底 37期的“工作”中报道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在向国会发表的政策声明中提出了要结束前纳粹分子的非纳粹化"。
随后《明镜》周刊在1951年的第9期中跟踪报道了该州的州议会正在拟定一项结束非纳粹化的法律。而自由民主党的党团在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的州议会中提出销毁所有非纳粹化文档的要求;德意志党团也在不莱梅市的市议会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最终，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在1951年5月宣布非纳粹化结束，《明镜》周刊在第22期中进行了报道。对于联邦各州政府结束非纳粹化的程序,《明镜》周刊的报道同样不涉及任何评价。
对于联邦政府1951年通过的《基本法》“第131条”,《明镜》周刊更多地关注了该法令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在“第131条”还没有在国会通过之前，《明镜》周刊在1950年的第30期的“养老金”一文中报道了“第131条”的详细内容以及其牵涉到的人数。
该文认为，根据“第131条”规定所要发放的养老金对政府财政来说是相当棘手的，因为联邦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预算资金”。直到《基本法》“第131条”立法后的1951年，《明镜》周刊报道联邦政府内部仍然在辩论如何计算这笔资金的问题°。
与此相似，《明镜》周刊对于1954年大赦法的报道也是将矛头对准了该法令的实践问题。1953年第30期的《明镜》周刊以“传闻”*为题，报道了联邦内阁已经批准了大赦法草案,并且指明该草案是清理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所造成的特殊情况。
《明镜》周刊在报道中也提及了草案在联盟政党内部存在派系尖锐的辩论。然而，当大赦法迟迟没有最终结果时，《明镜》周刊在1954年的第24期中对此提出了批评。
文中指责联邦议会的犹豫不决阻塞了联邦德国的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超过半年之久;而且原本应该5月底在联邦议会通过的大赦法，因为多数议员缺席去参加基民盟的党代会导致大赦法被挪出议会议程也令《明镜》周刊不满。
1955年1月，《明镜》周刊在报道联邦政府启动的新一轮对联邦雇员的刑事诉讼时，回顾了1954年大赦法的出台过程，并且再次批评大赦从想法到实施的过程过于漫长而乏味,致使联邦德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至今还处于混乱之中。
《明镜》周刊尖锐地指出，立法和司法是两个不同的种类，它们在不同的轨道并行。如果立法机关出于政治原因把大赦视为适当的，并且司法急需这个政治目的，那么政治和司法就产生碰撞，而碰撞的地点就在宪法法院，宪法法院面对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上述《明镜》周刊对大赦政策的报道来看，媒体对于联邦政府提出大赦的想法并不反感，甚至在最初的1949年大赦令制定过程中，主动参与进来，利用舆论，成功帮助了大赦令的出台。
而媒体对于大赦政策的诟病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大赦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在延伸大赦令的立法程序中耗时漫长，各党派在议会讨论中经常意见不一，大赦法在实际操作中的负面作用等方面。
《明镜》周刊眼中的汉斯·格洛布克一一对大赦政策获益者的报道与评价
从1950年3月开始，在联邦德国内部发生了第一次围绕格洛布克的争议，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在多次国会财政预算辩论中，就格洛布克此前的资历抨击阿登纳政府的用人政策问题,而以阿登纳为首的基民盟议员则一次次地为格洛布克做出辩护。
《明镜》周刊压根就没有参与这场轰轰烈烈地辩论，报道中也没有发表任何对格洛布克的评论。而后直到1953年8月底之前,《明镜》周刊涉及格洛布克的报道总共只有4篇。
在1953年的联邦大选前夕,《明镜》周刊第一次与格洛布克产生冲突。在第35 其中报道了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西区融合的对手，德国中央党达成了选举交易，格洛布克是见证人。
