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观察，欧洲多国支持巴勒斯坦抗议

头戴阿拉法特式“库非亚”头巾，手里挥舞着巴勒斯坦“西瓜旗”，欧洲多国大学生正在接过美国学生转来的接力棒，走上街头，占领校园，要求立刻结束加沙地区的种族灭绝。5月初以来，欧洲多地爆发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游行。欧洲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另一个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游行的中心。真实的战场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即便是顶着美国总统拜登断绝武器援助的威胁，也要进军拉法地区。然而，以色列的袭击已在加沙造成35034人死亡。以色列民众也有1139人丧生。不过世界各地抗议的声音似乎并没有传到特拉维夫。iWeekly五月初走访观察了欧洲多国抗议，为您还原抗议现场。

阿姆斯特丹万人游行

当地时间5月11日下午2时许，近万人聚集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达姆广场（Dam Square），参加当地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这场游行从达姆广场开始，一路行进到几公里之外的博物馆广场（Museumplein）。那里有荷兰国家博物馆、梵高博物馆等一众博物馆，收藏有伦勃朗的《夜巡》、梵高的《向日葵》、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工》等知名画作。在博物馆广场，示威者扬起了巨幅巴勒斯坦国旗，向当地政府和公共机构表达诉求：停火，停止种族灭绝，以及“抵制和撤资”（Boycott and Divest）——要求当地公共机构抵制与以色列的合作。

根据荷兰媒体DutchNews报道，这场游行由阿姆斯特丹本地的巴勒斯坦社区、阿姆斯特丹市内大学学生组织、部分左翼政治团体发起。现场维持治安的阿姆斯特丹警察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广场附近，但未见安排过多警力。阿姆斯特丹警方告诉iWeekly，这场游行在当地警察局进行过备案，并获得了批准。游行沿途都有身穿荧光马甲的急救和辅助的工作人员。

“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必须被解放。” 这一口号经常出现在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支持巴勒斯坦集会上。在阿姆斯特丹的游行示威中，这一口号也频繁被示威者使用。然而这一口号本身的争议性，一直以来都是“反犹太主义”指控的风暴眼。不过就在哈马斯-以色列冲突开始不久，去年10月下旬，荷兰最高法院裁定，这句口号在荷兰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畴。

游行示威现场很多人佩戴了阿拉法特式的“库非亚”头巾，有人高举巴勒斯坦国旗，也有身上佩戴西瓜配饰表达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由于和巴勒斯坦国旗配色相似，西瓜成为示威者表达支持的符号。“库非亚”头巾则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已故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Jassir Arafat）的标志穿搭。1993年，正是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巴以达成了《奥斯陆协定》，这也成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基本框架之一。也是在这份协定中，巴以双方达成两国方案边境的共识：1967年边境。

“占领校园”运动在欧洲面临困难

阿姆斯特丹5月11日的示威游行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5时。尽管这次游行相对顺利，但是iWeekly也观察到现场有部分示威者佩戴了口罩，或者用头巾包裹住全脸。同时也有示威者拒绝被拍摄照片。在游行示威接近尾声时，部分停留在博物馆广场的示威者甚至遭受到一群黑衣人的袭击。这反映出欧洲支持巴勒斯坦抗议的复杂现状。

与美国学生以搭帐篷的方式占领校园的抗争方式不同，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园抗议在欧洲演变成了学校和学生乃至教职工之间的拉扯。就在这次游行前不久，荷兰警方刚刚驱散了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内的占领校园抗议。因此5月13日，荷兰数所高校学生开始组织“校园散步”行动（walkout）。不过根据Politico Europe报道，这场活动随即演变成了占领校园运动。学生再次被驱散后，阿姆斯特丹大学宣布关闭2天。

就在荷兰游行前不久，当地时间5月7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也发生了占领校园的运动。当天下午1时许，柏林自由大学的教职工收到了一份邮件：“目前警方正在对 Rost-, Silber- und Holzlaube 大楼进行搜查，随后将会封锁这些建筑。请通知您的员工，并安排他们在剩余的时间里在家办公。” Rost-, Silber- und Holzlaube 大楼是柏林自由大学的主楼，大学半数以上科系都在这栋大楼中工作教学。当天抗议者在大学校园内部支起帐篷，准备占领教学楼。当天下午3时许，本地报纸《柏林时报》（Berliner Zeitung）就报道称，警察已经对运动清场。据称，警察在清场时使用了胡椒喷雾。

与柏林自由大学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抗议并没有受到警察驱散。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Gaby在现场参与了游行。Gaby告诉iWeekly，当时警察只是一旁维护治安，抗议的人在现场声嘶力竭地喊。“这就是很典型的德国抗议”。根据Gaby提供的照片，法兰克福当时的抗议并非是“占领校园”的形式。

“反犹太主义”争议

和“反犹太主义”搭上关系是欧洲各公共机构在面对抗议运动时共同的担忧。但是各国对于何种行为是反犹太主义的，判断标准也各有不同。在德国这种判定标准极为严苛。一个在社交媒体上以“柏林学生联合会”身份出现的团体宣称对柏林自由大学的占领行动负责。据称，这个团体由柏林各高校的学生组成。学生联合会列出了他们对大学的要求。其中包括呼吁“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制止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还呼吁全面学术和文化上抵制以色列，并停止与以色列大学的所有合作。这一团体明确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 Boycott, Divest and Sanction）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于2019年5月被德国联邦议院谴责为“反犹太主义”。

与此类似的，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洪堡大学也发生了类似的占领活动。参与了洪堡大学占领活动的留学生Moty告诉iWeekly，当时洪堡的活动是在大学市中心校园内的院子中进行的。活动开始1小时后，柏林警察迅速拉开了隔离线，封闭了现场，只能出不能进。现场约有20个警察左右。在被问及为何学校会如此迅速地呼叫警察清场时，Moty说道：“按德国法律校园是属于私人领地的，本来就理论上是不可以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原来可以在学校里抗议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议题没有那么敏感，或者类似于学校领导层面的有沟通和默许，不然理论上来说，可以随时叫停。”

柏林自由大学在网站上刊出的一份问答印证了Moty的说法。柏林自由大学称：“在柏林自由大学场所内的封闭空间举行的示威或类似的政治活动，理论上需要获得柏林自由大学的批准，或者至少需要大学的授权，才能进行。” 在柏林，在公共场所举行的集会和示威必须提前至少48小时向相关当局登记，才能发布广告。不过根据Moty的说法，洪堡和自由大学的活动未能登记，也未取得校方允许。

“比例性原则”成为对于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立场的学校批判以色列的切入角度。“比例性原则”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基础性原则之一，意味着一国实现一个合法目标的的手段必须是的合理和理性，同时不能过度侵犯个人或其他国家受保护权利。柏林自由大学占领运动发生的同一日，比利时根特大学也开始了占领校园运动。现场视频显示，学生和部分教职工参与了这次运动。他们将之称为“用过夜对抗种族灭绝”（Sleepover vs Genocide）。形成对比的是，根特的占领运动未受到校方制止。甚至在占领开始前一天，根特大学校长给校职工和学生发了一份内部邮件称，会根据根特大学的人权政策调查与以色列的合作情况，不希望根特大学的国际活动涉及人权侵犯。“加沙的严峻局势无人不为之动容。尽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并不是近年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去年十月暴力升级以来，人力和物力损失极为严重。以色列对哈马斯恐怖活动的回应是不成比例的，并伴随着系统性和广泛的人权侵犯。”

（Gaby和Moty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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