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2年，49岁的吴国桢做出了一个决定：前往日月潭，静心养病。当夜，他轻装简行，约定与司机简火万一同驱车南下，临近出发，却左右寻不到他的心腹，吴国桢只好临时叫上了汽车修理队的一位包姓师傅。
车辆行驶不过片刻，师傅惊骇地告诉吴国桢：“这辆车的螺丝帽和前轮插销都被动过手脚，如果开到前方的陡坡，一拐弯就会车胎分离。”吴国桢只好迅速叫停，他和夫人坐在车中久久不能宁静，可想而知，如果师傅没有发现这车的诡异，今日便是他和妻子的殒命日。
回到台北后，他连夜修书一封，告知了宋美龄此事，宋美龄闯进了蒋介石的书房，怒斥蒋介石：“这就是你们父子俩干的好事，简直是法西斯做派！”
此事背后暗藏何等玄机？为何宋美龄要怒斥蒋介石父子？知人论世，蒋氏家族和吴国桢之渊源，还待细细说来。
吴国桢其人：深受倚重的国民党高官
吴国桢，1903年10月生于湖北建始凉水埠，5岁那年，吴国桢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父亲身边。
1914年，11岁的吴国桢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这所学校里，他与16岁的周恩来结为异姓兄弟。他加入了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吴国桢在该会任“童子部部长。”
此后周恩来逝世，吴国桢再见两人结拜之时的照片，只得哭悲：“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1917年，吴国桢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吴国桢被保送至美国衣阿华州格林纳尔学院留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后，他又转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26年，以《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正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吴国桢接触到了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褀之弟郭泰桢，而后又同宋美龄、宋子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为他归国后快速进入国民政府从政埋下了契机。
1926年秋，吴国桢回归，起初，他在上海政治学院任教。1927年，郭泰祺提携了一把当日老友——吴国桢被任命为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涉科长，这对于一位初登政坛的年轻人，起点不可不谓非凡。
1928年，年仅25岁的吴国桢出任条约委员会委员。彼时，吴国桢虽然初步受到民国政府的起用，但是他尤不满足，他有着更为蓬勃的野心，他绝不安于此岗位，他的目光，放向的是更能展露拳脚的乱象，他希望往上爬。
彼时的武汉三镇是全国著名的商业重镇，然而，因为缺乏善理财的官员，该地财政因为驻军开支，日益入不敷出。一来到汉口，吴国桢便从当地窥见了自己晋升的机会。
当下，吴国桢联系了担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参谋长的张华辅和省主席张知本，两人都是其父吴经明的旧识，随即手书《整理财务税收方案》万言书，将自己赴美学习经济、政治、市政等经历一一介绍，托人转交李宗仁。
加上张华辅、张知本在李宗仁面前的极力举荐，很快李宗仁便注意到了吴国桢，他在汉口设置了湖北烟酒税务局，任命吴国桢为局长。
1929年，吴国桢进入汉口市政府，担任参事、土地局长、财政局长多职，1931年5月，吴国桢担任省委政府委员兼财务厅长。
1932年，蒋介石坐镇汉口，他计划在汉口居留半年，武汉地区作为通商口岸，华洋杂处，需要一名精通英语、熟悉当地情况，且有着留洋经历的秘书。
这是吴国桢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经过何成浚的推荐，他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吴国桢在给蒋介石当秘书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已经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干表现出了惊讶和欣赏：吴国桢每日需要为蒋介石整理会议记录、起草文书、整理搜查若干资料、整理蒋介石的讲话、翻译重要英文报刊的消息，出席各种会议，随机应变充当蒋介石的耳目。
宋美龄因为曾在国外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对有着留学海外经历的青年人有着天然好感。彼时，蒋介石曾说：“若是谁能将北京、广东、上海、汉口（后为武汉）四地握在手中，那么全中国便尽在掌握之中了。”
此时，武汉的赋税收入仅次于上海，他对这个华中重镇寄予厚望，次年，他提拔年仅29岁的吴国桢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一时间，蒋介石的亲信对其颇有微词，对吴国桢，更是嗤之以鼻，颇为不服。
1939年，吴国桢担任重庆市长，彼时，吴国桢36岁。在这里，他再次同青年时代的密友周恩来相遇，因为不同的主张和政治信仰，两人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
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曾有言：“我看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但周恩来却说：“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诚然，一国前途命运之争，如何能妥协？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会谈，会后，张群按规，将会议记录传给了宣传部，时任宣传部部长得吴国桢发现，一场会议记录，全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对他的尖锐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