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法国妇女恢复选举权运动：重启争论，妇女团体组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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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介入，导致 1914 年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突然中止，妇女选举权运动一直到1916 年中期才恢复。大多数的法国参政者直到1917 年，才重新开始活动。

1916年1月，卡米尔·贝利龙给流亡在外的阿利亚·利写信时说道:“关于女权主义，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万伦丁·汤姆森在《女性生活》写了篇社论:在每个人都必须为死者哀悼的时刻……女权主义者必须保持沉默。"

重启选举权争论

贝尔当时的声誉很大，他提出这种想法时，妇女参政者们很难保持沉默。当他第二次在参议院提出这样的想法时，妇女参政者们开始谈论这件事情了。

女权主义者们一开始对“死者选举权"反应不一。其中不乏支持者。由德·威特·斯伦贝谢领导的UFSF中央委员会甚，至与她们在下议院的支持者开始谈论这件事的可行性。

这震惊了其他妇女参政者，玛利亚·维洛娜坚决反对“死者选举权”。她说:“难道杀死男人的子弹创造了智慧的女人吗?”

卢塞尔的态度比玛利亚·维洛娜更坚决,她在《平等报》写道:“不，贝尔先生，我们都是有良知的女人，不需要您的这种有害的慷慨，我们不想替别人思考和说话。”

贝尔的提议在下议院没有被议员们考虑，但确实刺激了妇女选举权重新提上议程。普选委员会决定支持修改版的杜索斯法案，委员会任命了一个新的报告员，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

委员会决定战争结束后就重议法案，弗朗丹支持这个提议，他坦率地说:“议会在战争期间讨论妇女的选举权，就是犯罪。”1915-1917 年有许多迹象表明 ，国际妇女选举权运动复苏了。

丹麦和冰岛妇女在 1915年获得投票权。同年英国下议院也在讨论选举改革问题。在加拿大的西部省份，阿尔伯塔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在1916年给予妇女地方选举投票权。1917年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也同样给予妇女这样的权利。

1917年初，普选委员会开始复议妇女投票权问题。瓦雷恩在1月会见了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联盟的领导人，并讨论保守的修改杜索斯法案问题，1917年2月15日，弗朗丹将重写的法案递交委员会。

弗朗丹提议修改 1884年的地方选举法对francais 这个词的定义，将它重新表述为“适用于两性，且毫无差别”。弗朗丹还认为杜索斯法案需要修改两个地方:一是规定所有21岁及以下的女性和男性都没有选举权，二是妇女成为市议员后就不能竞选参议院议员。

委员会批准了修正案，并打算战争结束后公之于众。这个修正案在女权主义内部引起争论，因为一些激进分子认为妇女应该和男性一样拥有完整的选举权利。

玛利亚·维洛娜认为妇女参政问题已经重启，妇女参政论者不能容忍问题的讨论仅限于巴雷斯和弗朗丹的思想。激进代表团把她们的想法告诉了瓦雷盟，最后普选委员会还是采用了弗朗丹的计划。

玛利亚·维洛娜在媒体上批评了这种做法。几周后，玛利亚·维洛娜和杜兰带领一个代表团会见弗朗丹。她们直言不讳的诉说了她们的不满。法国妇女权利联盟反对妇女政权论者的自我抹杀，重新赢回了女权主义左派的支持。

路易斯是妇女获得选举权团体的名誉主席，也催促女权主义者为自己的完整权利努力。但下议院只同意妇女拥有市政选举权，拒绝给予她们完整的权利。到 1918 年年中，这场争论更加激烈，人们发现战争结束后选举权运动比1908年以来更加分裂了。

1919年，普选委员会正式提出了两个议案，一个是1917年由弗朗丹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法案，第二个是1918年1月由索姆省的埃米尔·马尼兹提出的法案。马尼兹提出给妇女完整的投票权，但是妓女和妓院的老鸨除外。

委员会就两个法案的可行性问题展开讨论，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妇女已经争取到了选举权，法国若再不通过妇女的选举权议案，法国有可能是西方先进国家中最后一个承认妇女政治权利的国家，讨论的结果是妇女无法获得完整选举权。

妇女仍然无法获得完整的选举权，是因为议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战争给法国留下的创伤实在是太大了。法国北部作为一战的主战场，往日城镇星罗密布，现已成一片废墟，满目疮痍。

地理学家阿尔贝·德芒热翁在所著《欧洲的衰落》中，把法国称为“死亡地区”。经过这场浩劫，法国工业生产下降了35%。商船吨位减少了30%，全国交通几乎陷于瘫痪。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共有222132间民房、6575座公共建筑被毁。其中，严重毁坏的建筑为128196间和4391座，这致使大批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战争期间，物价上涨了四倍。法郎贬值了 50%，内债由 1914 年的335 亿金法郎增至1919年的2190亿金法郎，外债也在1919年达到330亿金法郎。法国阵亡及失踪者达131万人，占动员人数的16%，另有110 万人为不同程度的伤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为终生残废。

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灾区重建，难民重置、债务和物价问题。为了重建法国北部，众议院特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直到1934 年才完全中止活动。为了使遭受战争重创的法国北部经济重新走上正常轨道，政府整整花了 16 年的时间。

