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二次战役，到底胜利还是失败？看当时周总理分析有多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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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战朝鲜不过一个半月，战场形势就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已从鸭绿江边全线逼近三八线，除襄阳以外，三八线以北的北朝鲜领土全部收复，三八线以南瓮津、延安两个半岛也处于中朝军队控制之下。

1、未来战争的走向

这一重大战果，是志愿军出战朝鲜之前和之初难以想象的。

周恩来兴奋地指出：

“这是震动世界的胜利，其意义超过了国内战争的胜利。…这个胜利的意义所以更大，是由于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看法。就像乌云遮着太阳似的，一个时候的黑暗一下就过去。美帝国主义从仁川登陆到鸭绿江南边的时间不过一个半月，一个半月以后，世界就恢复原来的看法，信心更加强、影响更大。这个扭转局势的胜利，是前线将士们把毛主席的决心实现在战场上，靠着前方将士们勇敢、牺牲、奋斗得来的。”

再往下去，朝鲜战场局势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战争双方是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还是继续打下去，一时间成为局内、局外人思考和议论的热点。

美国决策层围绕着是扩大战争，还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继续进行战争，或者就地停战，在其内部和盟国间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中国方面则面临着是乘势而进，还是见好则止这样一个重要而微妙的战略选择。

从战场呈现的态势看，志愿军已然成为强势一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遭到突然打击后沦为惊恐之师，从上到下弥漫着对战争前景的悲观情绪。

但是，这场战争还远不是一边倒的局面。志愿军入朝后连续苦战，无暇整补，部队进至三八线附近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增加，缺衣少粮，已显出极度疲惫之态。

一方是疲惫之师，一方是惊恐之师，这就决定了下一个战役，无论对于何方来讲，在行动上都会带有相当的勉强性。

第三次战役的筹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2、二次战役产生的战略效果

第二次战役发起之前，中国领导人对战局发展的估计开始趋于乐观。

11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稿上加写道“据我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

14日，他在新华社编发的《综合各方对朝鲜战争反映》文稿上批示：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志愿军入朝表示慌乱，毫无办法”；“各新民主国家领袖和人民对中国志愿军抗美作战表示极为兴奋，我国的国际地位已因此而大为提高，国内人心亦极为振奋，恐美空气大为低落”。

对于前段时间新华社发行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未能准确反映朝鲜战场的胜利，毛泽东表示不满，批评该报“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吓唬中国人”，并提出要对该报“加以整顿”。

11月18日，他给彭德怀、邓华等人发电强调：

“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作战进程发展顺利，毛泽东更是认为朝鲜战场上已出现“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要求彭德怀“鼓励士气，争取大胜”。

从当时情况看，毛泽东所说的“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主要是指这次战役如能达成预定歼敌目标（西线“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歼灭两个美军师及一个南朝鲜师”），就能够迫使美国“知难而退”，创造出“谈判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

虽然后来的实战结果，在歼敌数量方面未能完全如愿，但战役本身产生的战略效果仍然大大超出战前预期。

经过这次战役，中国出战之初的被动局面被一举扭转，中朝军民士气大振，重新燃起了将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之火。

乘势而进，发展胜利，成为中朝方面乃至整个东方阵营的强烈愿望和普遍期待。

3、占领平壤的政治影响

当第二次战役还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就将视线转到充分利用战役成果，争取最有利的军事政治结局上。

11月30日，为激励志愿军连续作战，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高岗、宋时轮等：“不要提过冬休息的口号。”

12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指示西线各军调整部署，主力移至平壤、元山间作战，以扩大战果。

当发现平壤之敌显露出“一夕数惊，极为恐慌”的状态时，毛泽东即判断：

敌方“似正准备撤退”，要求彭德怀派出有力的侦察部队逼近平壤“进行威力侦察，观察情况，并增加敌人恐慌”；并指示：“我志愿军休息五天后，如平壤敌未退则准备先打平壤附近之敌，然后包围平壤，研究攻城方法。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

当日晚些时候，在“大体上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之后，即指示彭德怀派部队“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平壤当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它的陷落与收复，都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

注：

根据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公布的《宪法》，朝鲜的法定首都仍是汉城（今首尔)，平壤为临时首都，直至1972年才正式确定平壤法定首都的地位。

占领平壤，无疑会产生很大的政治效应和心理影响。在国内战争中从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毛泽东，对平壤的收复却相当看重，他以此为题，亲笔给新华社写了两篇电讯稿。

4日电讯稿称：

“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

6日电讯稿称：

“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就战况发展为新华社写电讯稿，是毛泽东指导战争过程中时而为之的即兴之作。

