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研究的有益探索

位于石家庄平山县王子村的华北人民法院旧址，华北人民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身。任兆生/摄

作者|王伟国

责编|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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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党在西柏坡指挥战略决战、推进土地改革、推动工作重心转移、筹建新中国，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若干重大制度，定下了诸多规矩，为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及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坚实而长久的制度和规矩保障；在军事上，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立法上，颁布了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初稿）》，形成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为随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权建设上，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光辉历程，尤其是华北人民政府的法治建设历程，对于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增强法治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吉朝珑教授所著《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一书，以《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董必武年谱》《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华北人民政府法令选编》等权威文献为参考，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法治建设情况，并从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两方面，解读了华北人民政府是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是具有施行“法治”特征的新型政权。在法治理念上，1948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还在酝酿时期,刘少奇就已经开始思考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施行法治的基本治理方略；1948年9月26日，董必武在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上，郑重宣布：“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成立起来了，这个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过去好多事情不讲手续，正规化起来，手续很要紧。”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过程，诠释的正是一个现代法治政府，通过法定程序保障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法治样本。

就法治实践而言，在立法工作方面，华北人民政府在其存续的13个月里，制定“法令”“训令”“条例”“规章”“通则”“细则”等法令规章达200多项，立法之多和立法之快可谓史无前例。立法内容涵盖政权建设、支援前线、经济建设、民政、公安司法、金融、财政税务、工商贸易、交通、农业水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体现了服务中心、全面系统和精炼实用的特点。在行政管理方面，华北人民政府建立了定期会议制度、工作日记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工作报告制度、保密制度、干部任免奖惩制度、工作人员请假制度等；在行政监督上，华北人民政府恢复了抗日根据地一度废止的人民监察机关的单独建制，设立华北人民监察院；在处理党政关系上，华北人民政府建立了适合现代“正规式”政府的合理的党政关系，中共中央华北局通过的都是关于政策、纲领等大政方针的决定，而涉及政府方面的法令规章则都是以华北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布实施。在司法工作方面，华北人民政府的司法工作分为基础性司法工作、刑事司法工作和民事司法工作三部分。其中，针对刑事司法制度，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法令，确立了死刑复核制度及办理死刑案件的规定，禁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确立了刑事案件复核制度，统一了刑事案件复核标准；建立了改判、减刑、假释制度；统一了重大案件的量刑标准。针对民事司法制度，华北人民政府取消诉讼费用，取消人民诉讼须经政府介绍的制度，建立了民间纠纷调解制度。华北人民政府的司法制度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宝贵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在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的立法、行政及司法的基础上得出法治建设经验启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宗旨，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动力，法律至上、依法办事是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这些经验启示，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依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要求，加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一书，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的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无疑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

(作者单位：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