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不输美国大片，但《三块广告牌》展现好莱坞思想一面

文/葛维屏

《红海行动》让中国观众惊讶地发现，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上不输美国大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毕竟我们看到，过去只有在好莱坞大片里丛生的火爆场面，已经出现在中国电影中了，过去那些火爆场面里只能衬托着西方人的面孔，现在可以看到它同样的炽烈能够凸显中国人的英雄本色了。

这是中国“厉害了”的标志，也是中国人内心强大的结果。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好莱坞电影里并不仅仅拥有视觉的冲击力，在它的背后，更有一种精神层面的睿智的思考，而《红海行动》的所有不足、与好莱坞电影相形之下的差距，恰恰是它在人物刻画上的相当的乏力。

最近引进的《三块广告牌》为我们展现好莱坞的精神的一面，它甚至将《红海行动》里视着吸引人标志的火爆动作，统统撇除出去，而始终将镜头对准人物的内心，而正是这份内心，却每时每刻在触动着我们的心弦，去感同身受人物的情感脉动，去引发我们对于公民与社会关系这一个大命题的思考。

《三块广告牌》将它的镜头，放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偏远宁静的小镇，展现了一个美国女人在自己的女儿被奸杀之后所采取的“求一个说法”的执着行动。

这个说法，只能向社会、向警局、向政府讨要。因为政府机构承担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职责，个人在这个社会里如果受到损害，必然要向这个政府讨要说法。

这一个情节构思，在我们中国电影中并不陌生。在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执着的上访以讨要说法，虽然她所受到的伤害，仅仅是村长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但秋菊认为村长属于政府的一级机构，她只能向上级政府部门讨得自己的公正。

后来冯小刚拍摄《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同样的主题。范冰冰在剧中扮演的农村妇女受到流言的打击，她同样把自己受到的名誉与精神上的伤害归咎于政府，于是开始了她上访求诉的步步升级。

所以，群众中无小事，一起看起来不起眼的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可能通过蝴蝶效应的放大，而引起轩然大波。

《三块广告牌》实际上比较完整地说明了民众中的一起并不是政府酿成的伤害事件，会放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反制到政府部门。

我想这种对政府的反制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舆论影响层次。影片中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在女儿被奸杀之后，凶手无着，她内心的愤怒无从表达，便动用了一个偏僻道路上的三块广告牌，在上面把她的质疑矛头直指当地警局警长。

平时我们对路边的广告牌都是视而不见的，但是这个指名道姓地指向警察无能的广告牌，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媒体报道，记者跟踪，警察震动，可见民众中的一个微小的行为，都可能在舆论上影响到体制的正当性。

看看《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里面的小小的村妇的一次上访行为，往往在高层引起巨大震动，甚至可能使官帽被摘。这都反映了底层民众的一个简单诉求，都能让管理机构的漏隙得到彰显，从而引发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运动。

二是暴力行动层次。米尔德里德竖起了广告牌，成为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可以看出，舆论的巨大影响力，但是，米尔德里德并没有就此满足，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她很快将这种无声的抗议转化为实际的暴力抗争行动，她用自制的燃烧弹去引爆警察局，制造了一起暴力刑事事件。

这反映了：民众的诉求如何得不到正当引导的话，就会升级成暴力行为。

《三块广告牌》里的米尔德里德的一举一动，正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动荡升级的两个阶段。先是民众提出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那就转化为暴力行动，产生社会的动荡。《三块广告牌》虽然无关国家大事，视线也没有出离一个远离政治核心的偏远小镇，但是影片里所反映出的社会动荡升级流程脉线，却是任何一起政治事件发展的惯常路径。不能不说这部电影在看似风淡云轻的叙述中，隐含着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剖析与破解。

那么，米尔德里德的真正内心症结是什么？

米尔德里德称不上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三块广告牌》里对她的定位，不能不说体现了编导深刻的对人性的掌控能力。

从影片里的交待来看，她自然不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老公在外搭上了一个年轻的小三，她正是女人最悲苦命运的一种典型，甚至连那个侏儒都瞧不上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苦情女人而已。

而她能称得上一个好母亲吗？恐怕也不能。在闪回的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女儿在世的时候，她也与女儿口角相加，女儿甚至骂她是贱人，而作为母亲，她也很失身份地诅咒女儿被奸杀而死。