解放战争期间，他就亲笔撰写过《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电讯稿，一时成为战时新闻报道之名篇，甚至被后人看作军事新闻的范本。

中朝军队占领平壤前后，毛泽东一口气写了两篇电讯稿，足见他的关注之切、兴致之高。

4、自信的来源

在这之后，美军退却速度之快、距离之远，远远超出包括毛泽东、彭德怀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和前方指挥员的预计。

这段时间，志愿军发展进攻的目标、终点和结束进攻的时间，始终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动之中，而这种调整和变动，又往往取决于志愿军部队能够跑得多快、走得多远。此时的战场，似乎正在再现国内解放战争后期那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壮观场面。

毛泽东、彭德怀是经历过长期艰苦战争磨炼的大军事家，深知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的强敌是何等的不易，更何况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大的胜利。

两个月前，志愿军刚刚跨过鸭绿江时，从首批入朝部队指战员到北京最高统帅部，对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装备，掌握战场绝对制空权、制海权，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过强大的德军、日军的美国军队较量会出现何种结果，心里普遍没有底，以至大军出动之日，邓华等第13兵团主要领导人还联名发电，要求推迟入朝。

毛泽东当时给彭德怀的电报，也表露过他对志愿军在完全没有空中掩护条件下艰难作战处境的深切担忧，指出：

“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半月，志愿军就以极为落后、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后勤供应条件极差，空中威胁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打了这样的大胜仗，由此而产生的精神激励作用自然是巨大的，也是空前的。

第一次战役结束时，毛泽东就对美国军队战斗力作了一个较低的评价，称“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

而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的战场表现似乎更为差劲儿，这更使得毛泽东确信，与美军作战，“能不能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下一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赢得最后胜利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志愿军前线部队对美军作战的经验总结，以便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指导下一步战争。

5、二次战役胜利的意义

从来自前方的作战经验中，毛泽东得出这样一条重要的判断结论：

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周恩来在阐述志愿军两次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时说：

许多在前线的人觉得，与国内解放战争一次战役动辄歼敌十几万、几十万人相比，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取得的胜利并不算大，甚至还有人讲“这还不算胜利”，周恩来指出，不要以为这不是胜利或者说胜利不够大，而要告诉前线的将士，你们的胜利超过了你们在国内的胜利。
因为“在性质与意义上来说，这一次是走向反对帝国主义直接的战斗”；“过去我们所打的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蒋介石反动派，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着的是打着联合国旗帜的所谓五十四个国家。世界上号称最强也是最后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我们打败了，这是震动世界的胜利，其意义超过了国内战争的胜利”。

对于作战中付出的代价，周恩来也作了分析。

他说：

我们的胜利得来是不简单的、不容易的。我们付了应该付的代价，这是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而且比我们在解放战争中所付的代价要大一些。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如果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付出的代价可能减少一些，但也不可能减少很多，原因在于“这次作战的基本特点，是出国作战，情况不明，对朝鲜的地形、气候、居民以及友军等情况都不熟悉，并且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敌人，虽对它的准备、战斗力等等，大体上清楚，但对敌人的战术性、面对面的问题，常常是不很清楚的。
那么，这些问题是否能完全避免呢？不可能，这只有出国参加战争以后，才能知道。…我们出国作战，就不可能在国内把一切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出去。而且当时情况很紧急，敌人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不可能再延长出国的时间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过江作战，而又是严寒的冬天和十分困难的地形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也就很大”。

周恩来还指出，尽管志愿军为取得作战胜利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与敌人相比，敌人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志愿军。敌人仅伤亡和被俘的就在5万人以上，至于非战斗减员，我们无人知道，但可以设想，它的非战斗减员是不会少于志愿军的。他说：“即使我们和敌人的伤亡相等，而我们取得了震动世界的胜利，其意义之大也是空前的。”

6、苏联的态度

一直关注着朝鲜战事发展的斯大林，对中国军队参战后取得的重大胜利喜出望外。

12月1日，志愿军第二次战役鏖战正酣之际，他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给毛泽东发来贺电，盛赞“你们的胜利不仅使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而且也使全体苏联人民感到高兴”，表示“向你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

电文里有这样一段热情洋溢的话：

正如苏军在与第一流武装的德军交战中取得了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变成了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一样，在反击现代化的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地也将取得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

这里，斯大林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胜利与苏军在卫国战争中的胜利相提并论，认为这一战果标志着中国军队已进入世界强军之列。这个评价对中国领导人无疑是一个鼓舞，同时反映出苏联这个最重要的盟友对朝鲜战争进程和结局有了更高的期望值。