一周后，政府辟谣，《明镜》周刊在35期中的报道被斥为“一派胡言”。针对《明镜》周刊的报道行为,联邦政府很快采取了措施，国务秘书奥托·伦茨和格洛布克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信息部的备忘录并提交给了阿登纳。
在该备忘录中，伦茨和格洛布克想要将信息部与联邦安全局联合起来，内容涉及准备新闻法和加强对大众传播的管控等,《明镜》周刊在第39期中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第一次刊登了格洛布克的照片。
在《明镜》周刊第40期的报道中，伦茨与格洛布克的备忘录引来了国内外的一片反对之声，最终没有为阿登纳所采纳。尽管《明镜》周刊在这场风波中对格洛布克的备忘录强烈抗议，但是《明镜》并没有提及格洛布克的个人历史，仅仅是为了新闻独立与自由而进行抗争。
1953年9月6日联邦大选后，阿登纳在10月9日再次当选为总理。10月27日，格洛布克被任命为国务秘书。许多报纸在第二天立即报道了此事，并且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格洛布克在历史上的角色,《明镜》周刊仍然没有参与此次的报道。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明镜》周刊对格洛布克的报道继续维持客观陈述。当然,格洛布克在阿登纳政府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显著。几乎联邦政府的任何决定，他都参与其中，并且他在阿登纳身边的角色就是一名顾问，对其个人事务和其他问题进行协助。
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在于，《明镜》周刊在1955年第37期报导的当年9月格洛布克随阿登纳出访莫斯科之行。因为格洛布克既不属于外交部，此前也从未参与过总理的出访活动。由此可见，格洛布克受到了阿登纳的绝对信任。
1955年11月，由于阿登纳生病，总理府的事务交由格洛布克全权处理。于是格洛布克成为总理的首要和私人性的顾问,这使得他再一次引起了争议。
对此,《明镜》周刊在第46期的“世袭民主”一文中指出阿登纳的疾病造成了不稳定的形势，格洛布克作为唯一一个持续接触阿登纳的人,《明镜》周刊不仅以格洛布克在总理府前的照片佐证这一事实，并且讽刺他已经做了一周的总理。
1956年1月的第3期《明镜》周刊又引用了社会民主党对格洛布克的评论。社会民主党负责内部管理的议会委员会主席弗里德里希·迈尔指出，如果有一个运作良好的人事评估委员会能够对联邦政府部门的人员结构进行审查，像格洛布克这一类的人很难有机会到达现今的职位。
《明镜》周刊在这两篇报道之后，没有再参与其他政党与媒体对格洛布克的讨论。直到1956年4月这场讨论开始回落后，《明镜》周刊才在第14期中首次将格洛布克作为封面人物，并配以“权力前厅里的办公室主任”的标题。
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明镜》周刊对格洛布克的报道又回到了先前客观陈述的状态。唯一值得关注的消息是1957年3月格洛布克的美国之行。
《明镜》周刊在第10、15期中报道了格洛布克原本打算前往美国的行程因为其个人的历史遭到美国公众及犹太人组织的强烈抗议而被迫取消。
同时，格洛布克原本要在乌拉圭参加的活动也收到了当地犹太人的抗议与威胁。对于格洛布克在国外面临的尴尬，《明镜》周刊并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从《明镜》周刊的角度来审视德国社会中媒体对待联邦政府大赦政策的立场与态度，不难发现，至少有一部分媒体对于大赦政策有很高的认同度与配合度，它们从来没有认为联邦政府不应该实行大赦。
但是从媒体对政府政策旁观与监督的角度出发,媒体也确实发现了大赦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不合理因素和负面效果。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来揭露这些发现，透露出希望联邦政府对大赦政策的可操作性进行完善。
而以《明镜》周刊对大赦政策受益者中的典型人物汉斯·格洛布克的报道来看，除了格洛布克本人存在的复杂经历之外，德国社会对这些受益者的态度与评价也充满着复杂性，这其中不仅仅只是“克服历史”的因素。
可以说，在媒体的报道中也更多是打着“克服历史”的幌子。在《明镜》周刊参与的两次围绕格洛布克的争议中，第一次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与独立，第二次则是对阿登纳政府权力集中体制的批评，格洛布克的个人历史在其中成为了发起攻击的切入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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