战争刚结束的法国政府没有那么多精力关注妇女问题，甚至政府关心退伍军人的就业问题比关心妇女的失业问题还要多得多，在政府看来，妇女失业不会引起社会骚乱，退伍军人没有工作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除了要解决焦头烂额的国内问题，法国政府还要考虑战后如何处置德国，如何保障法国的外部安全。这样的情境下，妇女想要争取完整选举权几乎不可能。

妇女团体组织的变化

战后妇女团体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新的团派出现，一些旧的团派经历了大换血。法国妇女权利联盟(LFDF)的主席由玛利亚·博纳维尔换成了玛利亚·维洛娜，玛利亚·维洛娜打理着联盟上上下下的事情并打算将法国妇女权利联盟打造成全国性的组织。

1918-1920，法国妇女权利联盟在全国建立了15个分部，是1914年的一倍多，其中九个分部建在法国北部。妇女选举权团派在雨贝尔蒂娜·奥克蕾死后交由她妹妹打理，这时的妇女选举权团派已经变得非常弱小了。

法国妇女理事会(CNFF)通过组织公开会和邀请著名演说家吸引媒体的注意。宣传的主要负责人是吕底亚·马提亚尔，她的宣传海报上列出女人应该投票的九大原因:女人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保护儿童、改善卫生、消除平民竄、打击酗酒、增加生产、改革民法典、减少通货膨胀和控制性疾病的传播。

战后还出现一些新的组织，比如路易斯的布鲁纳建立了女权主义宣传委员会社团，大约有250名成员。它主要通过女权主义盛会比如音乐会、戏剧和宴会吸引中产阶级妇女对女权主义事业的关注。

卡比于1918年创立周刊《浪潮》，布里翁1919年创立周刊《女权主义斗争》，佩尔蒂埃 1919 年创立月刊《女权主义者》。博丹的周刊《妇女之声》最活跃，没多久发行量达到5千份。《妇女之声》刚开始糅合了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没多久报纸转向了共产主义。

1919年，妇女运动的分裂仍然是一个问题，例如新的天主教妇女运动并没有促进UFSF和UNVF的合作。妇女选举权联盟的主席现在可以参加天主教妇女大会，肯定天主教妇女的态度并与她们达成共识。

联盟妇女们可能会考虑与天主教妇女的合作，但是相互之间分歧仍然很大。共和党女权主义者仍然认为妇女投票属于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责任，因此对天主教妇女态度的转变反应迟钝。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发现与左派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17-1921年的革命热情使许多激进参政者跑向共产主义阵营，女权主义左派在不同的时期相继失去了佩尔蒂埃、考夫曼、塞芙琳、利奥、卢塞尔、布里翁的支持。

佩尔蒂埃在共产主义的带领下去了苏联旅行，并考虑在那里永久居住下来。她们认为共产党是唯一宣扬女性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政党。

资产阶级提倡的妇女选举权改革，最多只能达到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只要经济上的不平等继续存在，男女之间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922年11月参议院的举动，成为法国妇女参政运动历史上的转折点，漫长的竞选活动已经完成。距请愿委员会拒绝雨贝尔蒂娜·奥克蕾的第一次请愿(1882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距离布伊森向议会提出第一份报告已经过去了13年。

1928年参议院再次拒绝妇女的解放，女权主义者玛利亚·维洛娜愤怒地说道：“女权主义协会绝对不会妥协，她们会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

1922 年玛利亚·维洛娜在卢森堡宫前组织了一场游行示威活动。法国妇女权利联盟准备“直接行动”，但发现没几个女权主义者对此感兴趣，资产阶级妇女沉默了。

1934-1939年，拉弗雅德在国会前举行示威游行。她们在巴士底狱广场前列队组成方阵，打搅了重要的足球盛事国家足球锦标赛和在隆尚的国际汽车大奖赛。

女权主义者在1929、1931和1937年的一大创新，是召开女权主义三级会议，但对选举权运动的帮助不大。妇女获取选举权的运动一直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始终得不到参议院的同意。

1925年4月，由贾斯江·戈达特约瑟夫·巴特尔米和路易马林主导的下议院重新认可妇女的参政，但是参议院产生了一批新的反妇女参政者，他们总是采取拖延策略。

1927年5月，皮埃尔·马洛德提写一篇报告反对解放妇女，尽管下议院不断施压，甚至在1931年下议院以319：1的票数支持妇女参政，参议院仍然拖延不回应。1933年11月，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936年7月，下议院提交另一个投票权法案，上议院还是采取拖延策略。二战前妇女政权论者最重要的胜利是“人民阵线”在选举获胜后，莱昂·布鲁姆任命了三位女性担任国务副秘书，塞茜尔·布伦希维奇负责国民教育，伊琳娜·约里奥·居里负责科学研究，苏珊娜·拉科尔负责少儿问题。

1938年2月，人民阵线立法终于结束了《拿破仑法典》关于妇女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无需丈夫的许可，妻子可以参加学校活动，设立银行账户和拿到护照。但这个法案来的太晚了，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大多都没有等到这一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