这段时间，苏联方面有关志愿军作战情况的内部报告，也指出志愿军在战役作战中暴露出来的若干缺陷：

一是“兵力和装备沿全线平均部署，没组织突击集团，各军都是在独立的方向实施突击，在敌之薄弱环节没实施强大突击”；二是“没有组织第二战役梯队，结果第一梯队取得的战果没得到发展”；三是“部队行动不坚决，尤其是正面进攻部队，这使敌人有机可乘，毫无阻力地后撤，并重新部署”；四是西线第13兵团“在敌最危急时刻一其主要兵力在横渡清川江之时，停止了进攻，当时以第40、第38和42军之兵力很容易包抄敌人”；五是东线“第9兵团之第20和第27军，在合围敌人后，行动迟缓而不坚决。留作预备队的第26军未被用来对咸兴方向实施突击，以建立外合围圈”。

7、要不要越过“三八线”？

志愿军向南推进，很快就面对要不要过三八线的问题。

一些战史研究者认为，当时毛泽东主张过三八线，而彭德怀不同意过三八线。其实，从现有史料看，在要不要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实际上并无严重分歧，只是对何时越线有过不同的考虑和盘算。

早在12月4日，彭德怀在部署第二次战役追击行动时，就判断美韩军遭受严重打击后，“有退平壤、元山线构筑新防线可能，亦有退守三八线旧防线可能”，因而决定以“西线主力围攻平壤或南越三八线威胁汉城”，并提出“如敌放弃平壤、元山线时，我即追越三八线，相机进攻汉城”。

也就是说，第二次战役尚在进行时，彭德怀就预见到志愿军下一步必将越过三八线作战。这里，越线作战是作为战役发展的必然结果提出来的。

同样，彭德怀后来建议志愿军暂时不过三八线而在该线以北数十里休整补充，以便来年再战，也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12月5日晚，受彭德怀委托，由邓华主持，志愿军总部在军隅里以东10公里处第38军军部召开作战会议，总结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经验，并讨论下一步行动。西线各军领导均参加了会议。据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记述，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会议开得轻松愉快。

会后，邓华、韩先楚电告彭德怀：

“各军师干部，一致认为继续南进作战，是完全正确的，表示虽有困难，如缺粮无鞋等，仍很有信心歼灭敌人，完成任务。”

这表明，彭德怀关于“西线主力围攻平壤或南越三八线威胁汉城”的意图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得到与会军师指挥员的一致赞同。

12月8日，志愿军党委开会研究下一步作战，打过三八线可能面临的困难引起与会者的注意。

会议认为，经过连续两次战役，志愿军虽给予“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歼灭美军主力。

美军每天出动飞机对志愿军后方供应线轮番轰炸，使得用于后勤运输的车辆大部被毁，物资被烧，几十万人的粮弹被服全靠夜间突击抢运，不能按时补给供应，真正能运到第一线的物资只有一半，致使有的部队每天只能吃一顿炒面或玉米粥，有的部队甚至在战斗最紧张时连续几天饿肚子。

缺少棉衣棉鞋的战士很多，现已进入冬季，特别是东线，气温下降到零下30℃甚至更低，造成大量冻伤减员。如果继续向南进攻，交通运输线又将向南延长几百公里，势必进一步加重后方供应困难。再加上部队在两次战役中伤亡减员数万人，也急需整顿补充。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彭德怀于当日18时致电毛泽东，就下一次战役是否过三八线表达了意见，从这一电报的内容看，彭德怀认为，是不是打过三八线，着眼点应放在越线后能否达成歼灭敌人的目标上：

如果能歼灭美韩军各两个师或予以歼灭性打击，则“进越三八线，相机夺取汉城”；若达不到上述歼敌目标，即使能够越线也暂时不越，以免增加下一步歼敌的困难。

为了给过三八线作战创造条件，彭德怀还提出了战役准备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部队兵员补充、改善后勤补给和空军进入朝鲜境内机场掩护后方交通线等。

考虑到以上各项准备所需要的时间，彭德怀认为，“决战攻势”应推迟到明年3月上旬开始。

第二日，周恩来看到彭德怀来电后注意到，电中所提的若达不到歼敌目标，则暂缓越过三八线的意见，在将该电呈送毛泽东时特地在电文空白处写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主席：请考虑战略企图与战役计划的结合，是否在第二种情况下须推迟至明年三月初再进攻汉城。

显然，周恩来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所以，他特别向毛泽东提出了“战略意图与战役计划的结合”的问题。

而当时，在何时越过三八线问题上，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和志愿军总部的战役计划出现了不一致。周恩来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前线部队的难处和前方指挥员的意见，推迟过三八线，以便为下一步作战作更为充分的准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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