但在女儿真的被奸杀之后，她内心里的过去的暴戾情绪便爆发出来，她立起了广告牌，把矛头指向她认为不作为的社会，同时又升级成暴力行动，但是仔细辨识一下，她的暴戾情绪不仅仅是女儿的被伤害这一个原因导致的，还有她在人生不得志（站柜台）、家庭不幸福（她骂老公的女友为婊子）、儿女不听话（女儿更喜欢父亲，而儿子也对她啧有烦言）这些方面共性的合力作用，而女儿被害，成了她的一个情绪的发泄口，而这种发泄的通道，最顺理成章地直接指向了社会，警察局首当其冲，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暴戾情绪的强烈冲击。影片里有一个她通过一双鞋子表示她内心对话的段落，这一段相当的经典，也耐人寻味，传达出了她内心里的潜台词：“我要折磨那群混蛋。”

警长之死，与她的这种暴力冲击没有关系。警长在自杀前写的信里，说的很清楚，他只不过不想在最后的弥留之际，给家人留下一个病入膏肓的悲惨印象，他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了家人。而他分别给予了亟欲复仇的米尔德里德与性情同样暴戾的警察迪克森留下了一封信，而正是这个死去的警长，他的近乎是鸡汤式的思想遗产，却化解了米尔德里德心中的盛怒以及暴戾警察迪克森的以暴制暴的体制应对。

这就是影片里所张扬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逝去的警长的信中已经交待清楚，他告诫那个暴戾警察：仇恨帮不上了忙，恨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而愤怒的母亲也从前夫的女友那里得到了一句针砭入骨的箴言：“愤怒得不到宣泄只能酝酿出更深的愤怒。”

影片里呈现出对应状态的暴戾警察与愤怒母亲，本来是互为敌人的两个群落代表，实际上就是指向着民众个体与社会体制这两个最基本的站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民与社会。这两个阶层，过去是作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成为国家的最基本的定义的，但是显然这两个阶层如果发生冲突，那将是社会的最大的灾难。为了维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必须在这两个看起来是针尖对麦芒的群体之间建立疏导与沟通机制，这就是《三块广告牌》里真正传达出的寓意。而这个寓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难以拒绝。

既然愤怒的警察与复仇的母亲，他们之间的仇恨是因为错位而层层加码的，而恨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愤怒如果找不到出口，只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浪潮，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克制自己，找到相互之间的谅解之途，去共同对付真正的制造社会动荡的敌人。

影片最后，警察与母亲在强烈的敌对之后，终于释去了各自的心魔——愤怒与仇恨，而是去共同铲除导致他们对立的真正的原因，不管那个凶手是否是真的奸杀了女儿的那个人，只要这种社会的毒瘤存在一天，新的社会对立就会层出不穷地爆发出来，所以，要使得体制与个体之间能够和谐共处，就必须扫除一切害人之马。

《三块广告牌》里既有对人性的反思，更充溢着对社会体制的一种深刻思辨。治国如烹小鲜，那是一种浪漫的比喻，其实治国方策中有着看似简单但细思极深的道理蕴含其中。

《三块广告牌》让我们看到了一场纯粹的刑事案件，如何逐步地向政治运动方向转化，产生了一种刺向社会肌体的矛头，并且这种矛头的锋利性，引发肌体的应激反应，这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这种对立愈演愈烈，酿成更为可怕的社会旋风。但是《三块广告牌》更让我们看到了化解社会动荡的一种技巧所在，这就是消解仇恨、平息愤怒、动用大脑，正是在冷静之后，暴戾警察才能够发现更多的真相，才能心平气和地与愤怒母亲之间取得内心的沟通，获得共同的语言。

电影对两个人心理转化过程的再现，正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对立阶层之间如何从势不两立的对立方，转化成一个战壕里战斗的并驾齐驱者。影片最后警察与母亲共搭一辆车，驶向远方，正寓意着他们从针锋相对到同舟共济的一种可能。这反映出好莱坞电影里总不失时机地透出一种说它幼稚可以、说它浅薄也行的皆大欢喜、明白如画的隐性动机、期许及说白。

但不管怎么说，《三块广告牌》像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更像是一部政治片，一个通过小镇的风诡云谲转化为风淡云轻的周折历程，展示出治国安民的大道理。这就是好莱坞电影里还有一种以小见大、以偏概全、以点统面的深刻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中国电影里缺少的那一部分，在我们沾沾自喜于《红海行动》里有了好莱坞气象之后，我们不应忘了，我们在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解析上，与好莱坞电影的思想意旨上还有不可同日而语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